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代屠隆《考盘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低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
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黄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盘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低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
在此须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而非武则天,说他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着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
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着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放牛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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