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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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一位比较复杂的著名作家，他在政治上和创作上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矛盾。过去学术界对他的评论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四人帮”出于其政治需要，竟然对这位九百多年前的作家发动了一场讨伐。在他们控制的1974年第2期《红旗》上，抛出了由罗思鼎炮制、姚文元改定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一口气给苏轼扣上了“投机派”、“两面派”等大帽子；在同一期上，梁效们又给加上“顽固派苏轼”的恶谥。嗣后，江天之流又出来从“文艺”的角度把苏轼的政治诗一概斥为“诬蔑新法”的“黑诗”。一时间，南呼北应，在他们所鼓噪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大合唱中，也算得一支高调门的插曲。这是“四人帮”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对苏轼的评论和研究制造了混乱。现在必须加以批判和澄清。

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相应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依据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经历，可以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以便于考察和评论他的政治态度。

(一)从宋仁宗赵祯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考中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返蜀为父服丧，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代表作是公元1061年考“制举”(区别于进士、明经之类的“常举”)时所写的《进策》  (包括《策略》五篇、《策别》17篇、《策断》三篇)和公元1063年的《思治论》。在这些文章中，他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1]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二)从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变法。代表作是公元1071年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政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把新法比为“毒药”，危言耸听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赵顼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一反前一时期的主张，完全是守旧派的论调。在这长达16年的变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的势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变法和守旧两派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的倾轧和报复。苏轼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乎丧生。

(三)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赵煦元{；占八年(公元1093年)，这是守旧派司马光等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祜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的一个。

(四)从佑八年赵煦“亲政”，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的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上面勾勒的轮廓表明，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的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j右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了“四人帮”喉舌们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的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一发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四人帮”的喉舌们没有什么像样的论证。所谓“投机派”，一般总有随风转舵以博取个人功利的特征吧，而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的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四人帮”的这些帽子，除了说明他们另有政治目的外，又能说明什么呢?苏轼在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的《杭州召还乞郡状》[2]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指熙宁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佑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的信条，论“衙前差顾(雇)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今天看来正好是对“四人帮”强加给他的诬蔑之词的驳斥。苏轼的一生，对新法的态度有变化，但他不是“四人帮”所指责的翻云覆雨的“政治投机商”；他的政治思想中存在着保守落后的方面，但他不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反动政客”。这在下面还将进一步论及。

苏轼的政治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化?应该怎样评价?

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和反变革的对立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3]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14]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有时又鼓吹“处静”、“人主常静而无心”。[5]他在那篇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所发挥的“变”与“不变”的议论，在既承认“变”又承认“不变”的二元论背后，核心的仍然是“不变”，是庄周的形而上学相对主义。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仁宗赵祯和神宗赵顼的施政方针有着显著的差别。赵祯晚年，在范仲淹等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朝廷内外弥漫着习故蹈常、萎靡不振的政治空气；[6]赵顼即位，社会危机的紧迫感加重了，他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支持王安石在较为深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苏轼在这两朝的不同政见正是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性和这个具体政治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他后来在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为试馆职而草拟的一道策题中说：“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7]反映了苏轼对两朝不同政治风气的看法和态度。当他不满于赵祯因循苟且的“偷”时，他是比较清醒的。他说：“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指西夏和辽)，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运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8]这里，他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谓“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议论，更明确、更透辟地预先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缓和民族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这是威胁赵宋王朝生存的真正危险，犹如那把悬挂在皇座上、只用一根马鬃系着的达摩克利斯剑。但当苏轼害怕于赵顼时“刻”的改革势头时，他又显得糊涂昏聩。他要求赵顼“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主”，无所作为，一仍旧章；他自食前言，空喊“崇道德”、“厚风俗”，反对所谓“急于功”、“贪富强”，自我否定此前提出的“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9]他原先说过要“变政易令”，[10]要“厉法禁自大臣始”，[11]现在却为豪强兼并户、品官形势户被损抑的某些利益辩护。他针对王安石的“三不足畏”精神，提出“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l2]的口号，俨然以封建秩序的护法神自居。这类言论表明，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已占主要地位，使他追随守旧派走得很远。到了“元祜更化”时期，一切回到熙宁前的原样，苏轼又不满：“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13]又以新法辩护人的姿态出现，甚至被他的同辈视为王安石第二。[14]所以，苏轼的政治态度是随着他所生活的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性却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