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思想嬗变中的汉唐质量管理体制
秦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推崇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思想，“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商君书?开塞》）。当时的质量管理体制就是在这种重刑思想下建立起来的。
秦朝沿袭先秦传统，设少府负责管理手工业制造，并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称为“工室”。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度量衡，监制了大量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各地，规定度量衡器不符合标准要予以处罚，手工业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每年至少校正一次，“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
秦朝每年对官营手工业产品质量实行考查，“省殿，赀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省三岁比殿，赀工师二甲，丞、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给”（《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产品被评为下等的，对工师、丞、曹长和一般工匠处以不同等级的罚款，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的处罚加重，却不见对评为上等的进行奖赏的规定，这种质量管理制度与当时重刑轻赏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秦朝重刑思想对于质量管理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大兴土木带来的繁重徭役当中。《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规定百姓不仅要无偿服徭役，还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兴徒以为邑中之红（功）者，令?堵卒岁。未卒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政府征发徒众作城邑工程，建造者要对所筑的墙担保一年，如果不足一年墙坏了，必须重新修筑，而且不计入服徭役的时间。工程浩大的秦长城、气势恢宏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灵渠……秦朝之所以能够创造质量史上的诸多奇迹，都是由于对工程质量的严苛要求和对黎民百姓的无限压榨。毋庸置疑，这种暴政式的质量管理体制并不可取，它同样是导致秦朝建立十余年就宣告覆灭的重要原因。
汉初经济困顿，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到汉武帝时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统治者为巩固专制统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弱化，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开始形成。
汉朝由大司农和少府两个机构管辖手工业，在地方设工官和铁官，基本上沿袭了秦朝体制，丝织、陶瓷等手工业得到了发展。武帝出于政治目的（联合大月氏抵御匈奴）派张骞带着大量丝绸从长安城出发出使西域，反而打通了西域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播之路。
到唐朝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盛况空前，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引发了文化交流的大潮，出现了万朝来贺的景象，增强了儒家文化的辐射力，日本曾先后派出十几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儒家文化。丝绸、瓷器等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抵达欧洲、日本、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质地精美的出口器物激发了西方对于中华文化的向往和认同，也反过来影响了唐朝的质量管理制度，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产品产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升。
作为盛世王朝，唐朝十分注重质量管理。工部主管官营手工业，下设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铁、互市等监”，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总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监”，军器监“掌缮甲弩，以时输武”。（《新唐书?百官志》）
唐朝的新工习艺制度比前代更为严格，“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架之工，二年；矢链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异啧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承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新唐书》卷四八），精细工艺学习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习艺的新工每个季度和每年年终都要接受考核。工匠制造器物由官方立样，“诸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唐令拾遗》关市令第二十六），制作流程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唐朝对于入市商品的质量要求十分严苛，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者亦为滥。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贩卖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杂律?器用绢布行滥短狭而卖），严惩在市上出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因出售质量不合格物品渔利较多的，不仅自制并出售物品的人要予以严惩，贩卖质量低劣物品的人也要接受同等处罚，市官和州县官司知情的处同等刑罚，不知情的减二等处罚。
较为完善的机构设置、合理的职权分配、严谨的工匠培养制度、严格的制作过程把关、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官商同罚的惩罚措施等成为唐朝质量管理体制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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