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暖气之后，家附近所有的超市门都装上了厚帘子。帘子是藏青色的，有棉布套子，里面似乎絮了棉花。即便如此，打在脸上的一瞬间，你会发现套子的质地原来如此粗糙，带着冰冰冷的寒气呼啸而来，面孔挺疼。
这是本周我第三次被打脸，感到委屈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棉絮帘子。它固然想不到自己的职责除了保温之外还可以打人，而致使它和我的面孔发生亲密接触的，是前面那个撩起它的汉子。
虽然被打了三次，但我实在是不长记性，每次都如出一辙地“哎呦”一声（人类的本质确实是复读机），倒是无意间打我的那个人表现各不相同，一号先生回头看了我一眼，随即扭头而去，大概怕下一秒我会讹上他。二号先生的手劲儿很大，重力加速度使得帘子几乎是砸下来，听见动静的他回头看我，有些解嘲地笑着问，没事儿吧，你这运气也太寸了。三号先生最带着点忿忿的神情，你为啥靠我这么近？走远点自己掀帘子不就没事儿了吗？
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我居然一个星期犯了三次同样的错误，每日三省吾身如我，开始反思，why me？
很快得到了结果——潜意识里，我大概都认为前面那个汉子会本着绅士精神等我过去之后再把帘子放下的。
先自我批判一下，这当然是自己的封建余孽“Ladies first”思想在作祟，尽管在我幼年所受到的教育体系里，扶门等待，进出电梯礼让，老幼妇孺先行是理所应当的，然而风云变幻，这些年，我已经不敢判断自己的这一套价值体系是不是正确了。
毕竟，“绅士”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过于）古典的词汇。
连民国人，都一度觉得这个词过时。
梁实秋
民国时期，最为提倡绅士精神的人是梁实秋。
1928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绅士》。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梁实秋说得非常明确，因为随着时代观念的转变，原本被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尊称的绅士，到了民国时期，“已变成为一个难堪的罪名”。
这篇文章开头一段话，放到今天似乎也值得深思。
梁实秋说，当时的社会，有所谓“无绅不劣”的说法。但西方所谓的绅士，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精神，和金钱和地位无关：
而最为反对“绅士”的人，则是迅哥儿。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有趣的消息
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上海文艺之一瞥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迅哥儿反对的绅士，当然是意有所指，指向的，便是提倡绅士的梁实秋，以及梁实秋的朋友们，比如徐志摩、林语堂、陈西滢……当然还有背后的胡适。
鲁迅
但他大约不知道，恰恰是这种“绅士”精神，使得胡适之要求陈西滢向他公开道歉：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
“绅士”阵营和“反绅士”阵营的观点确实是相反的，总结一下，精髓如下：
迅哥儿说，一个也不宽恕。
胡适之说，宽恕比自由更重要。
吵来吵去，那么究竟怎样算是一个绅士呢？
有一种说法是，穿了洋装，便是绅士。
民国时期，上海存在着不少绅士培养指南，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学会穿洋装。
我所收藏的1946年的《上海指南》里，女人穿衣服只讲了1p，男人穿衣，洋洋洒洒写了三四篇，无他，因为当时的社会，上海有不少男士因胡乱购买旧西装而弄至衣不称身；亦有人因穿不惯皮鞋，故虽身穿西装，但脚上穿的仍是中国鞋，闹了笑话。
衬衫的软硬领头，现在大约不时兴了
也有一种说法，绅士是一种行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写振保与烟鹂约会，“按照近代的规矩她应当走在他前面，应当让他替她加大衣，种种地方伺候着她”，因为这些都是绅士应做的事，但烟鹂却没有让振保这样做，“因为她不能自然地接受这些份内的权利”。
我难以忘怀的，是一部名叫《来自上海的绅士》（The Gentleman From Shanghai）的纪录片。
片子的主人公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接受采访时，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用英文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这位老人，叫谭抒真。
一个不会拉小提琴的画家不是好建筑师，这句话大约便是谭抒真一生的经历。
这个沪江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正经设计过别墅，现在在青岛仍旧可以看到。
谭抒真在青岛正阳关二支路设计建造的别墅，是他留下的作品之一
他是鼎鼎大名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第一位中国音乐家，可谓中国进入交响乐队的第一人。陈子善老师曾经找到1927年3月29日作家傅彦长的日记，日记记载了当日“到市政厅听贝多芬百年祭，其节目为交响曲第五首……是夜谭抒真加入，为中国第一人参与者。”
图片来自谭抒真之子谭国璋教授的博客
这位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曾经在18岁到上海美专去学小提琴（因为听说那里有意大利教授），和他同屋的是徐州人李染，会拉二胡。谭抒真和他同住期间，看了不少京剧，也画过一些国画。李染后来给自己改名李可染。
谭抒真曾经给美专写了校歌
中国第一把小提琴的制作，也有谭抒真的功劳。他目睹自己的父亲因为琴坏而停止演奏，他自己的琴坏了“拿到上海去修，花了60元钱，等了一个多月修好，可拿回来不久又坏了。”谭抒真说，拉琴的人，一定要学会修琴。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音乐学院乐器奇缺，上海音乐学院在谭抒真的带领下成立了工作室制作乐器。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音乐家，却一度是青岛大药房的少东家，这家药店可以配置眼镜，很多年后，谭抒真之子谭国璋教授将一台珍藏了80年的验光设备捐给了祖父的母校——同济大学。
谭抒真 全家福
豆瓣网友“台东镇”发现，1931年才24岁的谭抒真，一口气竞拍下居庸关路不同区位的5幅公地，成为了这条距海岸线不过几十米的新辟街道上的年轻地王。那时候的他大概不会想到，很多年之后，这块地区将成为著名旅游风景区“八大关”的核心区域。
他的最爱始终是小提琴，他拉琴，做琴，和琴一起睡觉，半夜醒来照看小提琴。他给四个孩子制作了四把提琴，有大有小，可爱到极点，在他的眼里，小提琴是他另一个孩子，也许还要亲切，一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他的灵魂。
1927年，27岁的谭抒真以“过人的技巧和对音乐的理解”进入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几年之后，他因为抗议交响乐团去为日军演奏而辞职。
1929年谭抒真与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Arrigo Foa合影
很难想象，这双拉小提琴的手在1966年之后被勒令去清洁维修马桶。谭抒真说，上海音乐学院有122个厕所，都是他打扫修理的，大家都赞许他的工作。他还记得，在修厕所的时候，爬到五楼，望向家的方向，那是他唯一的牵挂。
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微笑，甚至并不缺乏幽默。
第一个冲进来抄家的人，是他朋友的儿子。那个青年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叫他的英文名字David。
左一倪文政
在那场洪流里，上海音乐学院有17名教授选择了死亡，我曾经写过顾圣婴《中国钢琴之殇》的故事，那里面讲到了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我曾经听过李翠贞和谭抒真合作的CD。李翠贞在1966年9月8日夜里对保姆说：“你不必再来了。”她把自己的衣物一一包好，写明赠送对象，她写好字条，注明“煤气、电灯账单已付。房租、牛奶、电话，未付。”她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然后画了眉抹了口红——正如1966年7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字报批判的那样，到了最后也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服下安眠药，打开煤气开关，坐到沙发上，把脚搁在一张小板凳上。
她的罪状里，有这样一句反动言论：“肖邦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只只音符都少不了，是任何人超不过的。”
李翠贞（中），谭抒真（左）
李翠贞和谭抒真合作CD
谭抒真说，他从没想过死，也没有想过逃跑。他知道这是在黑夜，但太阳一定会升起来。
谭抒真活到了95岁。
2002年深秋，他告诉护士，自己很想念家里的小提琴，说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向着空中抡动了一下，像是他最常做的动作，拉琴。
据说，次日，他便陷入昏迷，数日后平静地与世长辞。
在他的灵前，音乐家们演奏了他生前最喜爱的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
他拒绝了院里为他举办90大寿活动的要求，在一份专家登记表的“主要业务成就”栏目中，他只写了短短几行字：
从事小提琴演奏、小提琴教学七十余年。时间很长，成绩很小，如此而已。
在浩劫结束之后，他选择了原谅第一个批判他的年轻人，那人后来到纽约教小提琴（我居然找到了他的Facebook），谭抒真还和他时常通电话。
他选择了原谅那个经常打他的年轻人，那人后来回到音乐学院，在厨房工作。他们有过偶遇，那人飞快地跑掉了。
为什么选择原谅？
他笑着，缓缓的，一字一句，声音不大，但我在听完这句话之后，热泪盈眶——
Let bygones be bygones.
原谅使人愉快。
结婚70周年纪念，谭抒真先生为爱人绘画了画像，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认不出他来。
我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绅士的故事。
绅士永远令我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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