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书隅录》是由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第二世主人杨绍和撰写的善本解题目录。是《录》从撰写到刊成，历时三十一年。光绪二十年杨保彝刻本为初刻本。经校勘，是本要优于宣统三年董康补刻本。《续修四库》所用底本实为宣统补刻本。《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和《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亦然。
有清末季，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广聚天下珍本佳椠，于道光二十年（1840）在其家乡山东聊城建海源阁藏书楼，其子杨绍和于京服官时又收怡府善本极多，故杨氏藏书达数十万卷，海源阁遂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同治十年（1871），海源阁藏书楼第二世主人杨绍和撰成《楹书隅录》（以下省称为《隅录》）初、续编九卷，专录宋元校抄精善之本。《隅录》与其它三家所撰目录并为清末解题目录之代表作，享有盛名。惟《隅录》从撰写到刊成，颇多故事。初刻完成，版片毁损，其后又有补刻。然两刻究竟孰优孰劣，世人难以辨识，致使后人影印、点校所用底本，常以劣充优，贻误后学。为了解这一撰校、刊刻过程，还原版本真相，笔者特作一梳理考释。
1. 撰写
《隅录》是杨绍和编撰的一部善本解题目录。其书名含义正如黄永年云：“楹书，在这里指先人遗下的书，隅录，是所录只有一隅即全部藏书的一角。”①是书共著录二百六十九种宋元校抄等精善之本，主要为杨以增生前收藏，著录杨绍和所藏只有十九种；海源阁杨氏三代主人先后收藏四千余种，二十余万卷，此录不及十分之一。故所名可谓名副其实。
《隅录》分《初编》五卷（集部分上、下卷）和《续编》四卷。关于《初编》的撰写，杨绍和《隅录·自序》云，同治二年、三年撰成《海源阁书目》之后，“复取宋元各本记其行式、印章、评跋，管窥所及，间附数语。乙丑（1865）入翰林，簪笔鲜暇，此事遂辍。顷检旧稿之已成者，得若干种，厘为五卷，命曰《楹书隅录》。写校既竣，抚书远想，哀慕曷极。同治己巳（1869）仲夏”。可知绍和于同治三年（1864）开始正式撰写《初编》。至同治四年（1865）中辍，到同治八年（1869）才“写校既竣”。然从绍和《初编》为各书作题识之时间可知，同治三年之前，实际上已经零星撰写，如宋本《唐求诗集》题云：“咸丰辛酉秋八月，聊城杨绍和识。”②辛酉即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八年之后绍和又有续补，如宋刊《添注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题云：“庚午小阳，东郡杨绍和勰卿甫识。”③庚午即同治九年（1870）。又宋本《史记》题云“壬申夏仲。”④壬申即同治十一年（1872），因而《隅录》的真正完成时间应为同治十一年。所以绍和撰写是书历时十二年，以同治二年、三年里居聊城时为主，至同治八年时再次撰写时，则主要是补入于同治五年（1866）收集的明善堂散出之书及其平时零星所购。《续编》始撰于同治十年春，竣于是年中秋。绍和于《隅录续编》卷首《跋》云：“今春珥笔稍暇，命儿子保彝由里中抄寄原书跋尾若干条，手加甄录，补成九十余种，厘为四卷，命曰《续编》。……同治辛未中秋。”故《隅录续编》四卷，主要由保彝抄录原书题跋，甄录而成，而绍和题识不多。原稿初续编九卷撰成后，光绪元年（1875），吴县潘祖荫为刻《士礼居题跋记》，将原稿借去，潘氏云：“因思先生一生精力尽在于是，乃从杨至堂河督之子勰卿太史录得先生手跋百余条。”⑤保彝于《隅录续编》卷末《跋》云：“原跋或有误收，未及改正，而先大夫见背，既为友人借录，不无亥豕。而书储里中，原稿待校，未经编入者，复十余种。迨癸未（1883）秋，保彝报罢南旋，赍归原稿，与著录各本敬为编辑，详加校补，始成定本。其间各家题识，字体手迹互有同异，谨依原本，不敢妄改，存其真也。”光绪九年（1883），保彝将原稿收回，于里中又将原稿与原书一一校核，甫为定本。
2. 刊刻
然定稿后，并未立即付诸剞劂。至光绪十九年（1893）春，保彝始刊是书，并延多人校勘，于此年冬刊成。时保彝正于京都服官，故刻书当在京都。保彝于《隅录续编》卷末《跋》云：“工始癸巳（1893）小阳，洎本年冬十月既望而书成，为字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有二言。同校者，为宛平刘君家立、家荫昆季。同邑外弟傅君昉安、玉田、吉生、曾佑，例得备书。光绪二十年太岁在閼逢敦牂涂月上澣。”杨保彝嗣子杨敬夫又云：“此书付刻时，原定由先妣王太夫人与吉鹤慈表兄校对，殆刻将近半，则吉表兄回至原籍料理家务，而校对之事，遂由太夫人一人负责，以迄刊竣，先观察公拟著先太夫人之名于书后叙中，而卒未刻名。及书印成后，复校出三处有四个错字，遂用木刻红字盖在错字上，未及修正。”⑥从此书所藏、撰校、刊刻之经过来看，父未竟，子继之，并有王氏少珊（杨保彝妻）亲自校正并著刊刻事务，杨家几代都把藏书编书刻书作为传世事业，都付诸了毕生精力，其精神实堪称赞。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校勘此书的过程中，绍和门人柯劭忞也自始至终参与了校勘。《隅录初编》五卷脱稿后，柯劭忞曾校勘一过，待保彝将九卷完本刊成后，柯劭忞又复勘过，柯氏于《隅录续编》卷末《跋》云：“同治辛未，劭忞应会试入都，问字于先生（杨绍和）之门，适此书初编甫脱稿，劭忞获于校勘之事。今二十有五年矣，喆嗣凤阿户部，刊此书工毕，乃覆校一过，而书其后焉。……时乙未（1895）闰五月，门人胶州柯劭忞谨识。”
据《隅录》初续编的卷首书牌均为“光绪甲午中秋海源阁刊”可知，版成刷印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秋。又据柯劭忞作《跋》时间可知，经柯氏校过的《隅录》九卷正式刊行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之后，并有柯氏《跋》，而这之前的光绪二十年刻本则无柯氏《跋》。无柯氏《跋》的光绪二十年本印数较少，目前只见中科院图书馆收藏，而有柯氏《跋》的光绪二十一年本，则印数较多，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中医学院图书馆等均有藏本。所以，目前流行的实际上是光绪二十一年本。但比较这两个本子，发现文字、版式等并无任何区别，只是有无柯《跋》而已。可见，柯氏校勘成果并未补刻入原版片中，待光绪二十一年发行时，只是于《隅录续编》卷末增加柯《跋》而已。所以，《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书目》著录该书时据书牌题云“光绪二十年海源阁刻本”，亦不为过。
《隅录》封面首题篆字“楹书隅录初编”，左下题“道州何维朴署检”，扉页书牌“光绪甲午中秋海源阁刻”。版框为17.8cm×12.5cm。每半页九行二十一字，注用双行小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鱼尾上锲“楹书隅录”，下题卷次，次下题“海源阁”。《初编》前有许赓飏序及绍和自序，末钤“杨绍和印”白文方印、“勰卿”朱文方印两印，左下题“男保彝校字”。《续编》版心鱼尾上题“楹书隅录续编”，卷首有绍和题识，末钤“绍和筠岩”朱白文方印、“秘阁校理”朱文方印两印，左下亦题“男保彝校字”。《续编》后有杨保彝跋和柯劭忞跋。遇敬语如“《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国朝”、“先公”、“先大夫”等抬头或空格。避清讳改字，如《隅录》卷四元本《注陆宣公奏议》中“郎晔”之“晔”字，缺末笔，避圣祖（玄晔）讳。卷五影宋精抄本《西昆酬唱集》中“毋寧”之“寧”字，以“甯”字代，避宣宗（旻寧）讳。卷五宋本《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中“播芳琬琰”之“琰”字，缺末笔，避仁宗（颙琰）讳。卷五元本《文选》中“顾君淳庆”之“淳”字，以“湻”字代，避穆宗（载淳）讳。避父讳“增”字均缺末笔。
《隅录》光绪二十一年杨保彝刻本（以下省称杨本）刷印后，版片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庚子（1900）之乱时，杨氏藏于京都寓所的很多金石书画和善本都遭受损失，故保彝刻完后，很可能将版片存于寓所，连同其他皆遭焚失。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保彝携眷返里，隐居肥城陶南山馆，亦未能将版片带回，至保彝卒（1910）时，版片随即散失京都。宣统年间，董康收此残片，已缺三分之一，遂补成完帙，于宣统三年（1911）在京都琉璃厂海王村潭宅再度刊印，是谓宣统三年董康诵芬室补刻本（以下省称董本）。董氏于《隅录初续编》卷末《跋》云：“《楹书隅录》五卷，《续编》四卷，聊城杨氏海源阁家刻本，比年散落都市，康购得之，凡阙失三之一，补刊百九十余版，复为完书。”董本印数颇多，远过杨本，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
3. 版本比较
现在的影印本如中华书局的《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均以董本为底本。但把杨本与董本作一比较，则知杨本优于董本，区别在于补版部分。补版部分共一百八十九页，计《隅录》和《续编》封面两页，《隅录》卷一第十五、十六页，卷二第一页、第三十五、三十六页、第七十一、七十二页，卷三第十九、二十、三十一、三十二至五十九页，卷四都六十四页、卷五共八十二页，卷五末保彝《跋》和柯劭忞《跋》三页。与董《跋》所言“补刊百九十余版”大致相符。细验董本补版部分与杨本原本不同之处颇多：一，封面题检署名不同，杨本《隅录初编》为“道州何维朴署检”，《续编》为“临桂龙继栋署检”。龙氏与杨氏为世交，龙氏多次为杨氏著述署签；董本则分别为“北平孙壮署检”和“宋非题”。孙壮和孙非，未见和杨氏有过交往，署检当为董康所请。董本于《续编》目录后有双行书牌云“皇朝宣统三年辛亥海王村潭宅补刊刷印”，《续编》卷四末又题“计拾肆万柒阡肆伯捌拾肆字 刻工用制钱拾捌万缗”，杨本则无；二，补版部分由于是新锲版片，着墨较深，而旧版因年久磨损则墨色较浅；三，版心中题页数下，补版部分常有一横线，如卷三第五十一、五十二页，卷四第五、九页，卷五第十、十六页，而杨本无；四，字体有异，董本字体瘦长，杨本则显宽厚。董本往往字形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均，而杨本则整齐划一；五，两本字形写法不同，如《隅录》卷三绍和迻录金本《道德宝章》藏书印云：“有‘清容居士焦氏弱侯文宠之印’、‘耿会侯珍赏书画之印’、‘明善堂藏书印’各印记”，其中“印”字，董本写作“印”，杨本写作“ ”。杨本“册”字，董本则时作“冊”字，如《隅录》卷三“影金精抄本《重校正地理新书》十五卷四册”之“册”字即是。《隅录》卷三“宋本《新刊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十二册二函”之“刊”字、“函”字，董本常写作“刋”、“ ”。其他诸如“益”、“吕”、“宫”、“回”、“晤”、“斧”、“兹”、“修”、“卧”、“阔”、“众”、“真”、“说”、“脱”、“非”、“以”、“纸”、“雨”等字亦写法不同。六，杨本讳父名“增”字，如《隅录》卷五元本《增广音注唐许郢州丁卯集》之题目、元本《东坡乐府》中“宜此书之益增声价矣”、元本《稼轩长短句》中“据毛抄以增补阙页”等句中二十余“增”字，均缺末笔，而董本补版部分均填作全字。董本帝讳则依杨本不变。
然如是者尚不足以判两版之优劣。经比对，董本补版部分讹误处不少，如《隅录》卷三宋本《证类本草》题识中“一为明成化戊子翻刻金泰和甲子晦明轩本”之前一“明”字，董本讹作“名”。《隅录》卷三影宋精抄本《三历撮要》中“右辛楣先生记于《养新录》者”之“辛”字，《隅录》卷五明修金本《丹渊集》中藏书印“辛楣”之“辛”字等，董本讹作“幸”。《隅录》卷三宋本《新刊履斋示儿编》中“鲍渌饮知不足斋校刊者”之“知”字，董本讹作“如”。《隅录》卷三元本《新笺诀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中“固自别一事耳”之“固”字，董本讹作“故”。《隅录》卷三宋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中“若宋椠诸经、正史及周、秦各子”之“周”字，董本讹作“诸”。《隅录》卷四宋本《离骚草木疏》中“是写本已罕秘”之“已”字，《隅录》卷五宋本《元丰类稿》中“而《年谱》已佚，盖已非宋本之旧”之两“已”字等，董本讹作“巳”。《隅录》卷四宋本《陶靖节先生诗》中“偶从友人处得之，不胜狂喜”之“之”字，董本讹作“人”。《隅录》卷四影宋精抄本《鲍氏集》中“咸爱重之”之“重”字，讹作“ ”。《隅录》卷四北宋本《王摩诘文集》中“健菴司寇之弟立斋先生也”之“菴”字，董本讹作“安”。《隅录》卷四校宋本《王右丞诗集》中“积雨浃旬”之“旬”字，董本讹作“句”。《隅录》卷四宋本《昌黎先生文集》中“偶或遇之，率已损阙”之“损”字，董本讹作“捐”。《隅录》卷四宋刊《添注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中“同时授梓”之“授”字，董本作“受”。《隅录》卷四校宋旧抄本《孟东野诗集》中“殊不知日思误书”之“不”字，董本讹作“下”。《隅录》卷四校宋本《孙可之文集》中“正德丁丑授户部主事白水王君直夫以刻”之“以”字，董本讹作“巳”。《隅录》卷四宋本《罗昭谏甲乙集》中“宋刊《罗昭谏甲乙集》全函，真定梁氏珍本。题签”之“签”字，董本脱漏。《隅录》卷五校宋本《西湖林和靖先生诗集》中“七律中又增多一首”之“增多”两字，倒作“多增”。《隅录》卷五宋本《范文正公集》中“乃元天历刊本，末有‘天历戊辰刻于家塾岁寒堂’木记”之两“历”字，董本均作“秝”。《隅录》卷五宋本《注东坡先生诗》中“邵《注》第四十一分《答庞参军》为六”之“军”字，董本讹作“君”字；“则明系后人羼入”之“明”字，董本讹作“名”字。《隅录》卷五宋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中“统五百丹八云”之“丹”字，董本作“单”。《隅录》卷五元本《筠溪牧潜集》中“此本题曰《筠溪牧潜集》”之“筠”字，董本讹作“均”。《隅录》卷五元本《梅花字字香》中“杨氏海源阁珍藏秘本”之“珍”字，董本讹作“真”。《隅录》卷五明本《东维子文集》中“惟恐影写损装”之“惟”字，董本作“维”。《隅录》卷五元本《文选》中“《文选》善本行世甚少”之“甚”字，董本讹作“最”。《隅录》卷五影宋精抄本《西昆酬唱集》中“功甫为磬室先生子”之“室”字，董本讹作“石”；“毋宁”之“毋”字，董本讹作“母”。《隅录》卷五宋本《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中“当即编辑者之自叙”之“叙”字，董本作“序”。《隅录》卷五元西湖书院本《国朝文类》中“如……元好问之焯焯者”之“焯焯”两字，董本作“卓卓”。《隅录》卷五元翻雕翠岩精舍本《国朝文类》中“卷七十《高昌偰氏家传》”之“昌”字，董本讹作“氏”；“初疑‘并’为‘亓’字之误”之“疑”字，董本讹作“拟”。《隅录》卷五元本《苍崕先生金石例》中“列之鄱阳学官”之“官”字，董本讹作“宫”。《隅录》卷五元本《东坡乐府》中“竟以贱值得之”之“竟”字，董本讹作“意”。《隅录》卷五元本《稼轩长短句》中“吴县许玉瑑”之“县”字，董本脱漏。
通过校勘可知，杨本与董本究竟孰优孰劣，自然分明。然《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编者不加详审，竟又以董本为底本，这实在有误后学。点校本《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楹书隅录》亦然，编者云：“《楹书隅录》五卷、《楹书隅录续编》四卷，以清光绪甲午海源阁刻民国元年董康补刻本为底本，加以标点。”⑦
细检以上三种所用董本，则又有小异。《续修四库》本中《隅录》和《续编》之封面署名题字同杨本，且无董本《续编》目录后书牌及《续编》卷四末题字数和刻工用钱数。这种情况颇能迷惑人，故《续修四库》影印本于封面题“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聊城海源阁刻本影印”。但是，再查《续修四库》本第三、四、五卷等补版部分悉同董本，而且《隅录续编》卷末有董康《跋》，则显然《续修四库》本为董康本。因而，《续修四库》所题据杨本影印，实误。然《续修四库》本为何与原董本小有不同呢？意者可能有二，一是董康本有两个版样，一沿杨本原封面且并无书牌字数钱数者，一则自题封面并新锲书牌字数钱数者，故出现两个稍有差别的版样；二是书贾作伪，故意割去董刻书牌和字数钱数之牌记，以充杨氏原刻本。只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本忘记了割去董《跋》，最终仍然露出破绽。而如西南师范学院藏本则连董《跋》亦割去，然一检补刻部分即知所藏为董本铁定无疑。故而，判定所用底本究竟是杨本和董本，只要查验比较一下如笔者上列补刻部分之文字，与原本是否异同即刻明了。《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则保留了董本的一切特征，遂不致误认。
参考文献：
①.黄永年 古籍版本学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40。
②③.《楹书隅录》卷四，光绪二十年杨保彝刻本
④.《楹书隅录》卷二，同上
⑤.（清）潘祖荫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327
⑥.刘文生 海源阁藏书概述 见聊城县政协文史组编 聊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1982
⑦.王绍曾 <楹书隅录>整理订补凡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济南：齐鲁书社，2002：14
（作者:丁延峰，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博士，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古籍所所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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