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七人活动于山阳一带。“竹林七贤”的作品，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受到人们敬重。阮籍、阮咸的后裔，早已不在当年尉氏，而在今天的安徽安庆（桐城𠙶山）。
阮孚作为桐城𠙶山阮氏始祖，显然又是荣誉性的。根据《阮氏宗谱》的记载，阮孚四十九岁去世时，由于无子，“立兄瞻次子明为嗣”。而《晋书．阮孚传》的说法则是：“无子，从孙广嗣。”两种记述虽不一致，但从“从孙”的概念推测，阮广只能是阮瞻之孙。无论哪一种说法正确，对桐城𠙶山这支阮氏族人来，他们事实上都是阮瞻的后代，而阮孚只是他们的法定祖宗。
祖宗，谁适合当法人？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我接触过的枞阳诸氏族谱，这些家族多于宋、元、明、清时期迁入，与首迁枞阳的𠙶山阮氏相比，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还真有千年不变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平凡之辈：枞阳黄氏，乃黄庭坚之后；枞阳周氏，乃周敦颐之后；枞阳刘氏，乃家刘淝（刘邦长子）之后。我们章家的一世祖虽不显赫，但远祖确是姜子牙。我对这一点特自豪，尤其是在一事无成虚度光阴的时候，总能蛋蛋定定——等我混到退休的时候，他老人家还不是公务员呵！
在祖宗问题上，阮大铖对李总理重要批示深信不疑。阮大铖这个人，很好面子，也非常热爱祖宗，尤其是有面子的祖宗，总是念念不忘。想当年，阮家那是相当有钱的，政府也没有限购令，本地的，外地的，宅子很多，其中的两处豪华别墅（斋室），挂的铜牌就叫“咏怀堂”和“遥集堂”。前者是说阮籍，因他称著后世的大作叫《咏怀诗》。后者便是告诉别人，自己的祖宗是阮遥集。阮大铖是个文才出众的人，牌子上的字，字面文雅，含义颇深，跟我们在一个铜牌上写个“男”字，一个铜牌上写个“女”字，直奔主题求实用，那是豁然有差距的。
阮遥集在阮大铖的心目中，位子是极为特殊的，比阮籍都特殊。他后来文艺作品（剧本）《牟尼合》出版发行时，根本就不是广告词，而是在卷首题上“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诸字，既追怀了先祖，又炒作了家门，效果不是一般的好。《阮氏宗谱》中隆重推出的阮枞江，阮大铖倒并没有特别看重，即便后来他干到兵部尚书，与这位祖宗同操一个专业。
我对阮大铖作派的理解，是励志。阮孚时代，是阮氏家族的文化巅峰。阮瑀、阮籍、阮咸，阮孚上面的爹孙三代，几乎把中国文联闹得底朝天。
阮籍的父亲阮瑀，因文才被称作“建安七子”，与曹操亦是同志加兄弟。当年，曹操闻听阮瑀才气，召他做官，阮瑀不应。曹操又多次派人催，匆忙中阮禹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走不通归隐之路的阮瑀，走上仕途。从此，曹操军政之中神采飞扬的文字，大多出自他与陈琳之手。
阮瑀虽遗传给了阮籍才气，让其成为才华横溢的诗人，却无法让阮籍风流儒雅。司马氏取代了曹魏，一个老父的关系，一个自己的良知，使阮籍就是绕不过弯子。这某一部位的一个憋气，往往就是精神上的一个圪瘩。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阮大铖六世祖。他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喜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他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在哲学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达庄论》）；又以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通老论》）。工于诗文，其诗长于五言，《咏怀》八十馀首，嗟生忧时、苦闷彷徨，对社会黑暗多所讥刺而辞语隐约。
▲阮籍书拓本
在一个远无秩序与政治糜烂的社会里，文豪不及土豪，骨头硬不过斧头，文人的骨气，更是不敌统治者的脾气。为缓和与司马氏的“干群关系”，阮籍不得不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他主动要干的是东平太守，据说那里风光不错，美酒多多，司马昭答应后，阮籍骑驴而去，住了十余天，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拆除太守衙门的一堵隔墙。《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放浪佯狂，违背礼法，阮籍总算为司马氏容忍，终以天年。
与阮籍相比，阮咸则完全是个另类。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晋始平太守。魏武都太守阮熙之子，步兵校尉阮籍从子，阮瞻、阮孚之父。
晋人所称的“竹林七贤”中，阮咸年龄只比王戎稍长，在竹林七贤中是第二小的，是七人中最少受关注的一位。存世的阮咸生平事迹甚少，散见于世说新语、晋书和一些类书中。阮咸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任何可堪窥见的文采。他少有夙惠，曾与叔父阮籍一同饮酒宴游，历仕散骑侍郎。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曰：“（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但相同的事迹，领导与一般干部的理解，却迥然不同。武帝认为，这是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阮咸难以重用。阮咸知道后，并无心灵上的创伤，反而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地与猪群共饮。
“竹林七贤”这个才艺组合，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精彩一页。阮咸虽没有留下相应的文学作品，但他存世给后人的，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即为他发明并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国民族乐器——“阮”；后者，是关于他的一则成语——“阮囊羞涩”。这则成语，见于我国现存最早第一部韵书《韵府群玉》。宋人阴时夫《韵正群玉·阳韵·一钱囊》中所记的阮咸，整日衣冠不整，饮酒游玩，生活日渐穷困，曾把金貂拿去换酒喝，常带的钱袋，穷极时口袋里只保留一枚小钱，“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
阮咸为人放诞不拘礼法，为当世所讥。阮咸私幸其姑母家的鲜卑婢女，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要回夫家去。起初姑母答应将此婢女留下，但离开时又私自把她带走了，当时阮咸正在会客，闻之借客人的驴子去追。追上后还穿著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头驴子回来，与客道：“人种不可失”。
阮咸与胡婢之子，即是阮孚。阮大铖极度追忆的阮氏先人，选择的是阮籍与与阮孚，忽视的也是阮咸。桐城𠙶山阮氏清道光年间重修宗谱，不以阮孚为始祖，很可能与这段风流韵事相关。历经宋、明理学的洗礼，中国人的观点其实早已时尚，而并非真正的“传统”。
阮大铖的先祖辉煌于乱世，风雅的密码究竟是什么？“竹林七贤”，无疑是一个“悲情组合”。嵇康被杀，山涛、王戎被洗脑，刘伶被开除公职，向秀被摧毁心理倒在了岗位。最终剩下的两个人，始终吃着空饷，享受权贵之身的雅士都在阮家——能与恶不见底的玩家玩出和谐，智商显然无用，靠的还是氏族的背景。发展才是硬道理，骨头与斧头的较量时代，真是骨头硕大粗壮，拿斧头的人怎么地也得掂量掂量！
阮氏昔日的风光，其宗祠通用联略见一斑：“七贤并列，八达齐名”。上联典指“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下联典指阮孚。阮孚与光逸等八友相友善，时称“八达”——同处乱世夹缝中的阮大铖，先祖的光耀他汲取的又是怎样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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