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革命的,因为我们的确都稀里糊涂喜欢革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一首革命歌里的词。可是到了1966年夏天,出身不好的人突然就不可以走在革命大路上了,这的确是一件让人万分痛苦的事,而且万分猥琐,没有大路走,只能在小路上鬼头鬼脑,实在是白天活得比夜晚更伸手不见五指。可是突然又有一天明明红五类当得好好的老丹问我想不想当红卫兵?他是披着一件棉大衣在校园的路上劈头劈脑问我的,我将信将疑、兴奋无比、小心翼翼地说:“想的!”结果他就领着我们几个都不能走在大路上的黑同学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当晚就做好了红袖章,套在左臂上,斗志昂扬地重新踏上大路。那时,老丹就是我们的领袖,而且是舵手!从猥琐的小路走上昂然大路,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帮你。而老丹只是一个剃头师傅的儿子。老丹去世的时候竟然一个也没有通知我们这几个黑同学,那时,他在当建筑工人,我在当教授,他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见他最后日子的苦痛和悲切?而至少是我,一直觉得他总是雄伟和挺立,侠爽英气,我愿意想象,他现在一定在自己的大路上走得很温暖,因为他给过别人路,虽然红卫兵不好,他给的是感觉,我只是感激那感觉!
当知青的时候,我给上面派来的“贫宣队”提这个意见,还提另一个意见,甚至和他们辩论几天几夜,结果大字报好险被贴到脸上来。于是虽然别人不宣布,我也就自动溜达到小路上去了,反省着,检讨着,忘记了青春美好。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吗?”那时,我是一个烧窑工人,窑上有加煤孔,可以烧东西,我买了一卷面,没有盐,没有油,就买了一瓶猪肉辣酱,用搪瓷碗下好面,把辣酱拌进面里,坐在窑顶上吃起来。味道非常好!第一次为自己隆重过生日。以前都是外祖母煎荷包蛋下面给我吃,从小到大我无法吃厌。现在我自己下面,坐在寂寞的“小路”边吃。窑的对面就是文化五七干校,不要文化了,文学家、艺术家都到这儿来当种地人,巴金也在。他不仅是种地人,更是站在台上的被斗人。我到对面茫然地看过他被斗。我突然想,我这一点算什么,下辣酱面吃多好啊,于是我把碗里的面吃完了,又给自己再下了一碗。那一个深秋的夜晚,海边天空有密密麻麻的星,我可怜的生日过得开心极了。回到宿舍,又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枣泥芝麻饼,吃完,睡觉,从此,心情又喷香起来,不但有辣酱味、芝麻饼味,还多出了文学味,我踏上文学路,正是由那时徘徊着步出小路开始。一点也不错,一个人的大路,可以是自己灰暗,自己步出,也可以由自己步入。这也许只需要下一碗面的功夫,吃完了面,再吃一个芝麻饼。
在海边的农场,几乎度过十年,革命稀里糊涂结束,运气稀里糊涂到达,可以考大学了。报了名,通过农场的初选考试,然后参加全市的正式高考,可是那位负责写政审材料的党支部书记,却在我的材料上写上了“反对贫宣队”。正好,偏偏又被我看见!那时,已经不“文革”了,贫宣队、工宣队、军宣队都成为羞耻的词,可是他却偏偏继续“认真负责”。虽然那些词已经羞耻,但我还是担心录取的时候,偏偏又遇上一个像书记那样“认真负责”的人,那我不是又走不上大路,继续要在无学的广阔天地里逛,逛到哪一年才真能走进希望,走到被领袖和导师革掉了命的文化里。我是一个要文化的人。我的祖辈、父母,都死要文化!
我找到书记,希望他把这一句话去掉!他说不可以,因为那是事实!我走到农场场部,找到上面,上面也说不可以,因为要尊重下面。我就在下面上面之间跑来跑去。那是冬天,海边寒冷,而且天总是阴沉沉,我心里阴沉地想:“怎么这样倒霉!”从下面到上面,走的是一条并不窄的公路,可是心里的感觉窄到羊肠小道,步步有气无力。不过,我没有继续遇到“认真负责”的人,还是考取了,而且后来当了教授。
一些年以后,那个在我走往大路的通行证上写上过时词汇的书记,突然打电话给我,他的女儿考大学,录取在一个很不理想的学校,恳切地请我是不是可以帮帮忙,把孩子换录到我们大学来。我心想,这怎么可能,考大学有规定的,可是我没有说“不可以”,那个孩子出生时,我还没有离开农场,记得她胖胖的可爱摸样,觉得也像是自己的孩子,就答应帮他去问,我真的很认真负责地去问了……这事一直被我列为最重要的记忆:尽量不要把别人往小路上逼,因为小路弄不好哪天也在你的前面。就像那首俄罗斯革命的歌里的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梅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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