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号吴季子,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因受封于延陵,故又被称为延陵季子。孔子极其仰慕季札,认为他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孔子在季札去世后,曾经手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司马迁对季札的评价是“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季札因其一生践行诚实守信、恪守礼法、仁爱宽厚的君子风范,被世人推崇备至。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思想把诚实守信作为君子立身、立言、立德所必备的内在品质。据统计,“信”字在《论语》中共出现38次,其中有24次是表示诚信之意。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是卫灵公篇中孔子提出的君子四条行为准则,即“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中指出,“君子不亮,恶乎执?”荀况在《荀子·不苟》中记载,“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
季札的君子风范体现在诚实守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出使中原途经徐国,徐国国君殷勤招待。季札看出了徐国国君对自己身上的佩剑甚是爱慕,只不过碍于面子没有说出而已。季札也想成人之美将佩剑送他,但囿于身负出使重任尚未完成,而佩剑又是象征使节的重要饰物,所以暂时不能相送。季札在心里暗自作出决定,待出使任务结束后再将佩剑赠予徐国国君。然而,当季札完成出使任务回程途经徐国时,却得知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于是季札立刻赶到徐国国君墓前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墓前的树上,赠予去世的徐国国君,以示哀悼。季札的随从不解地问道:“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札正色答道:“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不难看出,季札此举不以生死为碍,不以心约无凭为托辞,毅然践约,堪称君子诚实守信的典范。
恪守礼法。恪守礼法既是君子风范的内在要求,也是君子风范的重要体现。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曾对礼法有过论述。如儒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礼法观点,荀子将礼仪教化和法度规范并行,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礼法观点;法家在吸收继承儒家德治思想基础上虽然提出“重法轻礼”的礼法观点,但最终目的是要以“法定之礼”来代替儒家的“道德之礼”。可见,礼是人之为人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个体得以成长的通道。君子不学礼,则无以立。
季札的君子风范体现在恪守礼法。在《礼记》《左传》《史记》等众多经史典籍中,记载了延陵季子的很多言论行动,特别是其恪守礼法主动让国的高行备受后人称赞。据《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吴王寿梦有诸樊、余祭、余昧和季札四子,由于季札贤能出众,故寿梦欲立其为吴王,但季札却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于是,寿梦乃嘱长子诸樊:“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寿梦卒后,长兄诸樊执掌国政。直至诸樊已除丧,遵父王之命让位于季札。季札则谢曰:“夫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可见,吴人要季札当国,季札却欲效“先人之礼”,主动让国。季札让国之举一直为后世的正统观念视为恪守礼法的典范。
仁爱宽厚。“仁”是儒家确立的为人修行的至高境界。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其何为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关键要有仁爱之心。《论语·里仁》中指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孟子·离娄下》中也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可见,胸怀仁爱之心,宽厚待人是君子的重要人格特征,更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前提。
季札的君子风范还体现在仁爱宽厚。季札一生虽然没有直接治国理政的经历,但深怀爱民之心,民为邦本的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其为人处世之中。据史书记载,季札到晋国聘问时,他清楚地认识到,晋国出现社会乱象的根本缘由在于君臣虚骄不问政事,致使民生凋敝。在季札看来,君主治政当以体察社稷民生为本,臣子谏言献策勿以君主好恶为归。吴灭州来古国后,因季札声望较高,吴王便兼封季札于州来,故历史上又称季札为“延州来季子”。《左传·哀公十年》记载,公元前485年,楚国大将子期出兵攻打陈国,延州来季子受陈国之邀前去救援。季札亲会子期,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行休战劝说。季札说,楚陈二国君王不但不修德政,还竞相使用武力争夺霸权,老百姓又有何罪过呢?我请你退兵,是为了让你取得一个好名声,以便致力于修养德行和造福百姓安宁。子期听完季札劝说后,很受触动,随即撤兵而退,避免了一场战争灾祸。季札大义救陈之举体现了他务德安民的政治理念和作为君子仁爱宽厚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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