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建立、维护和发展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的经济秩序，而确认或创设的各种有关经济问题的规则和措施的总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五种依次更替的经济制度，即原始公社经济制度、奴隶制经济制度、封建制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云南经济制度的演变脉络与内陆大致相近，并有其特点。滇池、洱海地区大量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表明云南进入了原始社会。剑川海门口遗址则说明，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前，云南先民就已经使用青铜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公元前286年左右，楚国将领庄蹻率军入滇，加速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滇池地区进入了奴隶社会。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今云南、贵州的部分及四川南部），鼓励拥护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吸收“夷”人组成“夷汉部曲”，建立官营屯田，扩大劳动力来源，广泛使用铁器，滇中、滇东北等地出现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唐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崛起，先后建立并长期存在的南诏国、大理国等地方政权，促进了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云南经济制度从而由封建农奴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1274年，忽必烈选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昆明成为“工商甚重”的大城。明王朝以30万大军消灭了元梁王势力平定云南之后，推广“军屯”“民屯”“商屯”制度，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从社会经济内部加速了封建农奴制的解体，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云南也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同时，官办企业缓慢兴起，形成在城市国民党政府和云南地方官僚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农村则存在封建主义经济和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同时并存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农村还存在着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在汉族聚居和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云南内陆广大地区，处于封建地主制的社会经济形态，农业生产力与内陆各省相近；居住在边疆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9％，处于封建领主制（土司制度）的社会经济形态；居住在宁蒗县小凉山的彝族，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处于奴隶社会或奴隶社会末期；另一部分居住在边疆山区的少数民族，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0％，则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从总体上看，全省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发达。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云南的建立，与全国同步。1952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云南省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上是实行民主改革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交错进行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地方，紧接着就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通过民主改革，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省范围内建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一大二公”的制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云南同全国一样，逐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时期。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2016年，云南省生产总值14719.95亿元，其中国有经济6072.06亿元，占41.25％；集体经济1751.40亿元，占11.9％；非公有制经济6896.49亿元，占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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