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年关，数亿中国人将踏上回乡的路。“过年”以及过年带来的这场不可避免的年度大迁徙，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在“背井离乡”，同时看到中国人传统的强大和执著。
何清也年年身处这潮流之中，她总是早早地订好往返机票——她在北京工作，父母在广州，而中国人春节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奔着父母的所在，奔着心底的故乡去。
可是，如果说广州是何清的故乡，她不能同意：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心理意义上也不是。她只是15岁时随父母工作调动到这座城市，一年后她就到上海上大学了，广州之于她，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每当她坐在从白云机场开往市区的出租车上，眼中所见，心底所感，都勾勒出一份无所指向的平淡却清晰的乡愁。
在将近一个半月海陆空总动员的春运中迁徙的数亿中国人，以及更多在居留地过年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像何清一样，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怀抱复杂情绪：离开的可能不是家，去往的可能也不是故乡……
一个难以回答的简单问题
在这个流动的时代，你是哪里人——这个中国人惯常用来开场白的普通提问句，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回答，或即使回答却并不完全认同。事实上，中国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位置和流动方向已经30年了。有几亿中国人在短短的30年里，发生过比较重大的个体生命的位移……我们的个人生活史是由数个城市的生活片断组合成的，要说清楚自己是哪里人，确实不容易。
梁颖就从来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人。籍贯、出生地、成长地、户口所在地分属不同地方……到底按照什么原则回答呢？这么多地方，让她摘出一个她心底里认可同时也认可她的地方，又摘不出来。有时候梁颖会随便说是新疆人、西藏人或是甘肃人，还说过自己是契丹人，她也给过“中国人”和“地球人”的答案。但是更多时候，梁颖的内心会迟疑，无从答起。“一个平平常常问出的简单问题，我却只能开玩笑带过去，其实是有些心酸的。”梁颖说：“这虽然不是个人生命里多么严重的问题，别人不问我也不会怎么想，但是，这么被问得多了，慢慢地，它的确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一个追问：是啊，我是哪里人呢？”
吴子薇的情形很有些不同：3年前，她还是能够清晰地回答自己是哪里人的。她曾在心底里认同好几个故乡：山东，8年成长史；河北，2年少女成长史；天津，10年求学史加2年工作史；深圳，10年移民奋斗史。吴子薇说，在心底拥有故乡，对她非常重要。“在深圳，我有户口，有居所，甚至我是在深圳领的结婚证，但是我总是一个外乡客，我生命中很大一部分历史不在这里，我心底必须拥有我的那些故乡。它们让我相信，即使在这里我很失败，我仍然可以退回到我的故乡去，它们会收留我。”也因此，对故乡的思念，成为她抗拒内心的漂泊感与外在生活压力的精神支柱。
可是当她回到山东和河北，无论她自己还是山东人、河北人，都互相不认为他们彼此“属于”——她和她的故乡，变化都太大了，她甚至水土不服，身上会起一片红点；天津，她心底最后一个故乡，也是她的出生地，可是她离开四五年后回去时，也是物非人也非，更令她感觉荒诞的是，出租司机当她是外地人，大姐长大姐短套着话，却摆开了架势带她绕路。“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在一个你当作故乡的地方！”她气恼地跟司机说着应该走的路线，心底里，青瓷暖玉般被她珍藏的故乡清脆地碎裂了……“我曾经固执地保留着对故乡的记忆和想象，却在与它们一个一个面对时全部破灭，我发现我哪里人都不是！”
是什么让我们失去归属？
人，从来就是“群居动物”。马斯洛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心底与故乡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结，即使我们远走天涯。
可是故乡不再是故乡。同样把天津视作故乡也同样失却故乡的崔丹抱怨，是中国所有城市不加思考的“现代化”造城运动让她没有了故乡。曾经承载着她强烈故乡感的老街、老屋、老树都不见了，她的归属感变得无处安放：“真的就漂着了”。连带着造城运动而消失的，还有熟悉的邻里文化以及更多值得回忆的生活方式与乐趣。
让我们失去故乡的，还有我们的自主“流动”——这么多年来，整个中国都像河流一样在流动。现代化的结果是集体不再为个人负责，而是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传统的身份限制被打破，社会流动的障碍减少，移民、换工作、努力升职……人们都在努力追寻、争取更高的身份理想。
“我们的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自己主动得到的。特别是当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去哪里、做什么，以及不去哪里、不做什么。我们的父辈，大都是一生与一座城市一个单位厮守的；如今这样的自由让我们有些忘乎所以，当年，有点理想的全都追求走在路上。”吴子薇说。她当年扔掉“体制内”的舒适与安全感，带了1万元钱（她认为至少够半年找不着工作用的）、一个双肩大背包、一口大衣箱，无知无畏地跟随着南下的滚滚大潮去了深圳。
“我当时在日记中这样写：我想要人生中可能性的花朵绽放，而不要在必然性的、也就是能够看得见老的人生安排中沉溺。”像吴子薇一样，数亿大迁徙的中国人是怀抱着发现、创建自己人生新大陆的巨大欣喜与冲动和冒险精神，自愿地（至少是部分自愿地）丢失身份和故乡的。
离乡就像一个成长的隐喻
“自由与焦虑难分难解。”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Irvin D. Yalom）说。因为，自由就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行动、自己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
离乡一定带来归属感不满足。心理学家朱建军认为原因有三个：“一是地点依恋，这是人类从动物阶段遗传来的一种本能，就像所有兽类都有固定的领地，人会对自己熟悉的地区有依恋，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会感觉不安全；二是人际的归属感需要，离开故乡的人，如果与同乡、熟悉的人在一起，这种归属感不满足会有所缓解；第三，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较强，从文化教养来说，中国人说起‘背井离乡’会觉得很负性，这也导致中国人离家到新地方后归属感不满足会更严重，而吉普赛人的焦虑就会少一些。”
但是，朱建军认为离乡是我们成长的重要途径。正如不剪掉脐带婴儿就无法成长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成长就是逐渐从群体的母体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朱建军说：“离乡就像一个隐喻，代表着人的成长过程——长大后需要离开原来熟悉的家庭、生活方式，去闯荡，才能使他/她与原来家庭不同的自我成长起来。”30岁才离开陕西宝鸡的宋朝晖对此感触很深，他说自己在北京历练一年，超过在家乡10年：“外在逼迫着你，内在也逼迫着你，一定要特别迅速地建立自己的新生活。这种成长是迅速压缩式的。”
一种探索自我的动力
当我们进入与自己不一致的环境中时，身份认同往往就发生了。吴俊芳说起自己的经历：“16岁到上海读书，同学开玩笑时学我的口音，还有想吃辣吃不着时的思念，让我意识到湖南乡土对我的影响；后来去美国读书，发现自己与周围同学不仅肤色不同，生活方式、思维习惯都有很大差异，才感觉到中国文化已经进到我的骨髓——前20年我从没那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有比较才有真正的了解。往往，我们只有离开生活过的地方，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它，才了解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文化。
所以，对身份的焦虑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坏处。“这种焦虑、冲突也给我们一种探索的动力和思考的方向，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身份、了解真实的自我。”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社会心理学家彭凯平说：“在移动很快的世界里，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不断焦虑，不断认同，再不断焦虑，再不断认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哪些不足，逐步完善自己的。”
在2000年以前，电影导演贾樟柯对北京这座城市一直不适应，没有归属感，但是他说“孤独，我可以克服，只要通过努力的工作便能忘掉这一切”。网易的丁磊也把这种“飘”当作一种磨砺，他认为这过程“不单能从心理上来培养自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让他深刻地明白“越是灵活的人越立于不败之地”。
朱建军比较强调平衡。他说：“离乡对于我们的成长有好处，但是根还应该连着。根连着，就是说不要完全否定自己的来源。否认它就等于否认自己的一部分——内部就有分裂，有冲突。一个健康的态度应该是，承认自己的一切，哪怕是不理想的。这样，自己的一切都会成为自己可利用的资源。”
可以接纳所有的身份
一定要拥有一个明确归属吗？我们的身份焦虑，往往是在从自身当中寻求意义感，而此时，我们也将社会、他人放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上。彭凯平认为：“过分强调类别、身份区别，容易让人产生单向的、狭窄性的思维倾向。所有的分类都是机械的、人为的，从心理上我们可以更灵活一些。”他提倡“多元身份认同”，一种“既此且彼”的关系。“多元身份认同，就是认可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种类，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身份。”
我们也可以在自身以外去寻找意义。彭凯平说：“如果你成为一项伟大事业当中的一部分，就不会再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另一种选择是接受自己“哪儿也不属于”的状态。曾经为身份焦虑的吴子薇，如今已对无归属的身份坦然。她说：“我其实已经由不确定的身份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获得了一种能力——每到一个新城市，我反而能够以更坦然的心融入、观察，也能够比较容易地与新城市建立一种联结。”
杨中芳曾在美国居住15年，这位自称“游走于大陆、香港、台湾心理学界的心理学家”在邮件中与我们分享了她的经历：“我也曾极想‘再做中国人’，在大陆尝试了好多年，最终放弃了，也体会到自己永不可能完全融入本地。因为我的经历，令我‘格格不入’了。那就接受自己总是‘外地人’的身份吧。我现在在每个地方都以‘外来者’的身份存在，但又与当地人以真诚的态度相处。原来在每个地方，‘外来者’也有其优势。最重要的是要本地人知道你在为一个目标奋斗，这个目标是与本地人一致的。随着沟通工具（如互联网）的全球化，人们逐渐可以不以地缘及与地缘不可分的亲缘来作为归属的基础。不管我在什么地方， 都会和固定的一群朋友联系，彼此互相关心。归属感的建立更靠一些个人的因素。”
最终，身份的焦虑可能烟消云散。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所说：“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自发活动。如果个人通过自发活动实现自我，并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他与世界形成结构化整体的一部分；他有自己正确的位置，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不复存在。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积极有创造力的个体，认识到生命只有一种意义：生存活动本身。”
见证 叶莺：今晚落户在哪里，我就是哪里人
她生在北京，长在台湾，入美国籍，现定居香港，经常回到北京……她是有颗中国心的美国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中游刃有余的女人。
编辑/文：张茵萍 摄影：聂征
“你是哪里人？”在今天，这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总是说，我是流着中国血的炎黄子孙，我有一颗中国心，但是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这个地球村的村民，今晚落户在哪里，我就是哪里人。
我的父亲非常喜欢养兰花。他曾告诉我，兰花的生命力顽强，移植也不需要带着这里的土到那边去才能培养。中国人就像兰花一样，不需要带着泥土，他只要有个中国根，到哪里都是国色天香。这些年我在世界各地出差，在你不能想象的山旮旯，都能听到中国话。
虽然受到世界文化的洗礼这么多年，我的根还是中华根，我价值观的基础还是中国的价值观。老子对我有很大影响。我相信默默当中一切有规有矩，有方有圆。“道”被运用到我的生活，我的一切。
我18岁去美国半工半读。很奇怪，好像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文化冲突。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像一块很干的吸水海绵，一直在吸收新的东西。有些东西（东西方文化）是共存的。我没有优越感，也没有自卑感。我从不隐瞒我是中国人。我正式的英文名字就是我的中文名字Ying，从没改过。
当外界和我们不一样时怎么办？世界不会因我们而改变，我们能控制的只有自己。只有先让自己不同，然后在不做太大改变的情况下——人是不可能做太大改变的——找到与世界交集的点，这个点就是你的立足点。文化有所不同，没有优劣之分。这不同中，能否找到善美真的东西？一定可以；我们能否从中吸取自己村落里没有的营养？一定可以。
当年我选择加入美国国籍，是为了实现做外交官的梦想——美国给我提供了空间和舞台。我现在想做中国人（改为中国国籍），只是时不待我——如果我年轻20岁，我一定马上做中国人。在新的世界秩序大洗牌的过程中，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会给你最宽阔的舞台。大家都是地球村村民，一切都是为这个村的发展与福祉。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别人最好的吸收进来，把自己最好的贡献出去。
面对未知的东西，总会有点恐惧，但是要有勇气的人去探索这未知。这样的人，就活得比别人值。
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送过我一个书签。大概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书签上写着“江河的流水若遇不到阻石，溅不起美丽的浪花；一帆风顺的人生是虚伪平淡的”。书签我一直在用，但开始并不懂那上面的字，后来我就越来越了解。人生，如果从出生到死都是一帆风顺的话，那就是白来一趟。
人生要变，这才使生命有活力，才使人活着有意义。恐惧这东西是自己创造的，是自己吓唬自己。解这个结，需要靠周围的朋友，更重要的还是靠自己。对未知有恐惧是自然的，而随着自然演进，自然向前走，“？”的钩自然会直，就成为“！”——啊！原来如此，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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