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田莫种西周粟;
友好犹存北宋花。
这副看似对联的文句,实际上是一联“诗钟”,题目是《一唱:良·友》(意思是把“良”、“友”二字分别嵌于上下联第一字的位置)。这副诗钟的作者是一位爱国诗人,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后,他借诗钟活动之机在广州市区中心大街上贴出这副作品,含蓄地唤醒国人莫当亡国奴(句中“莫种西周粟”,隐喻决不因生计艰困而事敌),结果遭汉奸文人告密,竟被日军枪杀。老一辈广州文人也不记得诗人的名字了,但却记得越秀区书同巷曾有广州诗钟社。
书同巷位于海珠北路西侧。清初驻粤八旗兵右翼官学在此地开办,后来改作满汉八旗义学,再后改为明达书院。北方来的士兵初称此处为书院胡同,后来的住户简称为书同巷。这条颇有书香味的小巷,曾是广州诗钟社的旧址,许多爱好诗钟的文士多聚于此。
诗钟又称羊角对、折枝诗、雕玉双联,始于乾隆时,盛行于同治、光绪年间。清代训诂学兴盛,文人爱炫耀自己读书多,故多用典故的诗钟形式遂成为文士喜欢的文学活动,时有创作诗钟的雅集。雅集时,桌上放着铜盘,铜盘上方用线吊着一块玉石,横系一枝香与线相交。公布诗钟题目后把香点燃,爱好者们便纷纷构思作品,当香烧至与线相交处,玉石跌下铜盘中,响声如钟,便是爱好者停笔交卷之时。随后由评委评卷,公布优胜者的作品,再由大众一起欣赏品评,并发奖品,以后到一定时候,还出诗钟作品集。
诗钟题目有分咏、嵌字两大类,嵌字又分许多格,如上下联都嵌于第一字叫“一唱”,嵌于第二个字叫“二唱”等。作法有白描、用典、集(古诗)句三类。技巧繁多,一时难以说清。
江孔殷像
吴道镕像
广州地区的诗钟活动盛行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至清末民初仍有不少爱好者。当时广州的惜余吟社常举行诗钟活动,发起人有刘谦一、汪兆镛、黄绍屏、王亦鹤等知名文士,曾印行《惜余吟社诗钟集》多辑。20世纪20年代初,江孔殷、吴道镕、徐信符、陈融、石光瑛、邬庆时等知名文士,成立以诗钟创作为主的“广州诗钟社”,社内被公认为诗钟好手的就有十多位,至广州沦陷时,因社员四散才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吴彦伯、胡伯考、黄秀樵等人重组广州诗钟社,诗钟雅集一直活动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社员有数十人,诗钟社的社址在书同巷一位社员家中。于是,书同巷时有诗人的身影和品评诗钟的笑语声。其中最突出的是住在文明路的邬庆时,可惜的是他的诗钟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部毁掉。
邬庆时(1882—1968),民国时知名方志学家,《番禺县续志》的六位分纂之一,后来主修《宝安县志》、《中山县志》、《茂名县志》等多部地方志。他的方志理论集中载于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志序例》中,到当代仍有借鉴作用。此外还有《半帆楼诗稿》、《番禺隐语解》、《经学导言》等28种著作。
1956年,书同巷的诗钟社停止活动。但诗钟爱好者仍有不定期聚会,邬庆时等诗人多在文明路的明珍茶楼聚会,或切磋诗词,或推敲诗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诗钟声沉影寂。直到改革开放后,先是荔苑诗社于1987年重开诗钟讲座,随后,住在文明路的黄雨领导的广东楹联学会在上巳节(三月初三)举行大型诗钟创作活动。1991年7月,广州电视台《七彩羊城》栏目专题介绍广东楹联学会诗钟雅集活动,诗钟重新为人们所认识。2010年9月,番禺陈铭新主编的《番禺历代名人对联集》中,收录有民国到当代的六百多副诗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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