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师有德 方成教育
2019年初,学校开展“学习叶荫棠模范事迹,争做师德先进个人”系列活动,我有些茫然,因为我不认识叶老师。
回家后,我问父亲:“您上学的时候听说过叶荫棠老师吗?”父亲笑了:“何止听说过,他就是我们隔壁文科班的英语老师啊!我82年上高中时,叶老师还负责学校的铃声,每天早晨都会准时喊——起床啦,而且还会再用英语喊一遍。”
这时,母亲凑过来:“我们可是听说那叶老师怪得很!大冬天就穿一身单衣单裤,工资也不低,但一点都不舍得花!最后都捐给了学校,设了一个奖学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叶老师的故事。
后来,我读了一本名为《师魂》的书,才真正认识了叶荫棠老师。其中有一处让我印象深刻:那是1978年的10月,叶老师来到成武一中任教,他很快就能熟练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把枯燥、乏味的英语课讲得趣味盎然,此后20余年,叶老师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并立下终身不娶,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的志向。
2015年9月,我成为了一名教师。五年多来,每节课我都会精心准备,希望孩子们能爱上我的课堂。但是,课堂上仍然会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偶尔还会挑战一下我的“权威”,也有经我苦口婆心教导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的学生。有人劝我:“你就别白费功夫了,一个人的努力怎么可能改变所有的学生呢?”尽管有时我也会气馁,但并不会因此放弃,调整情绪后,继续用真诚和耐心教导他们。其实,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这样坚持是为了什么,但当我看到叶老师数十年如一日过着极端清苦的生活时,当我看到叶老师的遗物除了一台电视机没有其他像样的东西,却留下70多张共计13万元的存折时,当我看到“叶荫棠”奖学金帮助一批又一批学子圆梦时,我明白了。我期待自己多一点点的努力可以带给他们多一点点的改变,或许难以力挽狂澜,但坚持不懈一定会有奇迹发生,这多一点点的努力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师爱啊,我爱我的学生,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师应有的师德。
后来,在纪念叶老师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一位老教师这样回忆:当时有学生考上大学负担不起学费,实在筹不够学费就去找了叶老师。叶老师让他在门外等一下,没多长时间,便把钱拿了出来。这是件很小的事,却对我震撼很大,在走投无路的学生心中,他就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学子们渴求知识的道路。至此,我明白了校园里为什么会有学生捐赠的叶老师雕像。叶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教师,岗位虽小,但意义非凡。我们的爱不仅仅是希望学生取得优异的成绩,更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我终于明白了教育的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有人说叶老师是生活中的怪人,工作中的狂人。而我认为,叶老师是精神上的巨人。我们今天所要呼唤的恰恰是像叶老师这样的精神巨人!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今天的成武一中,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青年教育者们,面对叶老师痴心教育的师表丰碑,他们也一定明白:为师人人有德,方成时代教育!
来源:清风菏泽
作者:成武一中 张茜
教坛武训--叶荫棠
他,活着,节衣缩食,甘守清贫,默默无闻;
他,死后,基金奖学,献出遗骸,名垂千古。
在不了解他的人的眼里,他是一位怪人;
在不理解他的人的眼里,他是一位痴人。
他超凡脱俗,情怀高洁,志向远大。他的所思所想,常人难以理喻,他的所作所为,常人难以忍受。生活中,他是一个“怪人”;工作中,他是一个“狂人”;精神上,他是一个“巨人”。
他,就是成武县第一中学高级英语教师--叶荫棠。
历经磨难志弥坚
叶荫棠1928年生于湖北汉口,兄妹8人,他是老大。父亲曾在上海和南昌任银行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知书达理,教子有方。兄妹8人都学业有成,4人获大学本科学历,4人获中专学历,分别在广州、南昌、济南、济宁等地工作。他曾在档案里写道:“父亲从小教我们勤,母亲教给了我们俭,这都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他的人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密不可分。童年、少年时代是伴着战争和灾难度过的。孩提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38年日军迫近武汉,他们一家加入了向贵阳逃难的人群。白天,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盘旋、轰炸;夜晚,住牛棚、睡草窝,身上爬满了虱子。长时间的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他患了伤寒,骨瘦如柴,差点送命。艰难跋涉三个月,途中亲眼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全家人大难不死到达贵阳。
炮火、饥饿、灾难摧残了他的体魄,同时,也砺出了他不屈的性格,使他幼小的心灵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此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一粒种子,就是要学好知识、本领,报效国家,为振兴祖国尽力。求学期间,他非常勤奋、刻苦,每天总是第一个去学校,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学到深夜才休息。
为逃避战乱,他曾先后辗转于贵阳西南小学、黔西中学及贵阳师范附中等学校,学习成绩和操行都是优等,曾以优异成绩考入20:1录取新生的国立学校,并在贵州教育厅主办的贵阳初中毕业生会考中荣获第二名。
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海关税务专科学校,1948年毕业后到广州海关工作。由于他刻苦好学,英语水平出众,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很快便成为颇有才华的海关关员。
广州解放前夕,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同事中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了香港。要好的同事劝他同去香港:“凭你的英语功底,肯定有前途。”他断然拒绝了,说:“我相信,共产党能解放旧中国,就一定能建设一个新中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毅然投身于新中国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关关员。
1951年,经组织推荐,他进入南方大学培训班学习4个月,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资本论》等哲学理论,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之所以落后,归根到底落后在科技上。国家要强盛,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提高科技水平。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则是强国富民之本,这一时期,居里夫人、诺贝尔、米丘林成了他心中的偶像。他决心向他们那样,以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多做贡献。1952年,他向组织写了报告:“中国是农业大国,搞好农业至关重要,我立志做个红色农学家,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1953年,他离开条件优越的海关,考取了中山大学农学院。
他的大学生活,是在紧张、亢奋中度过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并选修俄语,为把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引进中国打下了基础。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性情耿直的他,怀着对党的一腔热情和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直言不讳地“鸣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积极的一面,深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国家将不堪重负,甚至向同学们流露出终身不娶的想法,决心以此来唤醒人们的人口意识。他对当时的人事档案管理存有异议,建议对个人的鉴定向当事人公开,经当事人签名盖章方有效。在学生毕业分配问题上,他提议应根据学习成绩和个人志向确定分配方向。祸从口出,从此灾难便频频降临在他的头上。刚刚走出校门,被分配到广东省土地利用局的他,便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6月,他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广东三水农场改造。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生磨难。
在三水农场的三年间,他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充分利用学过的知识,改造旧的耕种方式和种植模式。先后担任大田作业组长、蔬菜组长,由于积极肯干,被评为改造标兵和积极分子。
1963年12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听到这一消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写了要求工作的报告:“兹见祖国大力发展农业,我是受农民助学金培养而从农学院毕业的,目前正是学有所用的时候,恳请能分配工作,不论地区,不论待遇。”在当时,他的赤子之心未能得到理解,直到1967年才被解除劳动教养,安排到济南市建筑公司当了工人。1970年中苏关系紧张,大中城市疏散人口,他再次被作为“黑五类”下放到成武县白浮公社贾楼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在白浮贾楼的八年中,他被公认为是乐于助人的“大好人”。刚到生产队,看到社员生活困难,他就把在济南建筑公司当工人时省下的钱捐给生产队,买良种、农药、农具。车把式贾福来因公负伤,由于缺药少针,伤势恶化。他连夜骑上自行车赶往济宁,设法买到五针红霉素,当夜又匆匆赶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终于保住了贾福来的大腿。
在贾楼,他还被公认为是队里的“老黄牛”。让他积肥,他把人粪尿、柴草与土杂肥混合堆沤发酵,发明了“三合一”绿肥,并被大面积推广,他所在的积肥组被公社树为红旗组。八年间,他收过粪尿,挖过河坝,拉过人力车。每年初冬,他第一个下到刺骨的冰水中捞出一捆一捆沤好的红麻。去济宁拉氨水,他拉着千多斤的地排车,一步一步独自爬上又高又长的运河桥。
在劳动改造期间,他一刻也不放松学习。他反复学习马列选集和《选集毛泽东》。许多主要篇章,他都可以背下来。他关注国家形势的发展,经常让别人到大队部为他借报纸,一看就是大半夜,他坚信总有一天,乌云会散尽,祖国会晴朗明媚,温暖如春。
历经挫折,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甚至没发过牢骚,过后,有人对此不解,问他如何看待这段经历,他说:“我个人的经历确实不幸,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也遭受了不幸吗,母亲可能一时委屈儿女,但儿女决不能去抱怨母亲。”
痴心教坛工作迷
1978年,经历了20年坎坷,20载磨难,组织上昭雪了他的冤屈,摘掉了带了20年的“右派”帽子,恢复了工作,安排他到成武一中任英语教师,时年他已50岁。
重获新生的喜悦让他激动不已,他在履历表上写道:“经过反右派,大鸣大放、文化大革命等漫长岁月后,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才呈现欣欣向荣,我个人才有了光明前途,”
1978年10月的一天,他用那只伴他大半生的破自行车推着他的全部家当--一只破木箱、一条破棉被来到了成武一中,一中的领导和老师热情接待了这位历经坎坷、饱经风霜的“苦人”,学校当即给他腾了一间房子。看到他带来的那床被子不能再用,老师们争相拿出自己的布票和棉花,学校出钱买来了布,几位女教师连夜给他缝制了新被褥。从此,开始了他的园丁生涯。
在成武一中,他是出了名的“工作迷”。他的英语功底十分扎实,却对教学十分陌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他从零开始,虚心好学。一本薄薄的课本不知读了多少遍,上边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为了写好教案,他成了资料室的常客;他虚心向其他老师学习教学教法,像小学生一样坐在教师后排听有经验的老师讲课。开始时,授课时间掌握不好,他就买个闹钟,一遍一遍地练习,常常练到半夜。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了,教导主任董筱村路过他的门口,听到他还在练讲课,就推门进去劝他休息。他见董主任来了非常高兴,不由分说把董主任按在椅子上,给他上了45分钟的英语课。
很快,他就掌握了教学的“门道”,能熟练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把枯燥的英语课讲得像一幕幕话剧。他讲解英语课文《礼物》,讲到作者亨利凄苦的身世时,表情悲怆,语调哀婉;讲到亨利发愤图强自学成才时,则语调高亢,神采飞扬,把本来乏味的内容讲得趣味盎然。
他开始教2个班的英语,后来教3个班,每周18节课。学生多,作业量大,学校规定作业可以抽改二分之一,但他坚持全批全改,而且每份作业都加批语。一百多份作业,几乎每天都要熬到深夜。他曾深有体会地给同事谈起批改作业的重要性:“讲课如播种,辅导如施肥浇水,批改作业如锄草,要想获得丰收,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松啊!”
为了创造外语学习的环境,从1980年,他就倡议在校园开设了“英语角”: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把爱好英语的同学集中在操场边的树荫下,给大家用英语讲故事,教英语歌曲,让同学们演英语短剧。他还办起了英语板报,亲自撰写中英文对照短文,提高同学们的阅读能力。
为调动大家写英语作文的积极性,他亲自写“下水作文”。有一年,他喂了五只鸡,觉得太少,便又从市场上买了两只,不料是病鸡,传染了其它五只鸡,结果全部“一命呜呼”。有感于此,他对自己得五望七的欲念进行了反思,用中英文分别写了《祭鸡文》,借祭鸡而喻人生,情感充沛,富有哲理,文笔幽默生动,一时被广大师生传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教的学生,有的考进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名牌大学的外语专业。1985年,他的学生于钦金高考外语得了满分。
1982年,他被评为全县优秀教师,1986年,第一批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他的考勤表上全是“满勤”。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他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在长达二十年的劳动改造期间,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患上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有时候腿痛得打颤,但从没有因病痛耽误过一节课。1991年退休后,他积极向校领导申请,继续留岗任教,一直到68岁,才走下了心爱的讲台。一次,因坐骨神经痛复发被强送进了医院住院治疗。但他人在医院,心系学生,病情稍有好转,就让医生打上封闭针,又走上了讲台。他的妹妹和外甥从济南赶到医院看他,已经人去床空,来到学校,看到他正在教室强忍着疼痛讲课,下课后他一瘸一拐走出教室,妹妹和外甥心痛地热泪盈眶,同学们感动地泣不成声。
在成武一中,师生们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鸣鸡”。不仅因为他每天起得最早,更重要的是他作风严谨,一丝不苟。自1978年到一中,他就成了学校的义务广播员。每天早晨,他都会腰挎收音机,来到广播室,准时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6点的报时信号播出去,然后对着话筒噗噗两声,用中英文催促大家“起床了”。近二十年,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天天如此。近二十年中,只有两次误点,一次是有病起不了床,另一次是看世界杯足球赛睡过了头,就这仅有的两次误点,也引起他深深的自责。除了早晨喊起床,学校的大小通知,师生的寻物启事、招领启示等,需要广播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诿。有一年,他刚刚大病初愈,一大早就向广播室赶去,上到二楼,坐骨神经痛发作,倒在了楼梯上,早起的学生发现后,要架他回去,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学生只好把他架进广播室,他忍着疼痛,指挥着学生打开了广播,准时发出了起床号令。
他还利用校广播站,开辟了“成武一中校园之声”节目,亲自撰写英汉对照的短文,利用课余时间广播。同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新闻、校内好人好事,深受师生欢迎。
他经常感叹:自己年龄大了,能工作的时间太少了,要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1979年开始,他除了做好广播员,还义务兼起了“四大员”:司铃员、灯管员、板报宣传员和体育器材保管员。当灯管员,他准时送电、及时关灯。教学楼和宿舍电源开关不在一处,每次,他都要从后楼到前楼,从楼上到楼下。晚上熄灯后,楼道漆黑,他磕磕绊绊,摸索着下楼。风雪天,满身雪花,下雨时,双脚泥泞,他没叫过一声辛苦,没有过一句怨言。当司铃员,他总是手牵铃绳,眼盯马蹄表,尽力做到铃声和时间分秒不差。当体育器材保管员,他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及时分发活动器材,自己动手把破了的篮球沾上再用,自己动手修理木马、跳板等。
1991年退休后,学校为了让他安度晚年,不打算再让他干这些操心费力的事,他知道后,找到校领导,摆了一大堆理由,硬是说服校领导,不仅正常任课,而且继续义务做这些事情。
1996年7月,迎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在校办公楼外挂出,他主动承担翻牌工作。每天要翻过二楼的一个窗户,然后在阳台上放一把凳子,再踩在凳子上才能够着。此时,他已68岁,身体还有毛病。学校怕他身体吃不消,坚决不同意,他再三请求,要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个赤子对祖国的真挚忠贞之情。从此,整整365天,他每天爬楼梯翻窗户换计时牌,就是在坐骨神经痛复发的时候,他仍拄着柱棍,让人扶着爬过窗户亲自翻牌。
他是一个宽容、大度、讲修养、有涵养的人。1982年、1985年学校建了几排家属院,学校分给他三间新房,他却主动找到校领导:“现在学校住房困难,我一个人,用不了三间房,我不搬了,让其他老师住新房吧!”由于他的房子在四层楼后边的平房,终年少见阳光,1992年,学校为了照顾他,又给他盖了两间朝阳的新房。他看到一位青年教师一家三代住一间房,又把新房让了出去。直到1996年,他坐骨神经痛日益加剧,在学校的再三催促下,才住进两间的小院。他的办公桌一用就是20年,期间学校几次给他买了新办公桌,他都坚决推辞:“不用换,这张就很好,新桌子给别的老师吧。”就这样,那张桌子从办公室到广播室,一直陪伴他到去世。
被打成右派后,他就再没和广州、南昌的四个弟、妹见过面。1979年后,每逢假期,他都会收到广州、南昌的来信,邀他到南方一聚,他也日思夜想着远方的亲人,但每到假期,他不是忙着参加教师培训,就是加班辅导学生,一拖再拖,直到去世,四十年也没能与这些亲人见上一面。
济宁的侄女高考前,几次请他过去帮忙补习一下英语。他却只在济宁待了两天,为侄女列了一些复习重点,就匆匆回了成武。他对侄女说:“在这里我只能帮你一个人复习,在成武还有几百名学生等着我呢!”
1983年,他的父亲患了喉癌,在济宁一病不起。父亲曾和他一起下放到贾楼村,父子俩相依为命,感情最深,他又是家中老大,老人家多想让他守在身边啊!可当时学校刚刚开学,他实在走不开,只能打个电话问声平安。直到父亲病危,他才匆匆赶到医院。此时,老人已说不出话来,眼角淌着泪水,紧紧抓着他的手。三天后,老人去世。在商量父亲后事时,弟妹们提议立个碑,寄托哀思。他惦念着学校里的事,说:“立碑的事你们办吧,学校的事不能再耽误了。”弟妹们听他这么说,十分生气。他眼含泪水,说:“我知道自己欠家里很多,可我是一名教师,身后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未来,我可以欠自己的、欠家里的,我不能欠学生的……”
第二天,他臂带黑纱又站在了讲台上。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刚组建时,需要高素质的英语老师,1984年、1985年两次聘请他去高校任教,连房子、煤气灶都准备好了。学校说:“省城条件是好,但咱这里也需要英语老师,去留你自己定。”他二话没说,毅然留下。退休后,弟妹们看他孤身一人,生活多有不便,争相接他到济宁、济南、广州定居,他却说:“我在成武20年,已习惯了,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对我很好,我也深深爱上了成武一中这个地方,我哪里也不去。”
志存高远苦行僧
随着工作条件、生活环境的改变,他少年时立志报国的希望,重新点燃,早已定下的人生坐标又在他心中延展。面对新的生活,他苦苦寻找着后半生的坐标,他说:“人的一生可以默默无闻,但不可以碌碌无为。”
1979年,平反后组织上给他补偿了3000元钱,拿着这些钱,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甘当人梯和铺路石,让青年人踩着自己的肩膀,继续攀登。
1979年,清明节后的一个星期天,他与当时任政治教师的卢新文老师(后任人大副主任)去野外踏青,两人躺在小河边,相互诉说着各自的经历和志向,他神情凝重地说:“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我将用余生实现我毕生的追求,我要效仿诺贝尔,终身不娶,设立奖学金,我的做法可能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但是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981年3月14日,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他在“爱人”一栏中郑重写道:“特别声明,我坚定信仰独身主义,立志学习诺贝尔,死后用遗产设立奖学金奖励科学创造,遗体做科学实验。”以书面遗嘱形式确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人生坐标确定以后他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常人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朝着既定的目标开始了他的“万里长征”。
他把人生目标定的很高很高,常人无法望其项背,他把生活标准定的很低很低,甚至达到人生极限。他平时很少与人交往,很少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大多数人对他的“苦行僧”生活不理解,在一般人眼中,他是生活的怪人,甚至有人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叶老师,真正怪;输液管,当鞋带;自行车,吊起来;捡馒头,拾青菜,不要媳妇爱小孩,有钱不花存起来。”
他是一个体育迷、足球迷,却舍不得买台电视机,遇到精彩比赛时,常常半夜三更骑自行车到学生家看实况转播,直到年纪大了,才买了一台电视。他爱看电影,年轻时每到星期天都在电影院里泡一天,可学校发电影票,他舍不得看,总是把票卖给同事,即使是三角、两角,他也郑重其事地装起来。
他月工资七百元,每月费用不足三十元,主要用于水电费,他节俭、吝啬出了名,凡是能省钱的法,他都想了、用了。
他从不花钱买菜,而是到菜市场拣别人扔掉的菜叶,炒菜只用少量的油和盐,舍不得用其它的调味品。一次学校刚分给他一堆小白菜,就接到三天后到外地改卷的通知,他担心回来后小白菜坏掉,就接连三天顿顿煮小白菜吃。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改善生活的概念,即使是过春节,也是白菜、萝卜,他曾诙谐地说:“吃素,既能减少疾病,又能健康长寿,何乐而不为?”多年来,邻居们只见他改善过两次生活。一次是拾菜叶时肉摊主给的猪肉皮,一次是买了一条没人要的瘦羊腿。他从1982年开始养鸡,却从不舍得吃一个鸡蛋,总是把鸡蛋攒起来卖给伙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学生会随手扔掉吃剩的馍头,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到饭后,他都提上小竹篮把馍头捡起来,大的揭掉皮自己吃,小的喂鸡。
他舍不得买衣服,仅有的两套礼服,一套是解放初期发的海关制服,一套是一中发的校服,他平时舍不得穿,只在课堂上和重大节日表演节目时才穿。平时,穿的是捡来的破衣服,但不管多破,总是洗的干干净净。他有一套平均磨损理论:“裤子不分前后,鞋子不分左右。”在济南建筑公司时发的一条劳动服裤子,他足足穿了30年,大妹送的一双军用胶鞋,他穿了10多年。一次课外活动时,他告诉同事自己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了一条内裤,同事们不信,跟他到宿舍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把一块布围在腰上,上面缝成筒,再从下面剪开,缝成两条裤腿,一条内裤就这样做成了。
他有辆自行车,是40年代日本投降时的战利品,用他的话说是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是走到哪里也不用上锁的放心车。就是这样一辆车子,为了延长车胎寿命,骑完后就把它挂起来。他有一口锅,足足用了18年。他还发明了只能装一块煤球的煤球炉,刚好做一顿饭,他怕锅总烧一个地方容易坏,就侧着放,转着烧,一年四季,他“做一饭三,一热两冷”。
他有个小竹篮,在三水农场、在济南、在白浮贾楼,一直用它,到一中时,已经掉了把,破了底,他用铁丝绑到自行车上当车筐,一用又是20年。他有顶破草帽,冒顶用铁丝穿缀着塑料薄膜,帽带是输液用的塑料管。
就是这样的一位“苦行僧”,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20年间398次存款,总计13万元。
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他如同精卫填海,默默无闻、甘守清贫,他的希望,他的寄托,他的精神支柱,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以他的生命为代价设立奖学金。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是他期盼和兴奋的日子,当天,他就把工资存进银行。
对他的苦行僧生活,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怪,也有人笑他吝啬,他都一笑了之。1991年,几个学生怀着同情、怜悯的心情到他的住处,想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说:“你们认为我很孤独、很可怜,对不对,其实我生活得很充实。”他认为,每个人的志向不同,乐趣不同,对生活的态度也不同,对人生的态度也不同。他虽然在物质上一贫如洗,精神生活上,却充实而富有,他曾自豪地说自己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这一理想和追求,使他的精神世界始终高亢振奋,就像一个攀岩者,沿着陡峭的山崖爬行,没有退路,没有捷径,乐趣就在于攀登的过程和喜悦。
他能歌善舞,常教师生们跳交谊舞,还把“亚洲雄风”译成英文,走到哪唱到哪。他爱京剧,唱“打虎上山”选段,手持教鞭当马鞭,一招一式,令人叫绝。每年的国庆元旦,是他最快活的日子。每班的联欢会,都要请他表演节目。他总是穿上那身校服,一个班一个班轮着去演出。他一出场,便把整台晚会推上高潮。
他喜欢体育,曾四次夺取县级运动会老年组长跑冠军,两次代表县里参加地区运动会,都获了奖。他是个球迷,喜欢对足球比赛发表评论,每次看完比赛,他便眉飞色舞连评论带表演,使人如亲临其境。
他尽管独身,却十分喜爱孩子。他常到校幼儿园教孩子们唱歌、做游戏,有时小朋友们要“叶伯伯”唱歌,他便载歌载舞,直到孩子们尽兴。
对人民、对学生,他有着火热的心,宋贾荣家庭困难面临辍学,他捐出200元相助;贾延华考上高中,无钱去读,他捐了400元。弟妹们给他的衣服、被褥,他不舍得穿,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1998年,为南方灾民捐助,他考虑自己已经退休了,用不着再上讲台,就把那身校服又捐了出去。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感慨道:叶老师就这一身像样的衣服,还捐了出来,他穿的都是不能捐赠的破烂,这才是真正的爱心啊!
1992年,他得了重病,住院期间,他把4万多元的存折交给校财务处,准备捐给学校。学校找来新闻记者,准备搞个仪式。他却变卦了,说:“现在不能捐,一是怕张扬,二是钱太少。”
1997年,成武籍台商杨展云去世后为成武捐了20万教育基金,他听后很高兴,对安玉岭老师说:“我再用五年也可攒到这个数,再过十年可以大大超过这个数,我也要死后再捐,省得麻烦。”从此,他更加拼命攒钱,有时,连一顿热饭也不做了,一天三餐吃冷食,菜也不炒了,用盐拌着吃。也更加注意锻炼身体,练长跑,洗冷水浴,尽可能延长生命----生命就是基金!
过度的清苦透支了身体,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心脏病,腰弯了,背驼了,人苍老了。然而,宏伟的目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别的他全顾不上了,包括自己的病。
1998年12月6日,他到银行办理了最后一笔存款。
7日,他到医院看了病,却没有拿药。
9日晨,一向准时到操场拾馍的他没有出现。
人们感到奇怪,来到他的小院,只见他屋里灯亮着,电视机响着,叫门无人应。撬开门,人们愣住了:他静静地卧在水泥地板上。
他走了,悄悄地走了。像春蚕吐尽最后一寸丝,像蜡烛熬尽最后一滴油,像耕牛耗尽最后一口气。
他猝死于心脏病,享年70岁。为他换寿衣时,在场的人们哭了,瘦削的身体穿的是五十年前的海关呢制服,衣里烂成一条条的,肩肘处磨成了网状;内裤是用捡来的破围巾缝成的,一条是紫色,一条是粉红色;捡来的两只运动鞋,颜色不一;两只袜子,一只烂了七八个洞,一只补了十七处。
然而,他却为后人留下了70张存折,13万元的奖学基金!
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创作了《叶荫棠之歌》:
“您自己苦自己,苦了一辈子,
才有了13万元积蓄,
若置办黄金宴,才能几席?
可这是一位老教师几乎全部的工资,
您用它做资金,
为万千学子。
您化着天边一片云,
向桑梓洒下甘霖。
叶荫棠三个字,
将刻在每个学生的心里……”
他走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毕生的积蓄,更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他走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壮举,但却为人们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痴心教育的师表丰碑!
叶荫棠去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引起广大反响,《人民日报》于1999年3月30日刊登了《叶荫棠事迹泽被后人》、7月21日刊登了《化作春泥更护花》,《光明日报》于1999年4月14日刊登了《一生清贫做武训》,《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老年报》、《大众日报》、《教师报》、《山东教育报》、《菏泽日报》、《齐鲁晚报》、《羊城晚报》、《青年文摘》、《郑州晚报》、《楚天都市报》、《山东电视台》等24家新闻媒体陆续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菏泽地委、行署做出了《关于在全区开展向叶荫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地区教育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在全区开展向叶荫棠老师学习活动的决定》、成武县委、县政府做出了《关于开展向叶荫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叶荫棠奖学金每年都奖励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参观叶荫棠故居及遗物展也成了历届一中学子们新学期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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