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桃花扇》理对情的胜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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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这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以复社文人与魏党余孽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展示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画卷。“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所揭示的主要意旨。明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士大夫拥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昏聩和士大夫阶层的不思反省，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宣告了明历史的败亡。社会变革的力量是潜意识的，也是摧枯拉朽和无法抗拒的，崇祯帝惶惶自缢煤山和清王朝的建立，对明末士大夫阶层更是当头一棒，喝醒了沉醉的迷惘，也彻底幻灭了其为自己所编织的过于奢望侥幸的肥皂泡。三百年基业荡然无存，山河破碎梦不复，身似浮萍无往日，士大夫阶层一时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荡和思想的虚无之中，于此之中，士大夫和平民的个人爱情在巨大的社会动荡面前显得微乎其微，甚或无从谈起，显然个人情爱于社会变革时自然要服从于了对历史兴亡的理性的反思。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论及题旨时所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⑴明的败亡，身世之悲，理想的破灭，这一切都象阴雾样萦绕在明遗民的头脑中。在这社会变革之悲痛下的虚无的爱情呢，则显得多么地渺小无力。在这种政治背景中的《桃花扇》正体现了爱情对“理性”的败亡。

一

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公元1684年），是孔子的第64代孙，他所处的时代清统治刚刚稳定，虽没有经历南明败亡的惨痛历史，但从其父辈人和与自己交往的明末士大夫那里知道了明败亡给社稷百姓心灵上所刻上的难以摒去的惶恐和没世之悲。孔尚仁的父亲孔贞璠是一位崇尚民族气节的明移民，是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举人，“博学多才，崇尚气节，尝慕朱家、郭解之为人。当明季，兵荒荐至，解纷御辱，一邑赖之”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九十三)，明朝灭亡后隐居不仕。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和十五年（公元1642 年），清兵两次大肆掳掠焚劫山东诸州府县，农民义军先后惨遭杀戮。“复圣”颜回后裔颜光敏家与孔家世代通姻，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颜光敏与孔尚任又是“生平更无两人” ⑵的挚友。崇祯十六年二月，清兵在鲁南莱阳、兖州烧杀虏掠，就连颜光敏的父亲（颜子66世孙）也被砍伤左脚，颜光敏的母亲因御侮“臂折犹骂不绝”被杀于城墙之下，一家有数人被杀。⑶但是，这并没有扑灭明朝文臣武将和具有英雄气节的士大夫和文人志士的满腔报国志和愤怨之情。孔贞璠尚刚的民族气节和清惨绝人寰的杀戮对孔尚任的思想无疑具有很深的影响，在其心中激起了不满情绪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后来孔尚任在《经废村》中写到：“此地楼台几劫灰？残阳满巷久徘徊。高低石院留僧住，昏晓柴门放燕来。大树正当行处长，荒丘多是战时埋。凄凉废井寻遗老，旧木蔷薇自谢开。” 诗中描绘了清南侵时造成的断壁残垣、废井灰椽的残败景象，流露出了诗人内心对清的暴行的愤慨。

孔尚任所秉承的是儒家“仁政”和大一统的思想，积极入仕，先因乡试未中曾隐于石门山。感于历史时事，孔尚任在其未仕时就已将《桃花扇》付诸草稿，其在《桃花扇本末》述到：“余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乘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⑷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康熙曲阜祭孔，赞赏御前侍讲《大学》的孔尚任“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又说“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 ⑸ 随后任命为国子监博士。这让三十四岁仍为国子监生的孔尚任感恩不已，在领赏后回家的路上“随路感泣，逢人称述”，欣喜异常。回到住舍后，“垂沐焚香，拜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老母感激皇恩，不觉泣下”。 ⑹孔尚任刚入京城的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即1685年）写下了《出山异数纪》，中间写到：“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但在白天沐浴皇恩之后的冷清的夜晚，明败亡的历史仍在孔尚任的脑中萦绕，孔尚任也为身为明移民而忙不迭地干求功名的做法感到不安，在《出山异数纪》中笔锋一转又慷慨道：“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一方面是铭感皇恩、感恩戴德，一方面明败亡时的血腥屠杀记忆犹新，一方面平步青云身为皇帝钦命的京城官员，一方面明移民舍身反清此起彼伏的运动和刚正志士捐躯赴难的义举时常浮现在眼前，这种矛盾的思想让孔尚任对历史有了理性的思考，随着对官场生活的了解，这种认识进一步加深。

清初的社会积弊已久，农事废弛，为了缓和矛盾，康熙责期修治黄淮。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四日，康熙在乾清宫接见治河使臣，这让一直想有所作为的孔尚任感到皇权的恩情和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也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虽自己兢兢业业，可治河官员在治理过程中意见不一，无治河良策，且穷奢极欲沉醉于笙歌箫鼓中，使工程延误了下来。孔尚任在《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中便流露出不满之情。更重要的是在黄淮流域孔尚任对明清之际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情人民苦难，敬重崇尚气节的明朝遗老、遗少。孔尚任一年多的国子监博士的闲职和治河过程中的无计可施大大挫损了他济苍生、忧黎元的锐气和热情，则“熟读骚经高太息，吹窗雨气益凄凉”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可封建制度已趋僵化，官僚腐败及尔虞我诈的无谓的内耗让孔尚任产生了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正如[拜坛]出眉批所云：“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明无一非礼，焉得不亡！”孔尚任在其“未仕”时，就从秦光仪那了解了弘光王朝的历史，更感于香姬面血溅扇的新奇，就有创作的意念，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于声律”, ⑺后得以在扬州、泰州、苏州、南京搜集资料，三易其稿乃成。《桃花扇》演出时，“笙歌靡丽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烛酒阑，唏嘘而散” ⑻实则引起了南明遗老的共鸣，观剧顿然，与剧互融，情随剧泻。其抒写的故国之情思正如梁启超《饮冰室丛话》所言：“《桃花扇》沉痛之调，以《哭主》、《沉江》两出为最……此数折，余每一读之，顿觉酸泪盈盈，承睫而欲下”。可见孔尚任在创作时，则渗透了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