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陆游的创作道路和诗歌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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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的第二年适逢靖康之乱，随其父陆宰离开中原南归。他幼时常看到父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 （《跋傅给事帖》）他因此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陆游２９岁参加进士考试，因名列秦桧的孙子之前而受到秦的忌恨，复试时被黜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入仕。他在后来的仕途中又两度因力主抗金而被罢职。但陆游的爱国情怀终生不渝，他一生中时刻盼望着有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机会，直到临终前仍在绝笔诗《示儿》中谆谆嘱咐儿孙：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南渡之初，正直的士大夫大多怀有抗金复国的理想。然而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南宋小朝廷的投降路线渐占上风，很多士人渐趋消极。南宋最早在诗歌中高扬爱国主题的吕本中、陈与义等人晚年诗作的题材取向又转回到书斋生活和山水景物，便是这种态势在诗坛上的鲜明反映。陆游则与众不同，即使是在收复中原已毫无希望时，他仍然坚持夙志，大声疾呼抗敌复国，真不愧是南宋爱国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陆游的生活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４５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家居；二、自４６岁入蜀从军至６５岁被劾罢官；三、６６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２０年。陆游的诗歌创作过程也可分成与之相应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陆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指诗歌题材的转变，因为陆游早期的诗歌内容已相当充实，而且忧国念时的主调已经确立，三十七八岁时就已写下《闻武均州报已复西州》、《送七兄赴扬州帅幕》等名篇。陆游所说的“诗家三昧”，是指他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而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由于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最相适应，也只有这种风格才最符合陆诗所以反映的时代的脉搏，所以陆游一旦找到这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之后，他的创作就产生了质的飞跃。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瓯北诗话》卷六）最能体现陆诗雄放风格的七古名篇如《金错刀行》、《胡无人》、《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关山月》、《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等都作于入蜀从军以后的十年间，说明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陆游把自己的诗集题作《剑南诗稿》。

陆游与江西诗派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师事曾几，又私淑吕本中，对曾、吕二人服膺终生。陆游接受曾、吕的影响首先在于爱国的情操，他少时与曾几 “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而吕本中在表现爱国主义主题方面堪称是陆游的先驱。陆游在艺术上也受到曾、吕较深的影响，对“活法”说深信不疑，直到７０岁时还对曾几授予他的“文章切勿参死句” （《赠应秀才》）一语津津乐道。然而陆游虽然从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中获得了增进艺术修养以自成一家的启示，早年作诗时也曾仿效过黄庭坚、吕本中等江西诗人的风格，可是他的艺术个性和才力却不是江西诗派所能牢笼的。所以他很快就超越了曾几、吕本中等师辈的成就，并以明朗瑰丽的语言、奔放磊落的情调而与江西诗风分道扬镳。

除了借鉴江西诗派以外，陆游还广泛地学习前代的优秀诗人。在陆游所崇拜的古代诗人中，屈原、杜甫以其爱国忧世之心成为陆游的异代知音。陆游５４岁出蜀东归途中曾写下《楚城》和《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二诗：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礻司。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国家多难，报国无路，共同的遭遇使陆游与屈、杜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然而时刻希望杀敌复国的陆游所面对的现实却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定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使陆游格外苦闷，他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得到安慰和解脱。于是本质上属于写实性质的陆诗却时常需要借助浪漫幻想的表现方式，而李白那种独往独来、鄙视流俗的人生态度和想落天外、变化莫测的艺术构思也就成为陆游倾心学习的对象。

此外，岑参和陶渊明也受到陆游的重视。在陆游心目中，岑参是仅次于李、杜的唐代大诗人。这显然是由于岑诗多写边塞奇丽风光和军营的豪壮生活，正与陆游所向往的从军生活情趣相投的缘故。当陆游退居山阴农村后，陶渊明恬淡的生活态度和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又成为他仿效的典范。转益多师的态度使陆游从前代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使陆诗的题材和风格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