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一位年轻的未婚女性走在街上，突然冲出几个男子将她掳上一辆车，并宣布她已经成为某人的“新娘”——而新郎可能是她完全不想嫁，甚至完全陌生的男人。
这样的行为在大多数国家被称为“绑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名，但在极少数的国家里，它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风俗，比如在地处亚洲腹地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这种绑架就有一个专名：阿拉卡丘（Ala kachuu），直译过来就是“抢夺并逃跑”，但英文通常翻译为“Bride Kidnapping”，绑架新娘。
即便2013年吉尔吉斯斯坦就颁布法律禁止抢婚行为，但传统和习俗的力量远比想象中强大。根据学者统计，吉尔吉斯斯坦1/3的婚姻都是通过绑架新娘的方式完成的。2021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一位27岁女性艾扎达因反抗抢婚而被杀害，这一事件点燃了吉尔吉斯斯坦女性的怒火，她们奋起抗议由来已久的“阿拉卡丘”习俗。
吉尔吉斯斯坦女性在首都比什凯克街头示威
图源网络
挪威人类学家埃丽卡·法特兰的游记《中亚行纪》中就记载了她在吉尔吉斯斯坦遇到的几位被抢婚女性的故事。她遇到的女性中，有被闺蜜的未婚夫抢婚的，有被陌生人抢婚的，还有被朋友的父母授意抢婚的俄罗斯族女性——是的，即便不是吉尔吉斯人也不能幸免。抢婚并不是社会发展遗留下来的单一陋习，而是环环相扣的文化习俗中的一环。共同促成抢婚合理化，并将女性死死绑在非自由家庭关系中的，还有相当保守的贞操观念，因此，被绑架的新娘有90%会选择接受现实。
阅读法特兰纵贯历史与当下的游记，会令人震惊且惭愧。震惊的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中，居然还残留着这样野蛮的传统，惭愧的是发现自己远没有了解过亚洲腹地的这些邻国，即便是已经了解了的，也几乎都是刻板印象。跟随法特兰深入中亚五国，能感受到时间的迟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古老与年轻的对冲，复杂而瑰丽的历史文化，徘徊在文明边缘的人们——没有人能看清中亚世界将走向何方，正如没有人能告诉那些被抢来的新娘，她们的未来究竟在哪儿。
《中亚行纪》
（挪威）埃丽卡·法特兰 著，杨晓琼 译
别哭，你现在是我的妻子了
选自《中亚行纪》
01.
“抢婚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但这是错的”
十九岁的玛丽亚姆盛装打扮，准备参加闺蜜的订婚聚会，她非常为闺蜜开心。婚礼的日子已经确定，玛丽亚姆要当伴娘。她不太了解新郎，但是闺蜜似乎很久都没这么开心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此时距离玛丽亚姆离开她的小村庄来到比什凯克学习德语正好一年时间。这一年里，她与一个同学相爱并成为情侣，但他们俩都觉得考虑结婚还太早了。玛丽亚姆还要在大学里待四年，并有意在毕业后移居德国。
玛丽亚姆到聚会现场后不久，朋友的未婚夫就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出去走走。一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就要求她上一辆车。她认出坐在驾驶座上的年轻男子跟她是同一个村的。
“我要带你去见我父母。”朋友的未婚夫说。玛丽亚姆以为他在开玩笑，打算一笑了之。未婚夫也笑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五个朋友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把玛丽亚姆推进车里，自己也跳上了车，关上门。然后车子开动了。
慢慢地，玛丽亚姆反应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自己动作要快，趁他们还在城里。车子在红灯前停住时，她设法逃下了车。她奔向一辆停在巴士站的小巴士，迅速爬到车上。但那男人的朋友追上了她，把她拉回街上。玛丽亚姆竭尽所能地反抗，但没有尖叫或大哭。她不想制造丑闻。毕竟她知道这些男人是谁，他们都是同一个村里长大的。他们还是她的朋友。
在漫长的行车途中，朋友的未婚夫想尽一切办法来说服玛丽亚姆。他告诉她，他从没有爱过她的朋友，他跟她订婚只是为了接近玛丽亚姆。他说他爱她，没有她活不下去，如果她不跟他在一起，他就自杀。他还威胁她：如果她不跟他结婚，他会跟踪她。他会让她永远不得安宁。玛丽亚姆害怕了，不是怕他对她做什么，而是怕他会伤害自己。
这场绑架有那么多的目击者，很快就有人告诉玛丽亚姆的家人和朋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了绑架者家里以后，他们全都在那儿：她的父母，朋友，她的男朋友。她的母亲哭了。玛丽亚姆哭了。她的男朋友哭着求她跟他回城里。
“我当时太年轻了，真的相信如果我走了，他就会自杀。”玛丽亚姆说。这时距离她被绑架已经过了七年，她现在二十六岁了。脸上还没有皱纹，脸型较大，棱角分明。她穿着一身红色丝绒运动服，一边跟我讲述她的故事，一边给小女儿哺乳，孩子五个月大。她去见朋友时，在婆婆和丈夫听不到的地方，能够自如地讲话，但是她没有告诉我她的真名。安全起见。这种事人们一般不会讨论。
婚礼一个月后才举行，但是按照传统，玛丽亚姆在此期间要跟未婚夫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一天的时间内，她的生活天翻地覆：她在城市里的学业与生活都结束了。她不得不嫁给朋友的未婚夫，一个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农民。
最初的那段日子，玛丽亚姆经常哭。
“他安慰我，让我别哭了，”她说，“他很好，很耐心。好在时间久了，情况就慢慢好了。”
玛丽亚姆没有完成学业、移居德国，如今她成了一个忙碌的农妇。她的丈夫和公婆总共有十五头牛，一百头羊，五十只母鸡和十五只鹅。要干的活儿多得不得了。玛丽亚姆也成了两个小女孩的母亲，并想要再生两个孩子，男孩。
“我觉得我很幸福。他是个好男人。孩子出生之前我常常想到以前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再也不想了。”她把小女儿从乳房边举起，满含爱意地看着她。小女孩不开心地呜咽着，但玛丽亚姆只是看着她便满脸幸福。“我想让我的女儿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找份体面工作，事业有成，”她说，“我不想让她们像我一样这么早结婚。我希望她们能自己选择丈夫。抢婚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但这是错的。”
玛丽亚姆的母亲也是被绑架的。绑架她的人是跟她在同一家工厂上班的同事，比她年长三岁，一天下班后，他在街上绑架了她。她痛哭不已，但是不得不留在未来的丈夫家，这个人之后成了玛丽亚姆的父亲。
“女儿被绑架后把她接回来是丢人的事，”玛丽亚姆解释说，“尤其是如果女儿已经不是处女了。如果我不答应结婚，这就是一桩丑事。对男人来说也不容易。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前男友。去年，我弟弟的女朋友被绑架了。虽然她爱我弟弟，但她还是选择嫁给绑架她的那个男人。”
02.
“为了孩子，我没有选择”
二十一岁的萝扎是在一天晚上从化妆品店下班回家的路上被绑架的，此时她已经在比什凯克生活了三年。这一切都不是意外：绑架她的男人知道她下班的时间，以及她通常走哪条路回家。在萝扎独自走到一条空无一人的昏暗街道上时，他动了手。他借了一辆小巴士，并带了十个村里的朋友。这些朋友强行将萝扎拖进小巴士里，把她绑在一个座位上。
“我已经绑架了你。你要做我老婆了。”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宣布。萝扎隐约记得他是村里人，她离开了村子，就绝没有回去的打算。她和姐姐现在住在城里了。她们的父母都已过世。那村子已经犹如前世。
回男人家的路途要花好几个小时，小巴士上的男人们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并且还在喝酒作乐。伏特加的酒瓶丁零当啷，被传来传去，气氛愉快。没有一个人关心萝扎的眼泪。他们抵达村子时，他的祖母已经站在那里，准备了一条白色的大披巾。萝扎知道，假如让她把披巾披到自己头上，就意味着她同意了这场婚事。他的家人已经准备好婚宴（toj）。许多客人已经吃上了。
萝扎不想结婚。她喜欢与姐姐在比什凯克的生活，并且很开心。况且，她不喜欢这个绑架她的男人。他完全不是她喜欢的类型，粗俗、土气，跟英俊完全不搭边。他比她大五岁，在建筑行业工作。但她还是让他的祖母把那条白披巾披到了她的头上。
“我哭累了。”萝扎说。她身材娇小，穿着一件黑色长毛衣和一条牛仔裤，圆圆的脸配着一头短发。
她坚持在我的酒店房间见面，这样就没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我也答应不公开她的真实姓名。我们在一个地方小镇上，这座小镇位于巍峨的天山之下，在这个国家的最西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到处都有耳目。
第一天晚上她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但他们并肩睡在同一间房里。第二天，伊玛目来看他们。他读了《古兰经》，并为他们进行了伊斯兰婚礼仪式（nikah）。第二天晚上她跟他上床了，此时他们就是夫妻了。
第一年很苦。萝扎不想跟丈夫或者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她觉得自己没法跟他离婚。
“吉尔吉斯人不赞成离婚。”她说，眼泪顺着脸颊静静地流下来。她用力吸了一下鼻子。
“你爱他吗？”
“不爱，但我习惯他了。”
“他跟你解释过为什么要绑架你吗？”
“他说他喜欢我。”
“他就说了这些吗？”
“对。”
在第一个孩子快出生的时候，萝扎和丈夫搬出了他父母的房子。他们无法原谅儿媳在嫁过来第一年竟说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对她很差。他们的大儿子现在六岁，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是一年前出生的。
“有了小儿子以后，我就不再想着离开他了，”萝扎告诉我，“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不得不跟他过下去，为了孩子。我没有选择。我又能去哪儿呢？我没工作，没文凭，没有自己的钱。他也不算一个坏男人，真的。他不喝酒，也不打我。他尊重我。”
她擦干泪水，准备起身离开。我给了她一点钱让她坐出租车回家，因为她自己没有钱。这笔车费大约为六挪威克朗。
03.
“我以为他们不会绑架俄罗斯女孩”
“你完全可以用我的名字。”叶连娜说。她一直坐在这儿，安静地听着萝扎的故事。有时候萝扎或者我卡住了，找不到合适的俄语词汇时，她会出来帮忙。她二十三岁，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因为下雨，她戴了一条头巾，一缕缕栗色的长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她的脸晒成了褐色，这让她明亮的蓝眼睛显得更蓝了。
“我以为他们不会绑架俄罗斯女孩。”我说。
“我也这么以为！”叶连娜说。接着她开始告诉我：五年前，当时她十八岁，来比什凯克学经济学。寒假时，她回村里看望母亲。因为她母亲在村医院里，她独自一人在家。她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姐姐在比什凯克。叶连娜到那里几天后，邻居打电话说他们最小的孩子生病了，问她能否跟他们的女儿一起去买些药。叶连娜从小就认识这家邻居，他们的女儿布布萨拉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布布萨拉的父母安排了一辆车送她们，两个女孩坐上了车后座。
叶连娜没见过前面坐着的两个年轻男子，但布布萨拉知道他们是谁。两名男子将她们送到医院，但那儿的药店关门了。回来的路上，车子停了一下，布布萨拉的叔叔突然跳上了后座。他用力把门拉上后，司机猛踩油门。他们开出了村子，全速开过另外两个村子。叶连娜和布布萨拉开始哭喊，不顾一切地想让他们停车，但没有用。这些男人料到了她们会反抗。叔叔紧紧抓住了布布萨拉，其中一个年轻人到后座抱紧叶连娜。叶连娜不敢相信这事竟然会发生在她的身上。毕竟她是个俄罗斯人！
路上，叶连娜成功说服了那些男人停车让她们上厕所。一走出他们的视线，她就抓住朋友的手说：“快点，我们跑！”这对朋友尽可能快地跑了。当时是冬天，天已经黑了，地上的雪积得很厚。她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儿跑，但没关系，只要赶紧逃走就行。她们身上几乎没有穿御寒的衣服。如果她们整晚都得在户外怎么办？要是碰上了狼怎么办？叶连娜无须担心，因为三个男人很快追上了她们，强迫她们回到车上。
“放我出去！”叶连娜尖叫起来，“我要回家！”她又是叫，又是踢，又是打，却无济于事。
“冷静，你这样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司机在前排咕哝。
他们在晚上九点到了司机家。他的亲戚全在那儿了，一间屋子的桌上摆好了婚宴吃食。叶连娜和她的朋友被带去了另一个房间，很快，一个驼背的老妇人就拿着一块白色大披巾走进来。
“我不要戴那玩意儿！”叶连娜尖声叫道。她绝不会嫁给那个男人。她根本不认识他！对她来说，他只是个男人。好几个亲戚进房间来劝她，但是叶连娜只对他们叫喊。一个姨妈试图硬给她套上一件保暖的毛衣，她铆足力气把她推倒了。
有那么一会儿，叶连娜和布布萨拉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叶连娜一刻都没有浪费。她找到一把椅子，开始推墙上一扇位置很高的窗户。她刚刚成功，绑架她的人就出现在了门口。
“你要去哪儿？”他问。
“我有男朋友了！”叶连娜喊道，“我怀孕了！”为了脱身她什么都说得出口。
“真的？”年轻男人的脸顿时变得煞白，“我不会照顾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你要知道。”
“那就放我走！”
但他不打算这么做。再次只剩她们俩时，叶连娜拿出手机拨通了姐姐的电话，她的姐姐是律师。起初她姐姐很愤怒。她怎么能那么蠢，竟然上了那辆车？她在想什么？之后她要求跟绑架犯的家人通话。
“你们绑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如果你们不在五分钟之内开车把她送回家，我就去报警。”她威胁他们。
一个小时后，大约是经过了许多讨论，这家人开车把叶连娜送回去了。此时已经是十一点了。叶连娜的心里满是逃过一劫、安全回家的解脱感。但是布布萨拉得留下。她叫叶连娜通知她的父母，好让他们来接她。但是她们到这时还不知道，布布萨拉的父母就是整件事的同谋。
在回去的车上，绑架她的人继续向她施压，尽管已没有那么强势。
“你为什么要回家？告诉你姐姐你要跟我们一起生活！”
当天晚上，这个司机跟布布萨拉结婚了。她没有抵抗的力量，同意了这场婚礼。
经过这一切，叶连娜以恨不能更快的速度回到了比什凯克。接下来的两年里，她都离那个村子远远的，连放假都不回去。布布萨拉的婚姻不幸福。结果证明她的丈夫热衷家暴，好几次她逃去了叶连娜母亲家。有一次，叶连娜也在家。那男人来接妻子回家，像之前一样说自己愿意悔改，叶连娜问他为什么要打她的朋友。
“如果当初跟我结婚的是你，一切都会不一样。”他回答。
如今布布萨拉有两个小孩。第三个孩子流产了。她的丈夫在她怀孕期间也动手打她。
“他现在又娶了一个老婆，”叶连娜摇着头说，“吉尔吉斯男人比俄罗斯男人还差劲！”
那场绑架发生三年后，叶连娜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哈萨克男人。两个月后，等叶连娜拿到会计资格证，他们就要结婚了，然后搬去圣彼得堡开始一段新生活。布布萨拉选择留在暴力的丈夫身边，叶连娜担心自己的朋友，但很高兴自己当时逃脱了。
“对我来说，留下从来不是一种选择。我对于离开那里丝毫不感到羞愧。我不是吉尔吉斯人，我只想回家。”
04.
阿拉卡丘，就是女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掳走
在吉尔吉斯语中，抢婚的传统被称为阿拉卡丘（Ala kachuu），“抢夺并逃跑”。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在吉尔吉斯斯坦，每年究竟有多少年轻女人被绑架并强迫结婚。罗素·克莱恩巴赫（Russell Kleinbach）是一位社会学教授，是少女庇护所协会（Kyz Korgon Institute）的创立者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结束中亚的新娘绑架行为。
罗素·克莱恩巴赫花了许多年研究这一现象，他估计吉尔吉斯斯坦有1/3左右的婚姻都是这种类型的。在农村，这一数字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每年有一万一千八百个年轻女人被绑架，每天三十二个，每四十分钟一个。超过90%的新娘会跟绑架她们的人一起生活。
“许多人声称阿拉卡丘是一种古老的游牧民传统，但这纯粹是胡说。”巴努尔·阿卜迪耶瓦（Banur Abdiyeva）是一名律师，也是女权组织“领导者”的负责人。“大家都以为民族史诗'马纳斯’（Manas）提到了这一传统，但这其实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误解，因为几乎没人读过整篇史诗。'马纳斯’一次都没提到过阿拉卡丘！在古代，女人有时会在战争时期被绑架，年轻情侣也可能因为父母不同意婚事，或者新郎不想付'聘礼’（kalym）而一起私奔。这在今天也还在发生，但这不是阿拉卡丘。女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掳走才是阿拉卡丘。这种所谓的传统始于苏联时代的集体化时期，在苏联解体后变得越发盛行。”
绑架者此前只会面临十万索姆的罚款（约合一万一千五百挪威克朗左右）以及三年的活动自由限制。偷羊的处罚都比这严重。在“领导者”和其他各方的努力游说下，2012年，法律处罚增加到七年的无条件监禁，如果被绑架的女孩未成年，则是十年。
然而，受到处罚的风险极小。根据少女庇护所协会的数据，一千五百个男人中只有一人因抢婚被判刑，迄今为止，只有两个男人依据新法被判处监禁：一个案例是年轻女人自杀了；另一个案例中，一名离异男子绑架了一名十六岁的少女三次。他在第一天晚上就强奸了她。她的父母不希望她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把她接回去了。于是他再一次绑架了她。最后，这对父母报了警。庭审期间，这个女孩不得不回答公诉人的问题：为什么她要拒绝跟这个男人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拒绝这样一份有保障的生活？他对她来说不够好吗？
“我们的社会极具侵犯性，”巴努尔说，“虽然非常热情好客，但是吉尔吉斯社会其实很冷酷。随便什么就能让人突然爆发，对彼此大喊大叫或者打起来。家暴十分常见，甚至辈分不同的人也会大打出手。我们得培养一种更宽容、更平和的文化。但怎么去培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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