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观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永恒运动而无休止的，即使看上去静止的东西，实质上也是在不断地运动。
宋代朱熹曾指出：“静者养动之根，动所以行其静。”（《朱子语类》）
运动观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之气论及辨证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也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
如果说，整体观是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性思维方式在静态层面的体现，那么，运动观则是这一思维方式在动态层面的体现。
中国先哲大都崇尚变易，他们习惯于把宇宙整体看作是一个变动不已的整体过程。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易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
所谓“变易不息的大流”，正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运动观的确切表述。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气是宇宙万物构成的本源，而气分阴阳，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
《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实际上是认为“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其内部蕴涵着阴阳两种不同的势力，在阴阳两种力量的推动下，表现为道体化育万物的过程。
《易传·系辞》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阳的性质为刚，阴的性质为柔，刚柔相互作用而推动事物的变化，也就是阴阳推动事物的变化。
《易传·系辞》并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说明运动是事物之本性，一切都在流转之中，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息的运动过程。
中国古代哲学所理解的运动，又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认为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沿着直线进行，“反复”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轨迹。
《易经》对此早已有所论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卦》）。
《老子》与《易传》则对“反复”之道有全面、精辟之阐述。
《老子·四十二章》曰“反者道之动。”《老子·十六章》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易传·彖传》则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系辞上》亦曰：“一阖一辟谓之复，往来无穷谓之通。”均强调运动变化的本质就是“反复”，一进一退，一开一合，如此“往复无穷”。
但中国先哲的反复观念，一般所强调的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的物质质点在虚空中的机械性位移与变化，而是整体在形态、属性或功能方面的反复转换。
无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事物，还是由个体事物作为部分联结成的整体，在特定阶段上都表现为日新向上的演进过程，而发展到极盛或极限，则向对立面或反面转化，如是反复，循环不已。
因此，日新是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反复并不能脱离日新，而是包含有日新在内的循环。
如《易传·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日新谓盛德”。
唐·孔颖达疏“生生”：“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这就是说，运动变化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阴阳变转全部归结为“生”。
生就是易，易就是生。“生”或“生生”，意味着事物的运动变化中并非总是重复自己，并非只有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宇宙整体有如生命有机体一样，其运动变化由于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表现为一个新陈代谢、日日生新的过程。
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发现了运动变化的量变和质变两种形态，并十分重视对量变的认识与把握，认为一切运动形式都有一个渐积的过程，一切突变皆因渐积而来。
《易经》中的“乾”卦，即包含着对事物渐进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猜测。
《老子》明确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
《易传》并提出“几”的概念，指出：“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强调善于观察运动变化的人必善于“知几”，即在事物的变化发展刚露出苗头或显出征兆的时候，就能加以认识和把握，从而“见几而作”，趋吉避凶，趋福避祸，或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行动，加速量变的积累，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向转化发展。
《黄帝内经》认为：宇宙万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乃至衰亡，都根基于运动，是在运动过程中进行的。
《黄帝内经》用阴阳来概括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的对立双方，并认为阴阳之间存在着对立、转化、资生和制约关系。
这些关系不仅体现出阴阳双方始终处于彼此消长的不断运动状态，而且，阴阳的相互作用成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变化之父母。”
《黄帝内经》并借五行学说来论述自然界某些事物的结构、特征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五行之中存在着相生和相克关系，且生中有克，克中有生，这样，又构成了一个五类要素组成的、恒动的世界模型。
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它具有很强的活动能力，无处不到，始终处于运动之中，时刻激发和推动着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
《黄帝内经》在理论上把气的这种运动归纳成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
《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生命活动，可以说就是气的运动变化过程。气的运行失常，人便处于病理状态。
血的功能主要是营养和滋润全身脏腑组织，它的这些作用，只有在循行过程中才得以发挥。
《素问·举痛论》中已明确指出：血液须在脉管中，“流行不止，环周不休”。
局部血液循环变慢或停滞，即属于血瘀状态，甚可出现瘀血，而引发疾病，津液也同样，在多个脏腑的参与下，津液在体内处于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摄入、输布和排泄之间维持着动态平衡；一旦津液输布运行失常，就将引起痰饮、水湿、水肿等病证。
正如《素问·经脉别论》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就整个生命过程来说，人的功能活动也经历着发展演变过程。
《灵枢·天年》谓：“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
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
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灭，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
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
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就是对这一演变过程大致规律的归纳总结。
对疾病的认识也是以恒动观为指导，认为疾病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表现出发展变化的一定阶段性。
以外感风寒为例，《黄帝内经》就已提出它的发展过程经历着六个阶段的基本变化。不同阶段的不同证候，就是疾病运动变化的表现，辨证论治正是以运动观为其思想基础。
《黄帝内经》并对疾病性质的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
寒到了极点可以转化为热，热到了极点可以转化为寒。但是从“化”与“变”的关系来分析，这种转化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仍然处于“化”的量变阶段，出现状改质不改的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另一种可能是已经进入“变”的质变阶段，出现改其旧质的真寒变真热或真热变真寒。
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疾病的度，区别不同质的病证，了解不同质的病证的相互转化的过程，正是辨证论治的关键所在。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这一学术特征，避免了静止不变的观点看待生命活动规律的弊病，揭示了辨证论治理论的深刻内涵，从而为辨证论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对于生理和病理过程中恒动现象的描述，可以概括出三大类型：
一是各脏腑器官，包括气血津液各自所存在的生理或病理上的运动变化特点，这些运动变化是各具特色的；
其二是受自然因素影响，生理和病理方面所表现出的似日、似月、似年等周期性波动，这类“动”往往以“振荡”、“涨落”为基本形式；
三是以整个一生，或者以某病的全过程为周期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动”，往往表现出抛物线形的规律。
注：本文选摘自《黄帝内经释难》，邢玉瑞编著，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11。本公众号仅用之进行学术交流，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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