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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应当是道教经典第一书吗?


不久前看到有道门中人撰文表彰《太平经》的重要意义,认为此经是道教义理的总纲所在,是道教经典第一书。


如果此说出自圈外人或学术界之口,倒不必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出自道门中人,却不禁让人惊愕不已,因为这种说法有违背道教自身的信念之处。


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资料图)


关于《太平经》,众所周知,又名《太平清领书》,出现于东汉时期。传说此经是由神人授予于吉,“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后来有名张角者依据此书建立起太平道,又带领信徒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但以失败而告终,太平道也随之消亡。


而稍早于张角,祖天师张道陵在四川地区建立了五斗米道教团,并逐渐从四川流布到各地。五斗米道尊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神职授受、信徒活动体系。


后经过寇谦之、陆修静等祖师在制度、仪范上不断改革调整,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道教教团。


将《太平经》视为道教的早期经典乃至第一部经典,是由学术界提出来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以人类学的眼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待,故而将全部与之有所关联的历史现象都加以考察,并视之为道教形成发展的因素。


于吉(资料图)


由于太平道曾经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出现过,而《太平经》又被后世收入《道藏》,于是这种法缘关系得以建立。


这从学术的角度不为无据,但这种视角却未考虑宗教自身的评判,也就是说,不考虑宗教自身是否认可这种因素。(与此相类的观点还有如将迷信方术视为道教的源头,并不考虑道教信仰本身对迷信、方术的批判排斥。)


任何一个宗教都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有关联、互动,但宗教自身会对外在、内在的各种内容作出评判,评判其是否重要,是否符合自身的信念和教条。有很多从学术角度和宗教牵扯在一起的内容,在宗教自身那里恰恰是被否定和排斥的。


宗教自身会对外在、内在的各种内容作出评判(资料图)


举个例子,佛教历史上有所谓提婆达多一系,学术考察佛教史,当然要提一笔。但如果学者把提婆达多也算成佛教,那佛教徒却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笔者曾听某道长讲过一事,其参加某次学术会议,与会者踊跃发言谈论道教如何如何,末后他起身说:“听诸位的话令我十分奇怪,诸位所说的道教云云,我从来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说过,我师父师爷也没有这么说过。”这是该引人深思的。

就《太平经》来说,一者。《太平经》、太平道和后世的道教并没有十分亲密的关系,从建立教团的角度将《太平经》、太平道与道教牵扯在一起,是不严谨的。因为后世道教明显源于祖天师的五斗米道而非太平道。


道祖老子像(资料图)


二者,此经虽然收入《道藏》,但一方面不断散佚,以至于现在仅能看到残本;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注释作品,可见其并未受到道教徒重视。讨论其之于道教的重大意义云云不免与史实存在出入。


三者,在道教历史上,被视为“第一经”的,从义理上来说,是《道德经》,故祖师有三洞四辅都是《道德经》注脚之说。从道教神学角度被视为“第一经”的是《度人经》(“万道之宗”,道藏之首),而不是《太平经》。


四者,被“早期道教”奉为经典的除了《太平经》之外,还有《道德经河上公注》、《老子指归》、《周易参同契》以及《道德经想尔注》等,这些经典在时间上并不比《太平经》晚,在对道教的影响上也远远大于《太平经》。如果从时间和影响上认证《太平经》第一,也是欠妥的。


另外,《太平经》的一些说法存在漏洞,并未形成一个成熟、圆融的宗教信仰体系。


力行有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资料图)

《太平经》指出:“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有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这就是所谓“承负”之说。子孙承受先祖行为的后果为“承”,祖先行为会给子孙带来相应的祸福为“负”。


将人生的苦乐祸福遭遇归结为前人或者社会的承负,这是一种自作他受、他作自受的说法,然而如果有人没有后代——如当前丁克与不婚的人群逐渐扩大,那岂不是可以肆意妄为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就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同时,《太平经》认为人死散尽,无有后世(“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此类人作恶岂非不必承受任何后果?


故而这种前后承负的说法早在六朝就遭到质疑,有人举例说:“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后昆”(《奉法要》),就是说齐、楚虽然多杀伐,后世却代代荣贵,颜回、冉求德行出众,后嗣却隐没不显。


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后昆(资料图)


此外,按照这种思路,面对人生的不如意,可以将责任归咎于祖宗或社会,但宗教本身应当是引导世人反省自身,修持自我。


如众所知,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础,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前者是根本,后者是辅助。承负之说却将内、外因关系做了颠倒,这种思路可能带来不知自省,仇视现实的心理。


另一方面,《太平经》认为修炼可以成仙,同时却又认为人死气散,无有来生后世。“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问题在于,修炼成仙是小概率事件,孔孟这类圣贤尚且不能免于死亡,古往今来又有几人不死?


既然不死而仙的概率如此之低,世人又何必苦苦劳心费力去修道?与其追求缥缈的长生成仙,恐怕现实的及时行乐才更有吸引力。


及时行乐(资料图)


另外,《太平经》的核心主旨乃是“去乱世,致太平”,为君主治理天下、安定国家社稷,排忧解难、贡献策略的。(“乃怜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为其美具开说,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


可以说,《太平经》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方士向朝廷献书,期望获得皇权的青睐,而不是用于建立宗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道教的信仰体系是在历史中逐步完善成熟的。《太平经》作为早期太平道团的典籍,并没有达到统领道教信仰的地步。


至于有人指出《太平经》的各种重要意义,如为道教建构了宇宙观、太平世道的政治理想、神灵谱系、修持法门、天人合一的神学思维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些影响并非《太平经》所独有的。


太平经确实颇有建树(资料图)



道教的宇宙观、神灵谱系、修持法门等,是经过六朝至隋唐的义学大发展才成熟的。前者如《太上老君开天经》、《生神章经》以及三清三境二十八天、天堂地狱等说,都是六朝至隋唐才完善的。

修持的内外丹法、斋戒精思等也大多并不出自《太平经》。至于《太平经》的神灵谱系,也未能被道教完全接受,否则不必有《真灵位业图》的出现。道教的政治理想是源于《道德经》的理国之道,《太平经》的政治理想则因为常被用于起义造反,而不断被边缘化。



至于“天人合一”的思维,《道德经》的“天道人道”说与《南华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显然更有历史影响。


万物与我为一(资料图)


综合而言,不必否定《太平经》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应当肯定其对道教有重要意义,但是此经对道教的意义不宜过度夸大,以至违背道教自身信仰信念。


学术与信仰存在着冲突,从信仰角度参与问题者,应该首先考虑到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与神圣,而对学界的一些观点是需要加以谨慎对待的。


(编辑: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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