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中华”中,巨龙已经到掉了,大唐在国家的支持下还活着,中兴和华为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兴和华为虽然同在深圳,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两家的掌门人性格完全不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飞看上去像一个老农民,他也经常以“农民”自居。有时候憨憨地一笑,满脸的皱纹。骂起人来,满嘴的“妈的巴子,乌龟王八蛋”。有一次我陪任总见一批邮电局的客人,说到兴起的时候,任总脱下袜子,一边抠脚丫子,一边慷慨激昂地给客人演讲。中兴的掌门人侯为贵看上去像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温文尔雅的,说话慢条斯里。有一次参加中国移动的签约仪式酒会,我和侯为贵及中国移动的领导坐在一桌。席间,侯为贵只是咪咪笑着,很少说话。他们两人性格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人各有各的不同。
作为同在一个城市的竞争对手,华为和中兴的战争是全方位的,从市场到研发,当然还少不了间谍战和情报战。双方都在对方安插了卧底。华为高层会议刚开完,会议精神还没传达,中兴的高层领导就拿到了会议纪要。当然,华为也马上知道中兴拿到了华为的纪要。华为的高层领导经常会看到一份竞争对手动态,里面描述了中兴活动的一举一动。我还看过中兴ATM交换机的详细的开发资料以及中兴接入服务器的立项报告。
那段时间,各部门总监都接到通知,在招人的时候要注意应聘人的工作背景,防止间谍。在中研部查出了好几个拿着中兴的工资到华为工作的开发人员,他们可是拿双份工资的。还有一个信息泄露的渠道是配偶。华为员工中,有很多人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在中兴工作。公司发现这是一个保密漏洞。于是通过自查和公司调查,掌握了所有有配偶在中兴工作的员工名单。在中研部,每个部门总监都有一份黑名单,里面是本部门有中兴配偶的员工名单。对这些员工,首先是动员他,让他的配偶离开中兴,如果不行,则控制使用,不提拔。
我们数据通信业务部的丁国锋就是这样的情况。丁国锋是跟着周代琪的ATM项目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到华为的。一直从事ATM的开发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技术能力也很强。但他的太太在中兴工作。我找他谈话,让他回去劝他太太离职。他表示他太太在中兴发展的很好,不愿辞职。于是,他就成为控制使用的人员。在职位,工资,奖金,股票等方面都比晚他几年来的员工要低。
为了防止技术资料被对手盗走,华为采取了所有能采取的行动。在开发实验室中安装摄像头,监听电话,检查所有员工来往的电子邮件。所有电脑的对外接口都被封掉。但还是档不住对手的间谍行为。
无线业务部有五名开发GSM的骨干技术人员被中兴挖走,带着华为的全套GSM开发资料到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工作。华为通过上海工商管理部门突击检查了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在电脑中当场查到了带有华为标志的技术文档。当时负责“知识产权”部门的宋柳平高兴地对我说:“这一回是当场抓到证据,我们赢定了”。但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中兴多年来在上海经营,上海的关系比华为深。
数据通信部也出了一个内鬼。有一天快下班时,洪天峰把我叫去,带我去了位于科技园的用服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一个保安让我听了一段电话监听录音。这是从用服中心大厅中的公用电话打出的,被叫号码是中兴公司的一个号码。电话内容是关于向对方提供A8010接入服务器源代码的讨价还价。我听出来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博士。接着检查了他的所有邮件,发现有发送给对方的源代码。我马上把这个人叫到会议室和他谈话。他狡辩了一会,但在证据面前,他最后无语。当晚,他就被开除了。
原《华为人报》主编石文金离开华为投奔中兴兴起了一个波澜。石文金是华为的老员工,对华为的情况比较了解。中兴由石文金执笔,向中央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的行为,如内部职工银行是非法集资等。在98到99年间,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华为进行调查。在等待调查组结论的那段时间,任总一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我在华为看到过任总两次惊慌失措的时候。一次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是由于华为向伊拉克出口设备,面临美国制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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