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现状
通过整理中国土地流转网发布的数据及对武汉地区所辖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数据,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土地流转现状。
(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区域
从农村土地流转区域的比较看,华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占全国总样本数的30.22%,在全国六大地区中占比最高;其次是华东地区,占21.78%;再次是东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比重占19.53%;以下依次是:华南地区占10.71%,西南地区占7.52%,华中地区占6.92%,西北地区占3.33%。华北和东北地区各地农业发展不均衡,差距较大,并且同一地区中经济发达的省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
(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
租赁方式在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中最普遍,也最受农户欢迎;转让方式也比较普遍,有少量的农村土地流转采取的是转包和合作入股方式,只有个别农户采取互换方式进行土地流转。
(三)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10~1 000亩的土地流转面积最受市场欢迎,占调查总样本的68.89%。这反映中等规模是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特点,与中央提出的适度规模相吻合,说明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农户认可的土地流转规模普遍在5亩以下,低于全国中等规模水平。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大小对农户采用何种流转方式基本上没有影响。
(四)农村土地流转年限
调查发现,流转年限在21~30年之间的土地最受市场欢迎,占样本数的29.96%。这反映中等长度的流转年限是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特点,与中央政策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相吻合,说明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农村土地流转年限的长短对农户采用何种流转方式基本上没有影响。
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现状的成因
(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特性分析
1.农村土地的资产专用性。农村土地有固定位置和特殊用途,经济主体一旦在土地上进行特殊用途的耐久性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农村土地具有较高转移成本的这种特性,容易受到对方毁约的威胁。调查中有60.47%的农户认为流转双方可以约定随时中断流转合同,39.53%的农户认为流转双方不可以约定随时中断流转合同,从中可以看出,流转合同的不规范是阻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原因之一。
2.农村土地流转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既要面临来自环境或市场的不确定性,又要面临来自交易对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前者是指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性。由于农村土地的长期成本和收益受所处环境或市场的影响较大,所以人们难以准确预测农村土地未来的价格、数量和质量等情况。后者是指交易双方策略性地隐瞒、掩盖或扭曲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不确定性。长期交易的不确定性较大,经济主体对农村土地长期成本和收益的综合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调查中担心转出后难以收回的农户最多;同时,只有10%的农户有转入土地的意愿,其余的农户都希望土地保持不变;即使进行土地流转,75%的农户只愿意在本组内转入土地,60%的农户只愿意将自己的土地转出给熟人。
3.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频率越高,交易的规制结构的费用越能得到补偿。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加快,但从全国总体来看,农村土地流转的频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在调查中绝大部分农户没有实际进行过土地流转,只有少量农户流转过土地。
(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费用分析
农户个体、政府相关部门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以及农村土地较强的资产专用性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的原因。[1]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会放大交易费用。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费用主要有:
1.搜寻和信息费用。农地流转主体首先需要获得有关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信息;其次需要了解有流转意向的农村土地的各方面信息,用于比较这些土地的成本与收益;再次还需要搜寻交易对方和潜在竞争者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的信息、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的供求信息;最后还需要掌握有关村集体和国家的政策。然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不发达,尚未成为提供市场信息的主要力量;政府提供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的渠道狭窄,作用有限;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覆盖面小、信息量不足、时间滞后。面对过高的搜寻和信息费用,农户更倾向于在熟人之间或村集体内部进行土地流转。63.64%的农户主要通过私下协商的途径流转土地,36.36%的农户主要是经村组协调流转土地。
2.谈判和决策费用。交易双方对是否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流转的面积、价格等做出决策,实际上就是对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分割和成本分担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然而,达成一致的谈判过程是艰难的,由于农户提防交易对手的机会主义行为而难以做出交易决策,增加了决策费用;又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组织不发达,农村土地交易信息不完全,特别是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定价体系,交易双方在流转价格的确定上讨价还价,增加了谈判费用;还因为政府与农户一样,在不确定条件下获得的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不完全决定了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决策行为的有限理性,政府有运用非对称的垄断力量影响农户交易决策、侵害农民利益的可能。上述多方面的不确定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过高,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在被调查的农村中,90%的农户愿意保持土地不变。
3.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履行费用。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主要在熟人间采用口头协议,要监督和检查合约的执行情况,防止违约行为的发生,会产生监督费用。调查中45.45%的农户倾向于选择租赁方式,11.36%的农户倾向于选择转包方式,2.27%的农户倾向于选择转让方式,40.91%的农户倾向于选择互换方式,相对来说,租赁和互换方式的监督和合约履行较容易。有限理性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在签订合约时一方可能策略性地隐瞒、掩盖或扭曲信息,特别是当市场条件变得对交易的某一方不利时,他可能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借口约定条件改变而停止执行合同,从而给合约的另一方带来损失。调查中47.73%的农户倾向于选择口头协议的方式,52.27%的农户倾向于选择书面协议的方式。即使有少数农户签订了书面协议,也没有明确的期限。调查中60.47%的农户认为流转双方可以约定随时中断流转合同,39.53%的农户认为流转双方不可以约定随时中断流转合同。我国农村中就普遍存在转入方违背合约,改变土地状况的现象,同时也存在转出方违约要回土地的情况。调查中39.54%的农户担心转出后难以收回。因此,一旦参与流转的主体之间发生纠纷,又难以完全凭借协议解决,必须有一个中间人来参与,或是村集体调解,或是法院裁决,发生的实地调查费用、手续费、诉讼费等违约成本增加了合约履行的费用。
三、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土地的收益权与处置权
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当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土地的使用权非永久性地让渡时,收益就由土地使用权让渡者和使用权购买者分享,形成了收益权的分解。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是永久性的出让,也可以是期限长短不等的租约,不同的流转方式又形成了处置权的分解。同一块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环节越多,其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分解就越细致。[2]
农户土地经营中的收益权和处置权的不完善,增加了交易费用,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应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进一步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及边界,使产权从低效人的手中转移到高效人的手中,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
(二)发展中介服务组织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土地使用权流转价格要公正合理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土地资产评估机构要科学估价,信息服务机构要及时准确传递价格变动信息,引导土地使用权按照市场需求合理流转。法律服务机构要引导土地流转各方规范合同的签订,调解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还要着力培育土地金融服务中介机构,使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与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3]
(三)尝试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券化
通过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折股量化,以某种证券形式在资本市场上流通,形成合理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降低搜寻和信息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发挥市场对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功能。农民可以利用手中证券化的土地使用权入股投资,减少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履行费用,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或者农民用土地使用权证券进行抵押,获得农业生产所需的信贷资金,让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能够保值增值。
(四)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的制度保障
具体来说,一是必须严格控制土地的流向,避免耕地资源的流失;二是严格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补偿机制,严厉制止各种强占与寻租行为;三是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对放弃土地的农民应该在身份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提供援助,特别要强化对可持续的就业能力的培训;四是为避免土地流转与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垄断,有必要对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身份、方式与范围做出明确界定,并建立相应的规范机制;五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农民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可能会导致新的贫富差距,应建立合理的税收调节机制。[4]
参考文献:
[1]李明秋,王宝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农地使用权
流转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2]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
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黄英良.交易成本和农地使用权流转组织形式的选择
[J].理论学刊,2008,(10).
[4]陈晓娜.基于制度视角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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