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诗群是清末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诗歌群体，它兴起于清同光年间，讫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郑孝胥、陈宝琛、陈衍等福建籍诗人为主体，主要成员有五十多人。这个诗群本是宗唐的诗派，后诗风渐转向宗宋，被时人称为“同光体”闽派，但其内部犹有宗唐的诗人，20世纪30年代后“同光体”逐渐式微，但闽派还在继续发展。
闽派诗人甚喜诗钟，每次雅集几乎必作诗钟，因此，雅集常成了钟聚。在宣南时期，闽派诗人的钟聚也随着闽派诗群的兴盛而兴盛，不仅出现了专作诗钟的诗钟社，而且印有诗钟集子。因此，闽派诗群的“宣南梦”也包括他们的“诗钟梦”。事实证明，诗钟不仅加深了闽派诗人间的私人情谊，也成了他们之间维系情感的一种纽带，更为重要的是诗钟风格与闽派诗风互有影响，在闽派诗群的形成与其诗歌特色的锤炼中曾产生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全面了解闽派诗群及其诗歌特色，必须对诗钟与闽派诗群的关系做一深入的探析。
诗钟是由对联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字游戏，清嘉庆、道光年间兴起于福建，后传至京师及南北各地，晚清民国时期盛极一时，“文革”开始后逐渐消失，20世纪80年代后重又在福建兴起。
2001年，白化文《〈风雅的诗钟〉序》曾对诗钟的历史做过简要说明：“诗钟源从左海，盛于晚清。生面别开，名流共赏。刻烛击钵，网丽篆之才；裁绢穿珠，成色丝之作。虽云别调，衍为大观。作者声气相求，吟社组织叠起。丛刻收载，专辑编刊。斯亦和声鸣盛之一品也。爰及奕叶，微波递传。'文革’战鼓声喧，折枝音寂。然而时逢再造，肃杀过而繁华来；世无久虚，箫韶奏则英杰见。际昌隆之会，为盛世之征。”由此可知，诗钟虽属“别调”，却为“名流共赏”，有组织，有专刊，生命力很强。但诗钟毕竟是一种游戏，作为游戏它到底是如何作的呢？目前所知有以下几种说法。
闽派女诗人薛绍徽之子陈铿等编《先妣薛恭人年谱》在“光绪六年庚辰”条下对诗钟有这样的描述：“诗钟之戏，本始于道光间，先大父偕同辈谢枚如山长、张亨辅、徐云汀两孝廉、何午楼茂才并刘赞轩云图两妻舅等设会于小西湖宛在堂，号飞社。制一盒上，立一架悬钟，以线系锤，中系香注，下连盒，盖香残线断，钟响盒闭，后成之卷不得入。”此处描述的主要是作诗钟用到的器具及其使用方法。这个器具的主要功能是控制时间并按时收卷。
何刚德《诗钟述旧》诗注云：“吾闽前辈有诗钟之作，拈两字为题，作七言一联，以一炷香为限。另制一合（盒）以投诗，合（盒）有口，上置一钟，设机括以系连之，爇香于线端，香烬线断，钟鸣一声，合（盒）之口闭，则诗便不得再投，此诗钟所由名也。”这个描述基本与前一描述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提到了机括的作用。
龚鹏程在其《中国文学史》中这样介绍诗钟：“诗钟，嘉、道间创于福建，本是一种文人游戏。在文人聚会时，出两个字，让大家作对仗，也就是律诗中之一联，分别把两个字放在上下联中。……在题目发下去，趁大家攒眉苦思之际，燃起一炷香，绑一条丝线，在线挂一枚铜钱，底下则有个铜钵。待香烧完，把丝线烧断了，在线铜钱即掉了下来，当一声，敲在钵盘上。表示时间到了，收卷，再开始评审。因有这敲钵盘的过程，所以叫诗钟。……这种清嘉、道以后盛于闽台，流衍于各处的文字游戏，各诗社雅集时最喜玩之。”最后又说：“此风至今台湾诗社间还常举行。”龚鹏程的描述与前述说法基本一致，但在收卷器具上却有分歧：龚鹏程指出是用钵盘收卷，而前两种都说是用盒收卷。龚鹏程所描述的诗钟器具与光图1所示2012年福州三坊七巷保护修复成果展馆所陈列的诗钟用具是相同的。
图1 2012年福州三坊七巷保护修复成果展馆所陈列的诗钟用具
这个器具与光绪六年（1880）的器具的最大不同是，它只有控制时间的功能，却没有收卷的功能。其中原因可能是何刚德所说的机括技术业已失传。
燃香与机括的妙用，确实能给诗钟活动带来不少乐趣，但诗钟能盛行一时，并不仅在于“敲钵盘的过程”的趣味性，更重要的还在于“评审”即唱卷环节的功利性。也就是说，诗钟活动有写作与唱卷两大环节。写作可得钟鸣之乐，唱卷则有科甲之荣。
陈铿等编《先妣薛恭人年谱》“光绪五年乙卯”条下对诗钟评审有这样的记载：“是时闽中诗钟特盛，多就庙宇结社，标二字，限以嵌于第几字，成七言对偶二句，分左右两房评甲乙，所取高下，以磁器、文具、洋货、珍玩为彩，每卷卷资十余文，每唱，有多至数千卷者。”
唱卷是诗钟的重头戏，徐珂《清稗类钞》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闽人作诗钟，以唱为重。其作诗钟、阅诗钟之法，每发题后，人例作四联，投卷于筒，汇交誊录，誊录以小笺纸分誊，每笺例四联。如每会十人，每人四联，则小笺十纸，即可誊毕。每誊毕一纸，即送末座先阅，阅毕，递传上座者，以次轮阅，拟取者各另纸录出。所取不过十联以内，自定甲乙。如每会十人，则十人各定所取甲乙也。各阅定后，以次宣唱之，优等者有赏。唱卷之法，从最后先唱，至元卷而毕。诗钟以唱为乐，但颇费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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