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緖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与统緖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观念上“和而不同”和实践中的整体会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尚“和”而卑“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和”是综合会通的意思，“同”是单一附和的意思。任何事物，只是不断地综合会通才能发展创新，若是一味地单一附和则讲萎缩死亡。诚如周末史伯所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具体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还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虽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领域、表述方法和理论特征，然而却又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析。这也就是说，入们既需要分析地研究三家、三科、三学的各自的特点，更需要会通地把握三家、三科、三学的共同精神。此外，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等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文化整体来讲，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这一文化整体的特性将发生变异，或者说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化整体了；而对于其中的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来讲，则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一家、一科、一学，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有都体现着这一文化整体的整体特性。唯其如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哪一家、哪一科、哪一学，我认为，首先是要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之所在，否则将难入其堂奥，难得其精义。

一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正义》卷三中记载了魏王弼、唐孔颖达对此的解释：

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宋程颐的解释则是：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伊川易传》卷二）

由以上名家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一是人们所讲的“人文精神”一语，无疑与上述“人文”一词有关，抑或是其词源。但“人文精神”一语的涵义，又显然要比《周易·彖传》中的“人文”一词的涵义丰富得多。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出现和展开显然要比“人文”一词的出现早得多，《周易·彖传》的面世不会早于战国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追溯到殷末周初。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

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正义》卷十一《泰誓上》）

《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注疏》卷五《圣治章第九》）

这句话中的“性”字，是“生”的意思。宋人邢昺解释说：

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贵也。……夫称贵者，是殊异可重之名。（同上）

其实，在《孝经》面世之前，荀子也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观点了。他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荀子用比较的方法，从现象上说明了为什么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的道理。其后，在《礼记·礼运》中，人们又进一步对人之所以异于万物的道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说：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二）

这句话中“鬼神之会”的意思，是指形体与精神的会和。如唐孔颖达解释说：

鬼谓形体，神谓精灵。《祭义》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体精灵相会，然后物生，故云“鬼神之会”。（同上）

以后，汉儒、宋儒如董仲舒、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也都不断地发挥这些思想。如，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邵雍说：“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类而各能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类则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皇极经世书》卷七《观物外篇上》）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然可与天地并列为三。如,《老子》书中就有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王（或作“人”字）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的说法，把人与道、天、地并列。不过，在《老子》书中，道还是最贵的。所以，他接着说的是：“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此文中之“王”，即代表了“人”。所以王弼注此句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与《老子》相比，荀子对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强调得更为突出，论述得也更为明晰。他尝说：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

这里的“参”字就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对此，荀子又进一步解释说：

天地万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

“分”是分位的意思。在荀子看来，“明分”（确定每个人的分位）是“使群”（充分发挥人类整体力量）、“役物”（合理利用天时地财）的根本，所以他所谓的“人又其治”的“治”，也正是指人的“辨物”、“治人”的“明分”能力。同样的意思在《礼记·中庸》也有表达，其文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正义》卷五十三）

按照传统的解释，“至诚”是圣人之德。《孟子》和《中庸》中都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以其至诚而辨明人、物之性，尽其人、物之用，参与天地生养万物的活动，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朱熹《中庸章句》说：“……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汉儒董仲舒继承荀子思想，亦极言人与天地并为万物之根本。如说：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也，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

人下长万物，上参天也。（《春秋繁露·立元神》）

唯人独能偶天地。（《春秋繁露·立元神》）

唯人道为可以参天。（《春秋繁露·立元神》）

从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应当说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二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来源： 36品国学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