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伦理写作课上的苹果与FBI之争》
苹果公司在涵盖2015年上半年的最新透明度报告中表示，期内该公司收到美国执法部门3824宗调取设备信息的请求，它在81%的案件中提供了数据。
站在苹果一方的学生们也主要有两条理由：第一，任何事情都会成为事实上的先例，现在已经有7宗其他案件也要求苹果提供解码帮助，对公民隐私权和其他权利的侵犯，都是一点一点开始的，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第二，用14个受害者为理由，在说理上是“论理谬误”(fallacious reasoning)，它诉诸对方或其他听众的同情和害怕，而非对问题的理性思考；它同时也是一种说理的“谬误手段”（fallacious tactics），故意用煽情手法来争取公众支持。这两种谬误，前一种是无心之过，后一种是有意的宣传误导。
苹果说必须要保护公民隐私权，这个理由是美国人都能接受的。保护公民隐私权就是守护公民的某些个人“秘密”。但是，每个人又都有安全的需要，为了保障与自己有关的公共安全，许多美国人也都愿意在“守秘”问题上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不是坚守某种关于“秘密”的不变立场。
学生们在讨论中还提出，与公民秘密相对的还有另一种秘密，那就是政府的秘密。“棱镜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一直到今天，泄露“国家秘密”的前国家安全局合约外判商员工爱德华·斯诺登仍然是通缉要犯。学生们在讨论中达到的共识是：政府保守秘密与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是同样有害的，其中，政府的秘密尤其可能对民主政治形成威胁。他们也都同意，每个具体的事情或情况都是不同的，因此，确实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秘密”的不变原则。
对某事保守秘密，也就是对它保持沉默。美国伦理学家博克在《秘密》一书里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伦理思考。她把沉默视为秘密的一个方面，“沉默是秘密的第一道防线——希腊语arrétos（“不可言”）就是这个意思。开始的时候，它是指不说（unspoken），后来也指不可言说（unspeakable）、语言无法表达（ineffable）和禁止言说（prohibited），有时候也指讨厌的和可耻的事情，这样一来，秘密的多种意思就全齐了。”
秘密是正大光明的反面，狡诈、阴暗、偷偷摸摸、避人耳目、鬼鬼祟祟，因此，人们会由秘密联想到说谎、否认、抵赖、欺骗。这样的联想甚至让人们以为，所有的秘密（尤其是用沉默来保守的秘密）都是欺骗。这是把秘密与保守秘密的手段错误地混为一谈。其实，沉默不等于秘密，沉默只是保护秘密的手段之一。
将秘密误以为欺骗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的欺骗都与保守某种秘密有关，至少它要为自己是欺骗这件事保守秘密——骗子一定不能让别人知晓或察觉他在行骗，否则他的欺骗也就失去了效用。当然，也有不在乎欺骗效用的欺骗，因此无须保守自己是欺骗的秘密，这种欺骗被称为“公开的谎言”。这是一种欺骗者和被欺骗者都心知肚明的欺骗。虽然所有的欺骗都需要秘密，但并非所有的秘密都是为了欺骗，那些被允许或被认为应该保守的秘密经常被称为“隐私”，如家人的亲密关系、匿名投票、个人信息的保密，等等。
同样，沉默是言论的反面，让人联想到的首先是对言论的压制。沉默是因为存在着限制自由公开言说的禁忌、惩罚、恫吓、恐惧。这样的联想让人推导出沉默总是与某种负面的事情有所关联。沉默是因为有人用强制手段在压制言论，而压制言论和制造沉默，则是为了保护某种秘密。
对沉默的负面看法与对秘密的负面看法颇为相似，人们会问，既然你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沉默，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要保密？民主的公开原则，便是基于这种“不亏心无秘密”的想法，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说，“秘密意味着不规矩”，既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亏心事，那就公开，不公开一定是因为有猫腻。人们普遍要求政府政务公开，要求媒体自由、言论自由、公民知情权，是因为相信这些是监督政府的最佳方式。他们把保密视为不民主的借口，也都是基于这样的看法。
许多社会学者和心理分析师也把秘密本身视为负面的东西，人们所隐藏的往往是他们视为可羞耻的事情，因为不好而不想让他人知道。个人在生活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好事情保密，他们也许会有顾虑，怕露财招嫉恨、显露会被视为炫耀、没城府或没教养，等等。但是，政府和政客往往是没有这种顾虑的，他们有好事巴不得大肆宣扬，引为政绩，所以他们的秘密更令人起疑。
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相互联系的秘密和沉默之所以被视为有害，有三个根本原因。
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秘密和沉默是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相悖的，强行命令保守秘密和保持沉默，必然以侵犯公民权利和人权为代价。
第二个原因是，人对秘密的负面看法与害怕秘密有关，秘密让人怀疑是有阴谋诡计。凡人都会害怕被暗算，害怕被报复，害怕我在明处、人在暗处。一般人都本能地不喜欢，也不信任秘密太多的人。他们要求公开，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公开有助于预测危险，碰到意外情况可以按常理出牌，合理应对。秘密增加了坏事的不可预测性和人的不安全感，破坏了生活的品质。
秘密对有秘密者也不是一件好事，人要坦荡荡才自己心安，秘密太多，人难免心理阴暗。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说，秘密行事是一种心灵毒药，秘密行事的人会在群体中被疏离，人们会把这样的人视为“行事鬼祟”。同样，秘密多的政府也会被视为不能正大光明，必然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或利益需要隐瞒。民众强烈要求官员行事坦然和公开个人财产，不仅是他们的知情权范围，而且更是因为他们需要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和操守能够保持一种常态的放心。
第三个原因更为重要，那就是，权力与秘密的结合必然产生腐败，而这样的腐败总是需要用强行维持沉默才能遮掩，因而必定产生暴虐的统治。同时，权力与秘密的结合，本身就是暴虐统治的产物。博克指出，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应该与他说过的另一句话结合起来理解。阿克顿说，“每一件秘密的事情都会变质，即便是正义的行政也不例外。任何一件不容讨论、不能公开的事情都是不保险的”。
博克说，阿克顿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秘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极端危险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秘密都带有腐败和非理性的危险。如果他们对别人有不寻常的权力，而权力又是秘密运用的，那么滥用权力的诱惑就会非常之大。”雇主对员工、上司对下属都可能以秘密的手段来滥用权力，这已经足以造成很大的危害。如果政府以秘密的手段来滥用权力，那就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 /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伦理写作课上的苹果与FBI之争》，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9期总第5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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