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九家集注杜诗》卷引王洙注实即邓忠臣注曰：“大同、白兽，皆禁中宫殿名也。”（《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第十一、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三同）惜未得杜诗深意。
胡小石先生《北征小笺》考释“凄凉大同殿”，指出南内兴庆宫勤政楼之北曰大同门，其内大同殿，此宫是玄宗龙兴旧邸，即位后仍常居之。又，高力士曾在大同殿谏玄宗不可以天下事付李林甫，玄宗不悦，此处问答数语，实与后来天宝乱事有关。考释“寂寞白兽闼”，指出白兽门为西内入玄武门后由北往南所经要地，玄宗诛韦后，即是攻白兽门，斩关而入，与玄宗后来成帝业有关。并指出，此二语实一篇主旨所在。“盖杜甫早于灵武擅立、成都内禅之日已预见玄肃将来父子关系必至恶化，固不待南苑草深，秋梧叶落，始叹上皇暮境有悲凉之感。”《小笺》所论，极有见地。
今为“凄凉大同殿”之“大同殿”，增加两条本事。
《册府元龟》卷五十三《帝王部·尚黄老一》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四月，漏下后，帝谓侍中牛仙客、中书令李林甫曰：‘朕自临御以来，向三十年来，未尝不四更初起，具衣服，礼谒尊容，盖为苍生祈福也。昨十日前，礼谒事毕之后，曙色未分，端坐静意，有若假窹，忽梦见一真容云：“吾是汝远祖，吾之形象可三尺馀，在京城西南一百馀里，时人都不知年代之数，汝但遣人寻求，吾自应见汝，当庆流万叶，享祚无穷。吾自度其时，合吾与汝兴庆中相见，汝当大庆。”吾犹未即言语毕，觉后昭昭然若有所睹。朕即命使，兼令诸道士相随，于京都西南求诸，果于盩厔县楼观东南山阜间，乃遇真容。一昨迎到，便于兴庆宫大同殿安置，瞻覩与梦中无异。卿等可入观之。’仙客、林甫俱拜贺上言曰：‘玄元大圣降见真容，感应之征，实符睿徳。陛下礼至真之道，崇清净之源，何尝不礼敬度诚，为苍生祈福。故得真容入梦，列祖表灵，求之西南，果与梦协。且兴庆宫者，潜龙旧邸，王业所兴，当此处而告期，与嘉名而相会，斯乃降于紫府，镇我皇家，启无疆之休，论大庆之应。陛下爰舍正殿，以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极，殊常之礼，将万福而俱臻，无外皆覃及，亿兆而同庆。臣等何幸，亲诣瞻礼，自然相好，谅绝名言。开辟以来，典籍所载，未之有也。请宣示中外，编诸简册。’帝手诏报曰：‘……愿扬嘉应，安敢让焉。’”
《册府元龟》卷五十四《帝王部·尚黄老二》唐玄宗天宝十载六月：“乙亥，中书门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伏承昨日辰时，大同殿前钟楼上，忽闻钟声。其殿院常扄闭，内更无人，即令捡覆，其钟楼门及殿院门皆闭。须臾，其钟又鸣，如此者三度。闻钟声响六十下，其声清澈，特异人间。左右侍臣及女道士等皆闻。伏以至顺通微，藴虚无以为用；虔诚上达，应精感以交符。陛下端拱清穆，钦崇道宝。尊玉皇之像，未明而朝谒；写群经之字，乙夜而玄览。虽高居于紫极，常属念于群生。故得契协希夷，迹多灵异。虽仙楼未启，而神钟自鸣，不俟鲸鱼之击，彻响于云汉。宛同鸾凤之音，谐韵于金石；实表群仙效祉，玄祖呈祥。遍图牒而罕传，贯古今而未有。……谨奉状陈贺以闻，仍请宣示中外，编诸史册。’帝手诏曰：‘……所请依。’”
由上可知，第一，开元二十九年（741）四月迎玄元大圣真容以前，大同殿乃是唐玄宗兴庆宫之正殿（参阅《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宫城·兴庆宫》述兴庆宫大同殿）。
第二，开元二十九年四月迎玄元大圣真容安置兴庆宫大同殿，天宝十载（751）六月大同殿前钟楼上“神钟”自鸣六十下，当时皆被当作是“开辟以来未有”之祥瑞，宣示中外，编诸简册。
第三，因此，在当时，大同殿乃是开元之治盛世之一象征。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二句，重心乃在“寂寞”、“凄凉”四字，其中包含有比大同殿、白兽闼更重要之今事、今情。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是月甲子（十二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太子支持马嵬驿兵变诛杨国忠杨贵妃，毕竟获得玄宗承认；马嵬驿兵变后太子北上领导收复长安，毕竟获得玄宗之授权与分兵支持；七月十二日太子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八月十八日更毕竟获得在成都之玄宗之追认。一言以蔽之，玄宗自对得起太子。
白兽闼而曰“寂寞”，大同殿而曰“凄凉”，是指当年攻白兽门平定武韦之乱而后来即皇位，以兴庆宫正殿大同殿为象征的开创开元之治的唐玄宗，在天宝十五载（756）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后，业已禅位、失去皇位。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与“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乃是分别指出上皇失去贵妃与失去君位，业已为其政治失道付出沉重代价亦即赎罪。此是杜甫隐忧上皇命运，为上皇讲公道话，表示上皇业已赎罪，希冀肃宗能够善待上皇。是《北征》对唐肃宗所提出的政治批评之三。
在此，政治期望即是讽谏，亦即政治批评。
杜甫乾元二年所作《洗兵马》云：“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仍然是伸张此意。
在此应当提出，杜甫《北征》、《洗兵马》等诗，在当时可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杜甫作《北征》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是提醒肃宗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马嵬驿兵变诛杨国忠杨贵妃，毕竟获得玄宗承认，七月十二日太子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八月十八日毕竟获得在成都之玄宗之追认，上皇失去贵妃与失去君位，业已为其政治失道付出沉重代价亦即赎罪，玄宗自对得起肃宗，希望肃宗善待上皇。乾元二年（759）春，杜甫作《洗兵马》云：“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是希望肃宗善待上皇，实际是对于肃宗不能善待上皇的批评。乾元二年冬，颜真卿作《天下放生池碑铭》云：“交禅之际，粲然明白。迥映来今，孤高往策。”[1]亦是提醒肃宗擅自即位毕竟是获得玄宗之追认，玄宗自对得起肃宗，希望肃宗善待上皇。《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2]亦是希望肃宗善待上皇，实际是对于肃宗不能善待上皇的批评。由上所述可见，杜甫《北征》（757年）、《洗兵马》（759年春），当时可能早已传布人手，而为颜真卿所寓目和认同，并影响到颜真卿作《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759年冬）[3]。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载上元元年（760）：“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此是颜真卿率百官请肃宗善待上皇的集体谏诤行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元结作《大唐中兴颂》，歌颂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的中兴业绩，同时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大唐中兴颂》：“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即是揭露肃宗不孝其父上皇，批评肃宗毁灭人伦伦理以及政治伦理。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六月，颜真卿以左行正书书元结《大唐中兴颂》，以隐喻和宣示孝道之义，以配合《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并铭刻于永州祁阳（今湖南祁阳）浯溪摩崖[4]。
从杜甫作《北征》（757年）、《洗兵马》（759年春），到颜真卿作《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759年冬），到颜真卿率百官请肃宗善待上皇（760年），到元结作《大唐中兴颂》（761年），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元结铭刻之于浯溪摩崖（771年），构成了当时唐朝士大夫批评肃宗不能善待上皇的一系列行动的进程，而杜甫《北征》、《洗兵马》开其先。由是可见，杜甫《北征》、《洗兵马》等诗，在当时可能早已传布人手，并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顺便说到，研究唐诗传播史、接受史，对杜甫、颜真卿、元结这样的重要作品的关键细节之间，作出先后影响之比较，研究似可深入一层。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诗》：“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朱熹此语极有见地。可以接着说，子美希冀肃宗能够善待上皇，亦正也。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包含以上所有的政治期望，首先是希望肃宗能够象太宗那样善待上皇。此意是紧承上句“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
敦煌唐写本斯2630《唐太宗入冥记》，述唐太宗生魂被摄入冥界接受审判之故事，其中判官崔子玉云：“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5]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燕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九年五月庚子，……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后太宗逼迫高祖传位，武周代唐时又有“囚慈父于后宫”的传说，但是由《旧唐书》所载贞观八年高祖燕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并亲自临视阅武慰劳将士，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以及贞观九年始崩，可知高祖犹得善终，太宗尚能善待高祖。故杜甫希望肃宗能够象太宗善待上皇高祖一样善待上皇玄宗。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权斗争残酷无理性，使骨肉之间相互残杀，胜利者若能善待失败者，已是难得。
如上所述，天宝十五载六月太子支持马嵬驿兵变诛杨国忠杨贵妃，毕竟获得玄宗承认；马嵬驿兵变后太子北上领导收复长安，毕竟获得玄宗授权与分兵支持；七月太子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更毕竟获得玄宗之追认，玄宗自对得起太子。此是杜甫希望肃宗能够善待上皇之重要背景，亦是《北征》最后一段之微旨所在。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至德二年十一月，诏迎太上皇于西蜀，十二月，至凤翔，被贼臣李辅国诏收随驾甲仗。上皇曰：‘临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至德二载十一月丙申（二十二日）：“上皇至凤翔，从兵六百馀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
《高力士外传》：“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温泉宫，二十日却归，因此被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肃宗上元元年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鞚，侍卫如西内，居甘露殿。……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馀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榖，寖以成疾。”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建巳月即四月：“甲寅（五日），上皇崩于神龙殿。……丁卯（十八日），上崩。”
按《通鉴》所谓“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未得其真；赖唐郭湜《高力士外传》所载“诏收随驾甲仗”，始得揭示真相。
由后来至德二载（757）十一月上皇还京途中被解除卫队武装、置于肃宗武力监控之下，上元元年（760）七月上皇自兴庆宫被武力劫迁西内冷宫加以囚禁，其后上皇离奇地“辟榖”（不吃饭），以及宝应元年（762）四月五日上皇之死离奇地仅早于肃宗之死十三日，可见杜甫现在隐忧肃宗不能善待上皇，具有先见之明。其对于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斗争之无理性，具有深刻了解。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代宗广德元年三月辛酉：“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庙号玄宗。”
胡三省注：“泰陵，在同州奉先镇东北金粟山。”同州，今陕西大荔。
《旧五代史》卷七十三《温韬传》：“少为盗，据华原，事李茂贞，名彦韬，后降于梁，更名昭图。为耀州节度，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原注：以下有阙文。）”五代梁耀州，今陕西耀县。
宋王铚《黙记》卷上：“晏元献（殊）守长安，……因为僚属言：‘唐小说：唐玄宗为上皇，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玄宗卧未起，中其脑，皆作磬声。上皇惊谓刺者曰：“我固知命尽于汝手，然叶法善曾劝我服玉，今我脑骨皆成玉，且法善劝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难死。汝可破脑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孙光宪《续通历》云：玄宗将死，云：“上帝命我作孔升真人。”爆然有声。视之，崩矣。亦微意也。’”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圣皇语侍儿宫爱曰：‘吾奉上帝所命，为元始孔升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笛非尔所宝，可送大收（原注：大，代宗小字）。’即令具汤沐，‘我若就枕，慎勿惊我。’宫爱闻睡中有声，骇而视之，已崩矣。”
朝鲜李瀷（1681－1763）《星湖僿说·子美寄韩谏诗》：“后温韬发唐之诸陵，见明皇头，乃破两半，以铜丝缝合。必是李国辅之弑逆，而史家讳之也。子在同宫，宁有不知之理？肃宗之罪难掩矣。”[6]
由朝鲜李瀷《星湖僿说》所述五代梁温韬发唐明皇泰陵所见情况（《旧五代史·温韬传》于此阙文）来看，则宋王铚《黙记》所记晏殊所述唐小说、五代孙光宪《续通历》以及乐史《杨太真外传》等笔记文献所记明皇死于非命，或非虚语。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对立关系及当时识大体之朝臣对此之态度时说，皇室内部的皇权斗争或权力斗争，“实为一难于解决，而又有关国家命运之严重问题”，识大体之朝臣，“面对此一问题，亦无法更有良策，惟于遇有机会时，即尽力调停其间，释除双方之误会，增进其情感，使二者之间能互信相安，以期渐泯裂痕于无形而已”[7]。此言亦甚适合于杜甫。杜甫一心调护肃宗、上皇之间的关系，是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有的理性行为。
杜甫上元元年（760）成都作《杜鹃行》：“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上元二年成都作《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大历元年（766）云安（今四川云阳）作《杜鹃》：“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颠沛道路的杜甫，一路侧耳倾听，倾听着杜鹃的悲啼，牵挂着上皇的悲剧。此等诗篇所呈现的，乃是诗人深挚的恻怛同情之心。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同时亦是希望肃宗能够维护太宗开创和建设的中书门下和谏官制度，希望肃宗能够像太宗那样任贤纳谏，能继承太宗之政治事业。此意是回应篇首“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李泌传》：“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侍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郡安置，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天宝末，禄山构难，肃宗北巡，至灵武即位，遣使访召。会泌自嵩、颍间冒难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谒见，陈古今成败之机，甚称旨，延致卧内，动皆顾问。泌称山人，固辞官秩，……俾掌枢务，……权逾宰相，仍判元帅广平王军司马事。肃宗每谓曰：‘卿当上皇天宝中，为朕师友，下判广平王行军，朕父子三人，资卿道义。’其见重如此。”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大军入西京。……甲辰（二十九日），捷书至鳯翔，百寮入贺，上涕泗交颐，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人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同书同卷十月壬戌（十八日）：“广平王俶入东京。……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数日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归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听归衡山。”
至德二载九月二十九日肃宗奏请上皇还京第一道表自称“当还东宫”，只是虚伪，其内心实深不可测（不到两个月以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皇还京行至凤翔就被解除卫队武装、置于肃宗武力监控之下，即是证明）。所以上皇见表，不敢还京。李泌代肃宗起草第二道表只说“孝养”，不说归政，态度实在，上皇始敢还京。上皇误以为双方说定让位，自己付出让出皇位的代价，便可以求得生命安全、生存权利，此是不了解肃宗的阴暗心理。李泌调护玄肃父子关系，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而要善始善终，其实并无把握。所以当至德二载十月十八日两京收复之日，上皇将还之时，李泌当日便告辞肃宗归隐衡山，真实原因即是深知肃宗其人，自己不愿见到上皇未来的悲剧命运。
李泌政治智慧非凡，澹泊超逸的品格亦是非凡，又身为肃宗朝佐命元勋，就连李泌也无法与肃宗合作到底，遑论他人。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肃宗之世，宰相之可用者，莫如房琯与张镐。……是两贤相皆以宦官败也。……唐自黄巢起事以前，实无时不可有为，而终于不振者，则宦官之把持政柄实为之。宦官之所以能把持政柄，以其掌握禁兵，此事虽成于德宗，而实始于肃宗，故肃宗实唐室最昏庸之主也。”[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促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9]
肃宗朝臣，安史之乱以前与肃宗有故旧之贤者如李泌、杜甫，无故旧之贤者如房琯、张镐，皆被肃宗排斥。肃宗由于抢夺皇权的阴暗心理，斥贤拒谏、信任宦官，如何能继承太宗之业？
杜甫一心希望肃宗能够维护太宗所开创和建设的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希望肃宗能够象太宗那样任贤纳谏，能继承太宗之业，却自是理性的体现。
杜甫《北征》诗，是情感与理性高度均衡的典范作品。忧国与爱家，伤时念乱与体验大自然汲取心灵的生机，对唐肃宗政治无道的痛心与对唐朝政治有道的关心，仕于唐室之乱世的痛心与对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对肃宗能够善待上皇的期望，种种曲折复杂之情感与理性，达到高度的均衡。其高情深致之情感，固然优美而感人，其清明在躬、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之理性，亦同样优美而感人也。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本文有增订。）
[1]《四部丛刊》影明刊本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四。
[2]《四部丛刊》影明刊本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四。
[3]按《新唐书》卷二○一《杜甫传》：“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旧唐书》卷九二《韦陟传》：“赴行在，谒见肃宗，肃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肃宗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论房琯事，虽被贬黜，不失谏臣大体。’上由此疏之。……乃罢陟御史大夫，颜真卿代，授吏部尚书。……出为绛州刺史。”《宋本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入言：‘甫所陈谠言，论房琯被黜，不失谏臣大体。’帝由是益疏，遂罢御史大夫，授吏部尚书。”唐代宗永泰二年（766）颜真卿《论百官论事疏》：“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敝，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至今为患。”（《四部丛刊》影明刊本《颜鲁公文集》卷一，系年据《集》末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可知，第一，颜真卿曾经参与过至德二载（757）唐肃宗诏三司推问杜甫一案，知道杜甫。第二，颜真卿后来对肃宗压制清流士大夫“直言”，滥用刑法，“大开三司”，认识甚深，至为痛愤；颜真卿批评肃宗压制“直言”而“大开三司”，首先当是指诏三司推问杜甫一案。第三，颜真卿对杜甫谏诤肃宗之政治风义当有深刻印象，如果颜真卿见到杜甫诗《北征》（757年）、《洗兵马》（759年春），此当是杜甫《北征》、《洗兵马》诗为颜真卿所认同，并影响到颜真卿作《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759年冬）的重要原因。请参阅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 请参阅邓小军：《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
[5]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2页。个别标点有改动。
[6]邝健行、陈永明、吴淑钿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数据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第207页。
[7]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四章第五节《宫廷问题与政局之关系》，三联书店，2003年，第191页。石泉此论文，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所作。
[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六章《安史乱后形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5-206页。
[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联书店，2001年，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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