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乡下大都没有会理发的人，我的老家满族营村大人孩子剪头都得靠走村串屯的理发匠。
1967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和姐姐正坐在北炕写暑假作业。突然，大街上想起了“嗡”“嗡”“嗡”一声接一声的响声，响声跟蜜蜂展翅发出的声音差不多。我头一次听见这种奇怪的响声，停下手里的铅笔，侧耳仔细听了一会儿，问姐姐：“什么声儿？”姐姐听了听，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母亲坐在南炕正在缝衣裳，听到“嗡嗡”声，着急地说：“理发匠来了。”说完撂下衣裳，下炕穿鞋麻溜出了屋。
不一会儿，母亲领着一个老头儿回来了。刚进屋，母亲对我说：“小华，别写了，过来剪头。”我一脸狐疑，瞅着母亲问：“剪头？”老头儿瞅了我一眼，笑着说：“是该剪得了，头发都能扎小辫儿啦。”说罢，把手里的小钢叉和小铁棍儿放在八仙桌上，伸手把肩上的白布袋拿下来也放在八仙桌上。母亲赶忙催我：“去拿凳子。”我从外屋搬来一个木凳，老头儿早已穿好了白大褂，把一块蓝色的理发布披在我身上，拿起理发推子和木梳开始给我剪头。
老头儿一边剪，我一边紧盯着八仙桌上的小钢叉和小铁棍儿，问：“大爷，那是什么玩意儿？”老头儿回答：“唤头。”“唤头？啥意思？”“就是召唤人剪头。”老头儿说着停了下来，把推子和木梳放在桌上，拿起小铁棍儿插进小钢叉里，使劲儿往外一挑，顿时发出了“嗡”“嗡”声。哦！原来“嗡”“嗡”声是这么发出来的。剪完头，我好奇地拿起唤头使劲儿一拨，顿时发出了“嗡”“嗡”的响声。
原来，小钢叉像镊子似，用小铁棍儿插进去往外一挑就出声。真好玩儿，我拿着小铁棍儿一连拨了好几下小钢叉，听“嗡”“嗡”的响声，一直没听够。老头儿给我剪完头，收拾起理发工具，接过母亲给的两角钱，背起白布袋走了。
从那次以后，我一直盼着理发匠来剪头，还想听唤头的声响。可不知为啥？理发匠再也不来了。恰巧，这时在我们村西二里地远的牤牛河边上建起了一座煤矿。自从理发匠不来剪头后，满族营村的大人孩子只好到矿区理发店去剪头。
在矿区理发店剪头，大人剪一次头得花四角钱，小孩子剪一次花两角钱。我和五哥（我伯父家的孩子，在他家哥们儿中排行老五，所以我管他叫五哥）经常上矿区加工厂门口垃圾堆里捡废铜烂铁，我俩用卖废铜烂铁的钱剪头足够用了。
矿区理发店其实就是两间红砖瓦房，外屋是小半间，有个洋炉子（煤炉子），洋炉子旁边堆着煤块儿，专门用来烧开水和理发匠热午饭。里屋大半间是空筒子房，四面墙壁刷了白灰，整洁干净，一尘不染。地中央一字排开摆着三把转椅，转椅又高又大，圆圆的铸铁底盘，高高的黑色皮具靠背沙发。南窗户台下面放一个长条靠背木头椅子，能坐五六个人，理发的人排号时坐在那。没人理发时，三个年轻小媳妇坐在那休息唠嗑。三个年轻小媳妇都穿着干净的白大褂，两个烫卷发，一个扎着麻花短辫。
在一天礼拜天的上午，我和五哥第一次去矿区理发店剪头。刚一进屋，有些不好意思，显得很拘谨。三个小媳妇见我和五哥有些腼腆的样子，都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我刚坐在东头那把大转椅上，一个穿白大褂的小媳妇就走了过来。小媳妇长得白白胖胖，圆脸，单眼皮儿，小眼睛，薄嘴唇，烫一头卷发。我不好意思地瞅着她，她瞅着我粲然一笑，曼声问：“多大了？”我回答：“十岁。”“家是哪儿的？”“满族营。”
小媳妇问完，麻利地给我披上理发布，拿起木梳和推子开始给我剪头，边剪边夸我：“你小子真招人稀罕，长得白白净净，细皮嫩肉，像个城里孩子。”五哥赶忙接过小媳妇的话茬，自豪地说：“他本来就是城里孩子嘛。”小媳妇一听，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眼，纳闷地问：“你是城里孩子？”我说：“是。”“那你咋跑农村来了？”我说：“城里挨饿，我们刚回老家不长时间。”“你们家是从哪回来的？”“抚顺。”“现在回老家不挨饿了？”“不像在城里那么挨饿了。”小媳妇剪了一会儿，突然问：“你给我当干儿子行不？”我脸一红，立马拒绝：“不行！”旁边给五哥剪头的小媳妇一听，忍不住哈哈地乐了，笑着说：“你小子真傻，快答应她，她正好没儿子。你要是真给她当了干儿子，天天能吃到白面馒头，剪头也不用花钱了。”我倔强地坚持：“那我也不答应。”小媳妇用柔软细腻的手指轻轻地掐了一下我脸蛋儿，亲昵地问：“为啥？”我说：“不为啥，我有妈。”“有妈就有妈呗，多个干妈不好吗？你要给我当干儿子，再也不用吃苞米面大饼子了。”“那也不行。”小媳妇见我不答应，咯咯地笑了笑，假装生气地说：“不答应拉倒。”
第一次去矿区理发店剪头，我心里好不痛快。在回家的路上，我闷闷不乐地对五哥说：“以后我再也不让那个小媳妇剪头了。”五哥羡慕地说：“你真傻，为啥不答应？你要是给她做了干儿子，就能天天吃细粮了，剪头还不花钱。”说到这儿，惋惜地咂了咂嘴，自言自语：“咳！可惜呀，人家不认我。”
作者本名：王兴华（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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