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砖文
《李纂妻武氏墓志》拓片
八解风(陶文)
第三讲篆意系统——印外求印
从“篆书系统”改为“篆意系统”,一字之别,却揭示了入印文字范围上的拓展,将一些隶书资源包含进来。篆隶书在形体和笔法上有差别,比如篆书形体纵高,隶书扁方,但也不完全尽然。
“蚕头燕尾”作为对隶书特征的高度概括,掩盖了太多的精要,实际上隶书变化极其丰富。况且,篆隶书在技法处理上可以转换,有时反其道行之,篆书写得很扁,隶书写得很高,反而更见新意。陆维钊的篆书很扁,吴昌硕隶书奇纵,不落窠臼。再者,篆隶书的风格跨度极大,历经漫长时间,又岂是用一两个词可以概括的?早期的隶书笔笔有篆意,比如《大开通》和《石门颂》。即便是东汉成熟期的隶书,因为能够适应印面形式,也可以取法,比如《张迁碑》,甚至像《石门铭》等魏楷,因为有篆意,也能入印。需要说明的是,谈到隶书入印,也要区分隶法和隶意的差别,后文再展开讨论。
当然,并非篆书以外的其他字体都能入印,也不是所有的隶书都能将就,更不能将碑刻一股脑地都拿来借鉴。印章和书法毕竟是两种形式,有各自的属性。有些篆书以外的文字之所以不能入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无法“印化”;二是古意不足,古意通常指篆隶意蕴。比如现今刻字社生产的公章。以前老辈人刻公章主要还是依靠人工来完成,现在基本上是电脑作业,甚至出现设计软件,已经不需要深入构思。此外就是材质的变化,塑料、橡胶成为主要原料,使得金石味荡然无存;其次是简化字布局,古味丧失殆尽。既无韵味亦无古意,就谈不上艺术性,只是纯粹的机械制作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公章本身就不是为艺术而创造的,就是冲着清楚干净、易于辨识等实用要求来的。
说到底,艺术需要一定的“趣”。太简单易致过分随便,没有一定的难度就不可能有趣。趣就是“意”,非常重要。“篆意系统”的提出,除了强调取法范围的拓展,还要重视篆法,更要领悟隐藏其中的“意”。“法”通常是可视的,“意”则要用心领会。在创作中生成“意”则是更高要求。“意”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有四个特点不能忽视:
一是材质的变化。书法的材质主要有金、木、土、石、纸等几类,绫和帛等是软质的,类似纸张。土易碎,纸易损,只有金石保存的时间长。风化漫漶并不是最主要的损耗,最大的问题是人为破坏。同时还需说明一点,甲骨文的材质极其特殊,主要手段是刻,笔画通常瘦硬,变化幅度小。虽然现今甲骨文可以入印,但甲骨文体系无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系统。真正要讨论篆字和印章的关系,主要从金文开始。金文已经有成熟的铸刻等工艺技术,从青铜的技术应用来看,青铜器是汉铜印的前身。木主要是简书,汉简文字已经有入印的尝试。不独于此,秦简、楚简也成为当下入印文字的尝试对象。不同材质,文字有不同韵味,在适应印面形式上的感觉不同,故而印化要求也不同。
二是文字的演化。虽然统称为篆书,但内部系统极其复杂。金文因为时间漫长、地域广大,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边远小国更是有一些特殊的形体,最典型的如中山王器文字,富有装饰性,一度成为入印文字的热门选择。文字的不断演化是保持入印文字新鲜度的主要动力。现如今,虽然文字的演化已经终止,但有足够的数量提供给印人,而且新的考古发现可以持续满足印人在文字出新方面的需求。印人在日常研究中要注意不断搜集、积累和整理。
三是岁月的风化。今天审视各类材质的文字,会感觉和古人当时的使用不同。汉简文字字形实际上很小。很多金文的字形也不大,盈尺之间,越放大越雄壮,魅力难挡。很多文字之所以变得非常美,原因在于风化剥蚀。汉铜印因年深日久而出现斑驳,时间赋予了额外的沧桑魅力。这些就是经常提到的古味。当然,材质是基础。从这里也能看出篆字和篆书的区别。印面中的篆字可以形残而神全,有意减少笔画,甚至借鉴参照风化而施以残破,反倒会变得意味深长。文字一旦进入印面,就要服从整体上的需要,成为印章的属性。
四是印人的模拟转化。从书写到铸刻,当中肯定会有变形、加工和流失。当书法从金石等重材质向轻材质的纸张转换,书写性逐渐成为主导,笔意成为重点。印人必须注意到“书印互通”的特点。将金石碑刻上的文字搬到纸面上,通过书写来模拟金石味需要一定的技法要求,一是篆隶兼擅,二是书印兼擅。但不一定非得操刀,就像魏稼孙、徐上达这样的人物,真正“懂印”者以“读印”也能打通关节。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有些印人到了晚年,可能因为眼力和臂力的关系不再刻印,直接在纸面上画印章,惟妙惟肖,这种功力需要积累。将纸上文字在金石材质上镌刻出来,需要有两个层次的转换能力,一是书写出的文字要适应印面,二是刻出来的字要显现出该有的韵味,笔意或刀味。“印化”是对印章的要求,本质则是对印人的修养要求,是“人化”“美化”。人和印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互动。“意”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同材质呈现不同的意趣,意在其中;二是印人的不同领悟,意与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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