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儋州功绩邓凌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自题金山画像》是苏轼去世2个月前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可谓是作者回首往事，对自己人生功业的一个总结。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才华横溢、青史有名，但其仕宦生涯却十分坎坷，屡遭贬谪。海南儋州是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此地远离中原、孤悬海外，而被贬之时，苏轼已过耳顺之年，年事已高。按说儋州本应是他人生凄凉地，但他却把这里视作自己建功立业的重要地方，待他3年后离开海南时，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京城，“鸟飞犹是半年程”；自然条件艰苦，“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当时被贬至海南的官员大多心灰意冷。初到海南，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他毫不畏惧艰难的处境，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海南百姓交往并有所作为。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在海南，依然受到朝廷权臣的压制。他虽官任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但朝廷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苏轼本可不理政务，清闲度日，但他始终关注民生疾苦。苏轼居儋耳，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滩积水而饮，以致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远近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疾病大为减少。
　　当时海南流行一种传染病——疟疾，百姓缺医少药，只得转而求助于巫术。苏轼曾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描述此情景：“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苏轼一面亲自到乡野采摘草药，一面托人从广州太守王敏仲那里要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药物——淡豆豉，用药食两用之法为民祛病，疗效甚好。后来，当地百姓广泛种植黑豆，配以草药，终于治好了疟疾。
　　由于当时海南交通闭塞，仅有少量船只与内陆中原地区相通，因此与中原文明几近隔绝，大多数地方还在“刀耕火种”。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式，阐释“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的农耕之理，鼓励百姓“云举雨决，妇姑毕至”，并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
　　由于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海南文化发展相对迟滞。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苏轼始于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书声琅琅、弦声四起”的文化景况，“乡人多受其惠”。由于苏轼是蜀州人（今属四川省），因此讲学所持为蜀地之语，此种语言，较当时海南地方口音更易让人听懂。因此，苏轼的讲学，也使得海南与内陆地区的语言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时至今日，儋州地区的口音较海南其他地区都略有不同，其尾调颇似四川口音，儋州人形象地称之为“东坡话”。
　　在苏轼的学生中，姜唐佐是颇有才华者。姜唐佐上广州应考时，苏轼赋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对其极尽勉励之词。待苏轼北归中原后的第三年，姜唐佐考中举人，成为海南的第一位举人。不久，学生符确考中进士，成为海南的首位进士。之后，海南人才辈出，至清光绪年间（1906年）科举考试废除时，共出举人767名、进士97名。其中，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地区，受苏轼讲学教益最深，考取功名的人数比海南其他地方的人数都要多。海南第一位进士是1109年及第的符确，最后一位进士是1889年及第的王云清，虽相距近800年，却均为儋州人，因此有“进士首儋尾亦儋”之说。明代海南进士唐胄编撰的《重建儋州学记》中记载：“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真实再现了海南儋州当时鼎盛的学风。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琼台纪事录》，其中谈道：“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海南三年，苏轼倾心著书立说，续写完成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3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160余篇，创作诗歌170余首。苏轼在海南的作品流传至中原后，成为中原人士了解海南风土人情的一个窗口，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赞曰：“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受苏轼的影响，今天的儋州人依然喜欢吟诗作对，不仅有许多民间诗社，就连儋州的山歌都酷似格律诗。儋州文化的兴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2002年，儋州先后荣获“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的荣誉称号；2021年，儋州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6月，苏轼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启程时，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绎不绝。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北返中原后，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继续讲学，教化乡里，海南岛也因此人才辈出。明朝时期的海南人薛远，考取进士后从政，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成为海南第一位尚书郎；清朝时期的海南人黄河清，考取进士后，回到海南设馆执教，每年授徒百余人，成为一方名师……
　　苏轼被贬至儋州，后人素有“东坡不幸海南幸”之说。时至今日，海南人民一直对苏轼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东坡墨、东坡话等等带有历史印记的文化符号，无不表达了人们对他的眷恋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