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吊儿郎当地玩着一根鞋带，连看都不看我。他弯腰驼背地坐着，说话和眼光都冲着自己的脚。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开，巴尼夫人。我们早晨一起床，她就不在那里了。她带走了所有的衣服，甚至把自己的吉他都拿走了。”
“你爸爸接到她的信了吗？”我试探着说，但这个男孩（我姑且叫他丹尼），需要细细地审视自己遇到的这件可怕的事。
“她留的条子说，等她打理好自己的事，她就会打电话来。”
“我希望能快一点儿，丹尼。”我回答。我让他知道，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跟我谈谈，几分钟后，他离开我的屋子。他的反应是庄重地点点头。我可能懂了他点头的意思，或许没弄懂。二年级的小学生不喜欢伤害人们的感情。
第二天，丹尼的妈妈神情略显激昂地走进来。见我坐在办公桌旁，她快步走过来，唐突地伸出手。她脸上闪现出的笑容如同护身的铠甲。毋庸置疑，我打去的电话似乎起到了威胁的作用。我是学校的法律顾问，明确地说明她做了错事，要求见她。我很生气。
“咱们有许多话要谈。”我说。
在长达两个小时里，我们讨论了离婚对孩子引起的可怕影响。我讲到，孩子们总是强烈地认为他们的父母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我们还谈到孩子们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认为世界围绕着他们运转。因此，当那个世界出现偏差的时候，孩子们会认为肯定是自己出了过错。我强调指出当他们父母的婚姻结束时，要让孩子了解真相的重要性。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法律顾问，还是一个离婚的母亲，我们谈到了她的义务和担心。她抱着一摞有关离婚和孩子的书籍离开，答应要读这些书，并与丹尼和丹尼的父亲谈谈。“我们需要沟通。”她说。我表示同意。
我开始讨厌这个词：沟通。眼下的这句话，似乎成了某种能使问题消失的巫术。我们说：“只要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好受些。”把“觉得好受”当作了目标，而不是把沟通当作达到目标的结果。
“把要说的话说出去。”我们向朋友提出建议，相信谈话会改变另一个人的行为。
“让你妈妈知道你的感受。”我在学校对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暗示谈话是治疗家庭痼疾的良药。
然而，谈话并没有使丹尼相信，他母亲的离开不是他的过错。我同那个抱着膝盖的小男孩交谈过，却没有打消他的顾虑。他不相信有人关心自己、自己是可爱的孩子。
虽然读了那一摞书，丹尼的妈妈却没有回去抚育、赡养自己的儿子。谈话甚至没有使丹尼的父母之间达成探视权。丹尼的父亲歇斯底里地对自己的妻子发火。丹尼的妈妈告诉丹尼自己有多爱他，然后便搬到了别的州。
我之所以了解情况，是因为丹尼开始在班上调皮捣蛋，冲着老师说脏话，打别的孩子，从同学的书桌偷东西。他的老师问我是否能做做工作。
我又见到了丹尼。我告诉他我们都为他担心，因为他的表现不同以往了。他的行为正在告诉我们他有多不快乐。他愿意说说吗？他一声不吭地坐着，轻轻摇晃着一只脚。
“他还不相信我，”我想，“我跟他说的话没起作用。”过了一会儿，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看看我的手，抬眼与我对视着。他小声地讲述了那些歇斯底里的吵闹和妈妈从远处打来的电话。随后，他的眼泪下来了。他的话都说完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把那个小男孩拉到我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他。接连几分钟，我都摇晃着他，亲吻他的头发。最后，他动了动身子，抬头看着我，问道：“现在咱们能玩游戏吗？”我们玩了游戏，过了一会儿他离开，笑着跟我说再见。一天过去了，他的老师报告说他一下午都表现良好。
丹尼让我想起一些道理，我曾经懂得过，但那还是在谈话成为我的职业之前。行动胜于谈话——行动能道出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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