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源于中土的道教,虽然主要流传于我国境内,但在历史上也曾影响到周边国家民族,如日本、高丽等地,这已为教内外所熟知。
而同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越南,也曾吸收道教信仰与文化,但由于地处东南亚,较少受到关注。而其在越南的传播及最终的沉没,也有许多引发今人思考之处。
越南河内的真武观(资料图)
在秦汉至唐代的长时期内,越南地方大多受中国统治,期间有内陆百姓向南移民,也把道教信仰带到越南地区。
东汉顺帝时,祖天师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了五斗米道教团,未几,史料中就出现了道教流入越南地区的记载,建安六年(201年),张津受命为交州刺史,此人“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巾,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
其中所谓“绛帕头巾”,乃是早期天师道的重要标志,而“读道书”、“烧香”等则直接表明了他的道教信仰,“云可以助化”更说明此人还在当地积极推动道教传播,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
汉末中原战火纷飞,而偏远的交州却较为安宁,不少中原人士前往避难,如《三国志·士燮传》有载,继张津任交州太守的士燮,“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牟子理惑论》也提到:“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可知不少道教人士南来,并将道教修炼之术带入当地,还受到追捧。
如被陶弘景载入《真诰》的天师道世家之名士许靖,就曾游历交州,并受到当时交州太守士燮的敬重厚待。葛洪的《神仙传》则记载了当时有异人董奉也往还于交州一代,曾用药丸救活中毒身亡的太守士燮。
此后曾任交州刺史的陶璜、杜慧度等人,都出身尊奉道教的望族,他们结交异人,凭借自身的地位声望,推动了道教在当地的传播。
东汉末名医董奉医治好了交州的诸多要人,从而推动了道教在越南的传播(资料图)
一些名道也来到交州一带传道。如东吴虞翻,通易经医术,因得罪孙权而被流放交州,在此十余年,“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葛洪也曾多次到达当地。
据陈国符先生考证,葛洪二十多岁时就曾游历各地,达到广州、交州一带,甚至到达越南南部地区。后受到举荐入朝为官,他却以年老为辞,请求担任勾漏令,该地在今越南宁平省安庆县与南定省丰盈县交界附近,因听闻当地盛产丹砂,“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
虽然因为广州刺史邓岳的挽留而并没有到任,但据今人的研究,他在越南一带的游历确是真事,因为《太清金液神丹经》及《抱朴子》中记载了东南亚一带的许多信息。
而元兴元年著名的孙恩起义失败之后,其妹夫卢循继续率领起义军征战于东南一带,也曾到达交州等地,并有名李脱者带领当地道教信徒相应。
有学者认为此人乃系当时的“李家道”之流。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此事说明当地已经有了不少信徒,道教已经传播开来。
李唐王朝奉道教为国教,道教也因此在其统治范围内大为盛行(资料图)
唐王朝以道教为国教,多位帝王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修建宫观、广度道士。当时隶属中原的越南,也因敕令而修建了不少道观,现在可考的尚有数十处。唐德宗年间,有安南人姜公辅,通过科举考中进士,进入朝廷中枢,曾任宰相之职,后自请为道士。
唐末中原战乱,越南地区趁机获得了自主,该地区道教的发展也随之更多受到越南政权和国情的影响。在越南立国之初的丁(968-980)、黎朝(980-1009),道教受到统治者的支持。
丁先皇(924-979)作为越南开国之主,就对道教崇奉有加,他曾经朝拜宁平省的天尊洞,在其间重塑神像,供奉玄天上帝。又模仿中国的宗教管理模式,在越南政府中设立道官系统,立有“道录、威仪、都官”等职务,并敕封高道。黎朝的君主们也继承了这些做法。
在越南真武信仰一度十分流行(资料图)
此后建立的李朝,其太祖李公蕴(974-1028),是福建人的后裔,知风水之学,并据此将首都签到大罗城(即今河内),又修建真武观(此观今存河内西北部),并派人北上中国祭祀后土皇地祇。
又于1011年(李朝顺天二年)在都城修建太清宫,此宫后长期作为越南道教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数年后,李太祖又“度京师千余人为僧道”,还向宋真宗启请《道藏》经典,宋朝从其所请。
此后李朝的太宗、圣宗、仁宗、神宗、英宗、高宗等都有好道之举。
太宗曾将御衣赐予助其登基的道士陈慧隆,圣宗常行斋醮祈祷,并到多处宫观祈雨。仁宗则不仅修建多处道观,常行斋醮法事,还与道教人士谈玄论道,切磋学问。
神宗更下诏免除道士的劳役,并督造殿堂、金银神像,多次巡幸宫观,举行斋醮。英宗也曾临幸道观,举办道场科仪,像道教尊神祈雨等。
高宗则更进一步把道教(与佛教)纳入科举之列,道士可以通过科考入仕。李朝这种将三教列为科考内容的做法,是其与中国科举制度的重大差异之一。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在封建时期也采取科举取士,道教在越南科举中也被列为科考科目之一(资料图)
公元1225年,陈朝取代李朝,该朝历代君主延续李朝的各种宗教政策,继续将道教留于科考之内,并举行各种道教斋醮活动,如祈雨、祈嗣等。这一时期道教颇为发达,不少王室贵族也奉道虔诚。
陈仁宗晚年退位隐居,号竹林道士,陈宪宗晚年也退而学道,号太虚子。但到晚期的顺宗时(1378-1399),越南开始对佛道教进行严格限制,下令沙汰僧道,年未及五十者还俗,道教受到打击。
1802年,阮福映建立起阮朝,其对道教斋醮、符咒、香火、风水等极为厌恶,下令严厉禁断。此后,官方也曾偶尔举行斋醮活动、修复道观,或运用风水玄学等,而民间则接受了大量的道教民俗神祇,如城隍、土地、关公、天后乃至真武、玉皇等。
今天,在越南依然随处可见供奉城隍土地的小庙,泰山石敢当、太公在此的符咒,关公真武、玉皇妈祖的庙宇神像,道教在越南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处留下了印迹。
甚至二十世纪早期,在越南兴起的两种新型宗教——高台教、和好教,也都有大量道教的因素存在,但相对纯粹的道教组织、教团、教徒群体却基本上消失了。
道教在越南封建时代后期渐渐失去了影响,而后被吸收杂糅进了新兴的高台教等民间宗教中(资料图)
抚今追昔,有一些经验教训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道教自进入越南地区,一方面始终停留在依赖技术生存的层面上,如斋醮科仪、风水玄学等,这些道术或曰方术,只能用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却不能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
另一方面输入了一些神灵崇拜,但在多神信仰的氛围中,对神灵的崇拜与鬼神迷信没有区别,不过是在迷信的万神殿又多了几个人偶。
这两方面都不能带入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人产生信念上的认同,从而委身信仰。这就使得其社会基础极为薄弱。
进而,由于道教的输入大体停留于神灵、民俗、道术的层面,自身无法建立团结稳固的教团,在下层无法组织起信徒群体,在上层则高度依赖于政权。
官方支持则热闹一时,官方打击则毫无自保之力,只能任其宰割(道教流入高丽,最终归于消泯,也有同样的缘故)。这是值得今天引以为鉴的。
(编辑: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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