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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从自由主义到二元论
从自由主义到二元论
新浪博客 刘仰 2008-12-02 22:30:59
http://blog.sina.com.cn
站在稍微客观一点的立场,我们都应该看到,每一个社会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成绩,也有它的错误。其成绩和错误既涉及到国内,也包括国际影响。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观察,既针对现实的政策,也包括长远的历史影响。我经常发表一些观点,被人指出是有反美倾向。其实,我和一些有同样观点的人,并不是简单逢美必反,而是要反对美国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我称为二元论,具体来说就是,凡是美国必好,凡是非美国的必坏。只有美国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一切,批评美国就等于与美国为敌,就等于是要维护人类最落后的一切。小布什总统在对伊拉克开展之前曾经对全世界说:要么作美国的朋友,要么作美国的敌人。这个表态是美国二元思维的典型,它依靠自己的强权,极大地限制了他人的自由。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也严重沾染了美国的这种二元思维。那么,美国的二元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二元论思维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50年代,其出发点是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当时美国的一些思想家发现,自由主义思潮中,包含着西方世界自我毁灭的因子,它会导致虚无主义,导致精神的自我矮化。在自由主义强大思潮中,人们无所禁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在怀疑一切的观念中,所有神圣、庄严的事物都消失殆尽,一切价值观和精神真谛都成为取笑、逗乐、咒骂的对象,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不复存在。当时美国以列奥-斯特劳斯韦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意识到,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泛滥的世界,没有信任,没有信仰,没有凝聚力,美国社会将在这样的自由主义中慢慢腐烂。
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在小说《红楼梦》中就有表现。要么追逐眼前的快乐和现实利益,要么看破红尘,远离尘世的一切。当然,《红楼梦》中的态度,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应对自由主义的主流态度。但是,《红楼梦》至少提供了一种解决自由主义自我腐烂、自我毁灭的方案,那就是宗教。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不同,中国的传统宗教基本上是出世的,所谓剪断烦恼丝;而西方的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和操纵很大。虽然启蒙运动后,西方宗教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西方宗教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彻底消失。于是,美国的一些思想家针对自由泛滥的局面,提出了一种类似宗教思维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就是把美国,或者扩大一点,把西方社会当成人类进步的唯一代表,而反对西方的,就等于是落后、野蛮。他们从西方理论中抽象出自由、民主、法制、科学几个概念,仿佛这是西方独有的,非西方社会只有专制、独裁和愚昧。这样的一种观点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结合后,落实到美国,便形成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国家神话:美国肩负着抗击全世界一切邪恶的重任,美国就是一切正义、善良、美好的化身。之所以说这种二元论思维与西方宗教一脉相承,是因为它建立了一种类似西方宗教里正统和异端的鲜明区别。以人为的思想概念划分界限,并且自我制定划分的标准。界限两边就是敌我双方,只有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西方宗教中,一个宗教的内部只有虚幻的美好,所有的邪恶都是宗教的敌人。演变到美国式的二元思维中,美国自己在一个虚构的世界政治体系中,自我任命为一切光明的化身,在善恶两极化的世界里,仿佛美国驱逐了一切恶,还必将战胜一切恶。宗教体系中偶像崇拜的耶稣、上帝,在二元思维中变成抽象的几个概念,恰如法国启蒙运动时要建立的“理性教”,抽象的概念代替了具象的耶稣,抽象的概念坐上了绝对正确、至高无上的信仰宝座。
美国这种二元论思维,最初的成果就是制造了一个冷战。冷战等于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因此,其抽象概念的绝对神话还没有充分体现,反而被冷战的具体对抗所掩盖。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国家神话已经由冷战而确立了。我们之所以说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是站不住脚的,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在冷战期间,美国二元论思维遭受的最大挫折就是越战。越南战争之初,美国政府、思想界、舆论界开始营造的氛围都是美国要拯救世界。而事实上,随着越战的进行,美国拯救世界的神话彻底破灭,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都清晰地看到,美国非但没有拯救世界,反而是制造灾难的元凶。我们现在可以说,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进行,美国的二元论思维遭遇了最大的失败。自由主义重新蔓延,反战、性解放、吸毒、嬉皮士运动紧密结合,自由主义再次成为美国社会动乱的代名词。二元论中空洞的正义失去了对民众的欺骗魔力,个人主义的信仰自由,公共道德的丧失,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如一盘散沙,内部蕴含严重的冲突。
如果说世俗社会二元论思维是美国的创造,那么,在美国政治领域,还有一个沿袭自英国的古老传统,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当上个世界60年代二元论思维破产,自由主义重新蔓延的时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到了美国政治的前台,其代表人物就是基辛格。他不在乎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在乎非此即彼的对立,只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基辛格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愿意同苏联缓和,愿意同伊拉克发展合作,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与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政治相比,二元论的美国思维,其实就是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然而,正是基辛格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政治,缓和了自由主义泛滥的危机,也掩盖了二元论思维的失败,使得二元论思维得以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
如果说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政治是要维护世界的平衡和稳定,以便美国保持其最大的现实利益,那么,当稳定的世界关系使得美国的现实利益难以有重大突破时,二元论思维便又有了市场。它可以利用冲突、制造冲突,而打破美国利益的瓶颈。里根时代是美国二元论思想再次大行其道的重要时期。里根时代的二元论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原先美国极端保守的宗教团体,都号召信徒反对美国现实政治的堕落,拒绝参加政治投票。但是,自里根时代以后,美国最保守的宗教团体开始号召信徒投票支持某一位候选人。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小布什总统时代。如果说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开始抬头并发挥重大影响的话,与此类似,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开始走到了政治的前台。
二元论思维在美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军事力量的强大。为了反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美国必须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基辛格所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则开始了裁军、限制核武器等政策。到了里根时代,现实主义政治随着尼克松的丑闻而遭遇挫折,二元论思维重新抬头,以星球大战为标志的想象中的世界大战,导致了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而里根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彻底强化了二元论思维的胜利,这就是苏联的瓦解,东欧的巨变。柏林墙倒塌似乎意味着美国二元论思维最重大的胜利。苏联和美国,曾经被描绘为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是上帝所爱,一个是魔鬼的温床。苏联的瓦解使得美国自我标榜的正义形象迅速高大起来,一扫越战失败所造成的阴霾。苏联的失败就等于证明了美国二元论思维的胜利。从此,美国被虚构成一切美好和正义的化身,便有了一个最重要的例证。美国的政治和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美国所肩负的拯救人类的使命,而且,只有美国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美国才是世界未来。这种宣传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之外的很多人,也包括很多中国人。里根时代以后,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又有了新的发展,一直延续今天乃至未来。下次再说。                /s/blog_4134ba900100cj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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