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中卢渊（渊实为走之底），如下图：
摘要：“新昌3号墓”出土南宋鹿钮冻石卢渊印，已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新昌博物馆“镇馆之宝”。经考证比对，其印材米黄冻石，极有可能出自天台历史名石宝华石。
1972年11月中旬，新昌县城南乡丁村小学兴建校舍，在后门山挖墙基时，发现了两座砖室墓，并在水浸的墓室中翻掘出两只狮形乌石镇子，两墓都有墓志石出土。新昌县文化馆得悉后，立即派分管文物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察看墓志得知为南宋墓，马上进行抢救清理，遂编号为新昌3号墓、新昌4号墓。4号墓坐落位置较高，靠后，墓志记载为季氏；3号墓在4号墓左侧下方约3米处，据墓志记载墓主名为卢渊。当时文物工作者根据实地推断，4号墓右侧下方可能尚存一墓，要求校方留意。当年12月初，学校果然发现一墓，即着手清理，编为新昌5号墓，此墓无墓志。三墓成品字形。
卢渊印出土于3号墓。卢渊印为方锥形，印面阴刻篆文“卢渊”两字，刀法古朴苍劲，笔力雄厚，印钮雕蹲鹿昂首仰天状，刻画较细致，神态毕现。鹿钮肚下有一横穿孔，既可供系绳线携带，更显示出动物的立体感。莹润米黄色冻石质，通高3.4、长2.2、宽1.9厘米。
此墓一同出土的还有抄手端砚一方、石印匣、鼓形玉石镇纸、龙纹玉剑格、六曲铭文湖州镜、玉石珠串各1件，狮形乌石镇子、铁制镇墓兽各一对、锡器碎片若干、还有古钱如：开元通宝、周元通宝、皇宋通宝，以及景祐、元祐、熙宁、祥符、大观等年号宋钱。有墓志石一方，长58、宽52、厚12厘米，青石质，用铁钉四枚固定在墓室后壁正中，墓志石正中双行直书真体“宋故府判判院卢公之墓”，字形5×6厘米，两旁各书五行志文，全文为：
公讳渊，字德庄，湖州德清人，曾大父以儒学起家，逮今仕宦不绝。曾大父革，通议大夫赠正议大夫，曾祖母咸宁郡君葛氏、普宁郡君常氏、遂宁郡君曹氏。大父秉，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大夫，累赠少师，祖母魏国夫人莫氏。父知原、右宣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累赠少师。母益国夫人苏氏，所生母太安人季氏。公初调宣州宣城丞，次庐州梁县，兴国军大冶县宰、威武军签判，权西外宗正簿，通判郴州。丁所生母太安人季氏忧，服阙。除行在都进奏院，改差通判太平州，官自承务郎迁至朝散郎。以已亥九月十九日申时生，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九日，以疾终于德清所居之正寝，寿五十有六。以是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绍兴府新昌县杨坑之阴。妻吕氏，二男曰希某、曰希龙，三女，长适承事郎差监建康户部大军仓赵盅。次幼。男希某泣血谨书。沃洲石邦基书讳并监刊。
新昌3、4、5号三墓的清理发掘结果，对年代判断，3、4号两墓已有墓志为证，3号墓主人卢渊，死年56岁，时淳熙元年(1174)，生于己亥，当在北宋 徽宗宣和元年(1119)；4号墓主人季氏，据其墓志判断生于元祐八年(1093)，死于戊子，享年76岁，应为南宋 孝宗乾道四年(1168)，据其墓砖铭文乾道已丑，说明第二年即公元1169年下葬于新昌丁村。5号墓虽无墓志及其他实证来直接说明其身份，但从其墓址排列地位来看，可以判断卢渊的妻子吕氏。根据以上分析，三墓的研究价值有几点。
卢渊的家世，根据卢渊墓志记载，卢渊曾祖卢革，祖卢秉，父卢知原(墓志中的革、秉、原都缺笔避讳)。三人《宋史》都有传。卢革年十六年进士，官龚、婺、泉、宣等州知州，以光禄寺卿致仕。墓志中提及的通议大夫，死后赠正议大夫，官阶为四品中，死后作从三品。
卢秉，字仲甫，中进士后，20余年沉浮府、州佐吏，王安石识其才，出使冶淮浙盐法，又提点两浙、淮东刑狱，进制置发运副使，后出知渭州，五路宋军出御西夏，唯泾原建功。卢秉以此功进宝文阁待制，又迁龙图阁学士，墓志记载其官阶左朝奉大夫，死后赠少师，官阶参差不一，龙图阁直学士为从三品，而少师为从一品，奉大夫仅为六品。卢渊墓志中提到这一矛盾现象尚不得而知。
卢知原，字行之，以父荫任官，初为歙县知县，迁梓州路转运副使，后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宋高宗即位时，作温州知府。金兵南侵，高宗渡海，粮饷皆绝，狼狈不堪，知原从海道转粟及金缯十余万至台州接济，以此获得南宋王朝宠信。卢知原尚有一弟卢法原，官至川陕宣抚副使，与抗金名将吴玠意见不合，被免职后郁郁死去。
卢渊是德清人，为什么连同他的生母葬到偏僻的新昌山乡来，查卢渊上代的卢革、卢秉葬地不明，卢知原葬地，在《赤城志》卷三十八冢墓门记载“卢待制知原墓，在县（临海）一百二十里柑桐。卢本山东人，尝梦有告者云：‘生山东，死柑桐’。后果葬焉。”经查柑桐在现今的天台县境内南屏乡柑塘村，不是在原籍。卢渊墓地选在新昌，很可能与他妻子吕氏有关。新昌吕氏始祖吕亿，南宋初定居新昌，吕氏很可能是吕亿的女儿或孙女，尚需进一步考证。
卢渊等三墓的出土文物，由于有确切的年代，对考古界来说，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特别是卢渊和季氏墓中出土的冻石印、冻石石鼓、乌石狮子、端砚等器物，为研究卢渊“儒学起家”和生前爱好提供难得的实物资料，也反映了宋代玉石雕刻技艺达到了最高艺术境界，卢渊冻石印更是全国稀有的古印，已于1995年5月经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编入《全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成为新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印章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印章在隋唐前主要是作为身份凭证和国家行使职权的工具而存在，唐宋时期，封建体制进入第二个发展高峰，在印身印面的规格上，显示出大气磅礴的气势。唐宋时期设立了专门的官方铸印机构，禁止民间铸印，州、县僚属以上的官署及官吏的官印均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北宋的造印机构为少府监，南宋的少府监并入文思院。宋代大中祥符五年，曾经禁铸私印，并规定私印只能用木雕刻，面积不过方寸，这些限制，也促使私印材料用石的尝试，并在盛行的鉴藏之风推动下，大大提高了文人对印章的兴趣，也促进了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因此，也有了宋代的《宣和印谱》。随着文人对印章的兴趣不断深入，鉴赏印和书画款印的兴起，实用性与艺术性印章的比重不断增多，由作为凭信的实用信物向作为审美的艺术作品转换，其时，印章称为“图书”等。
明初刘绩在《霏雪录》中则说：“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自山农始也。”山农即元著名画家王冕，花药石即花乳石。明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浙江诸暨王冕用花乳石自刻印章，是印章石挤身艺术之林的开始，明中期的文彭在南京于意外中得到四筐用来制作妇女首饰的青田冻石，试着雕刻印章，自此在文人中兴起了篆刻艺术，但赵孟頫比王冕更早用石刻印章，而卢 印章的出土，又刷新了比赵孟頫更早的用石历史，甚至，其用材黄冻石，极有可能是唐宋已经名闻天下的天台宝华石，其主要理由是：
一是天台宝华石在唐宋已著名，在采用的时间上契合。产于浙江天台城东宝华山的宝华石，又名花乳石、百花石、赤城石。早在唐宋时已名声在外，不少文人墨客将之磨制为图章、笔架、石枕、屏风等物品。唐朝宰相李德裕曾赋诗赞颂宝华石(赤城石)：“闻君采奇石，剪断赤城霞。”中国第一部赏石专著宋代山阴杜绾《云林石谱》三卷，在下卷记载了天台“宝华石”。其时，后起的青田石、昌化石和寿山石尚未出名，未纳入赏石家杜绾的视线。这枚南宋鹿纽冻卢渊印之印材，极有可能取材于当时名闻天下的天台宝华石。
二是天台宝华石极品米黄冻石标本，与卢渊印印材高度相似。经专家鉴定，卢渊印材石质为“莹润米黄冻”。比对天台裘可平先生提供的宝华石米黄冻石标本，在色泽、质地、硬度等方面高度相似，同为叶蜡石，米黄色，微透明，软质地。细察印纽，有一小刀刻划的“生”字，可能因文革动乱时期，为某一好奇者刻划留下，这也正好透露出此印材石质为软地冻石，适宜刊刻。另外，经比对，卢渊墓出土的石鼓镇纸材质与宝华石冻石也相似。
三是卢渊父亲卢知原一生与台州天台有缘，采得宝华石传于其子的可能性较大。据前述卢知原为官经历和墓葬天台来看，其有可能熟悉采用天台名石宝华石，并传与卢渊。另外，考察卢渊履历，所到之处并未发现出产类似宝华石极品米黄冻石的地方。经以上综合考察，新昌南宋鹿钮冻石卢渊印材可能取自天台名石宝华石极品米黄冻石。同时，并期望今后有更多的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两者的一致性。
一、参考文献：
1、宋杜绾《云林石谱》
2、《新昌文物志》
3、俞国璋《南宋鹿纽冻石卢渊印》
二、相关资料：
印石之祖：天台宝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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