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七人活动于山阳一带。“竹林七贤”的作品,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受到人们敬重。阮籍、阮咸的后裔,早已不在当年尉氏,而在今天的安徽安庆(桐城𠙶山)。
阮孚作为桐城𠙶山阮氏始祖,显然又是荣誉性的。根据《阮氏宗谱》的记载,阮孚四十九岁去世时,由于无子,“立兄瞻次子明为嗣”。而《晋书.阮孚传》的说法则是:“无子,从孙广嗣。”两种记述虽不一致,但从“从孙”的概念推测,阮广只能是阮瞻之孙。无论哪一种说法正确,对桐城𠙶山这支阮氏族人来,他们事实上都是阮瞻的后代,而阮孚只是他们的法定祖宗。
祖宗,谁适合当法人?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我接触过的枞阳诸氏族谱,这些家族多于宋、元、明、清时期迁入,与首迁枞阳的𠙶山阮氏相比,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还真有千年不变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平凡之辈:枞阳黄氏,乃黄庭坚之后;枞阳周氏,乃周敦颐之后;枞阳刘氏,乃家刘淝(刘邦长子)之后。我们章家的一世祖虽不显赫,但远祖确是姜子牙。我对这一点特自豪,尤其是在一事无成虚度光阴的时候,总能蛋蛋定定——等我混到退休的时候,他老人家还不是公务员呵!
在祖宗问题上,阮大铖对李总理重要批示深信不疑。阮大铖这个人,很好面子,也非常热爱祖宗,尤其是有面子的祖宗,总是念念不忘。想当年,阮家那是相当有钱的,政府也没有限购令,本地的,外地的,宅子很多,其中的两处豪华别墅(斋室),挂的铜牌就叫“咏怀堂”和“遥集堂”。前者是说阮籍,因他称著后世的大作叫《咏怀诗》。后者便是告诉别人,自己的祖宗是阮遥集。阮大铖是个文才出众的人,牌子上的字,字面文雅,含义颇深,跟我们在一个铜牌上写个“男”字,一个铜牌上写个“女”字,直奔主题求实用,那是豁然有差距的。
阮遥集在阮大铖的心目中,位子是极为特殊的,比阮籍都特殊。他后来文艺作品(剧本)《牟尼合》出版发行时,根本就不是广告词,而是在卷首题上“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诸字,既追怀了先祖,又炒作了家门,效果不是一般的好。《阮氏宗谱》中隆重推出的阮枞江,阮大铖倒并没有特别看重,即便后来他干到兵部尚书,与这位祖宗同操一个专业。
我对阮大铖作派的理解,是励志。阮孚时代,是阮氏家族的文化巅峰。阮瑀、阮籍、阮咸,阮孚上面的爹孙三代,几乎把中国文联闹得底朝天。
阮籍的父亲阮瑀,因文才被称作“建安七子”,与曹操亦是同志加兄弟。当年,曹操闻听阮瑀才气,召他做官,阮瑀不应。曹操又多次派人催,匆忙中阮禹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走不通归隐之路的阮瑀,走上仕途。从此,曹操军政之中神采飞扬的文字,大多出自他与陈琳之手。
阮瑀虽遗传给了阮籍才气,让其成为才华横溢的诗人,却无法让阮籍风流儒雅。司马氏取代了曹魏,一个老父的关系,一个自己的良知,使阮籍就是绕不过弯子。这某一部位的一个憋气,往往就是精神上的一个圪瘩。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阮大铖六世祖。他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喜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他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在哲学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达庄论》);又以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通老论》)。工于诗文,其诗长于五言,《咏怀》八十馀首,嗟生忧时、苦闷彷徨,对社会黑暗多所讥刺而辞语隐约。
▲阮籍书拓本
在一个远无秩序与政治糜烂的社会里,文豪不及土豪,骨头硬不过斧头,文人的骨气,更是不敌统治者的脾气。为缓和与司马氏的“干群关系”,阮籍不得不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他主动要干的是东平太守,据说那里风光不错,美酒多多,司马昭答应后,阮籍骑驴而去,住了十余天,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拆除太守衙门的一堵隔墙。《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放浪佯狂,违背礼法,阮籍总算为司马氏容忍,终以天年。
与阮籍相比,阮咸则完全是个另类。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晋始平太守。魏武都太守阮熙之子,步兵校尉阮籍从子,阮瞻、阮孚之父。
晋人所称的“竹林七贤”中,阮咸年龄只比王戎稍长,在竹林七贤中是第二小的,是七人中最少受关注的一位。存世的阮咸生平事迹甚少,散见于世说新语、晋书和一些类书中。阮咸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任何可堪窥见的文采。他少有夙惠,曾与叔父阮籍一同饮酒宴游,历仕散骑侍郎。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曰:“(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但相同的事迹,领导与一般干部的理解,却迥然不同。武帝认为,这是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阮咸难以重用。阮咸知道后,并无心灵上的创伤,反而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地与猪群共饮。
“竹林七贤”这个才艺组合,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精彩一页。阮咸虽没有留下相应的文学作品,但他存世给后人的,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即为他发明并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国民族乐器——“阮”;后者,是关于他的一则成语——“阮囊羞涩”。这则成语,见于我国现存最早第一部韵书《韵府群玉》。宋人阴时夫《韵正群玉·阳韵·一钱囊》中所记的阮咸,整日衣冠不整,饮酒游玩,生活日渐穷困,曾把金貂拿去换酒喝,常带的钱袋,穷极时口袋里只保留一枚小钱,“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
阮咸为人放诞不拘礼法,为当世所讥。阮咸私幸其姑母家的鲜卑婢女,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要回夫家去。起初姑母答应将此婢女留下,但离开时又私自把她带走了,当时阮咸正在会客,闻之借客人的驴子去追。追上后还穿著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头驴子回来,与客道:“人种不可失”。
阮咸与胡婢之子,即是阮孚。阮大铖极度追忆的阮氏先人,选择的是阮籍与与阮孚,忽视的也是阮咸。桐城𠙶山阮氏清道光年间重修宗谱,不以阮孚为始祖,很可能与这段风流韵事相关。历经宋、明理学的洗礼,中国人的观点其实早已时尚,而并非真正的“传统”。
阮大铖的先祖辉煌于乱世,风雅的密码究竟是什么?“竹林七贤”,无疑是一个“悲情组合”。嵇康被杀,山涛、王戎被洗脑,刘伶被开除公职,向秀被摧毁心理倒在了岗位。最终剩下的两个人,始终吃着空饷,享受权贵之身的雅士都在阮家——能与恶不见底的玩家玩出和谐,智商显然无用,靠的还是氏族的背景。发展才是硬道理,骨头与斧头的较量时代,真是骨头硕大粗壮,拿斧头的人怎么地也得掂量掂量!
阮氏昔日的风光,其宗祠通用联略见一斑:“七贤并列,八达齐名”。上联典指“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下联典指阮孚。阮孚与光逸等八友相友善,时称“八达”——同处乱世夹缝中的阮大铖,先祖的光耀他汲取的又是怎样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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