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 沉痛哀悼
国医大师
余瀛鳌
（1933～2023）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四届国医大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及博士后指导老师，中医临床文献学科创始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文献学学术带头人，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余瀛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1月2日13点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兹定于2023年11月8日上午7:00-8:00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西四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沉痛讣告。
余瀛鳌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其父余无言，其师秦伯未均为上海名医。1955年秉父志，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考入“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研习中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50余年来，长期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工作。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组织整理出版了大量的中医医典古籍。
他为人正派，尊师重道，精于临证，勤于著述，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中西兼通的中医学家。
1960年初，我和余先生一同参加了研究院系统所组成的“支边医疗队”，共赴内蒙“包钢职工医院”支边一年。岁末工作结束，我们回到北京，但医院及包钢领导，为了将我留在包钢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卫生部与相关领导反复协商，另一方面扣住我的户口不放。
经过公关，虽然已有五位部领导表示了同意，但最终还是未能通过主管人事工作的副部长这一关；于是他们又退其次，点名要我为他们开办一期“西学中”及“师带徒班”，以培养一批人才。部领导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于是欣然应允。
我十分清楚，靠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此任，于是向组织提出增加人手的请求。部领导深表支持，并让我提供人选，思来想去，唯有请中西兼备的余先生出山才是最佳选择。
1961年初，我俩再次回到包钢。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不过任务虽重、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们二人以诚相待，彼此尊重，惺惺相惜，吃住在一起，一同备课、授课，一同会诊、带生实习，相互切磋，密切合作，不但为当地培养了10余名中医学徒、20多名中西医结合人才；共同完成并发表了“中医对大面积烧伤的辨证论治”论文。
真是学术上日有所进，临床上经验日丰，而且心惰舒畅，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与信任，奠定了这以后我们之间的一生友谊。余教授那与人为善，沉潜好学，敏于事而慎于行，朴实无华的作风，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每当想起这段往事，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令我欣慰不已。
我比余先生大十余岁，然时不饶人，不日他也将跨入八十高龄。但是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他每日仍是忙碌不停，或笔耕不辍，或坐诊于“京城名医馆”为百姓诊病疗疾。
最近欣闻，他将自己多年来的文章、著述，整理成册，予以出版发行。高兴之余，阅其书稿，其中既有其读书、科研的心得体会，也有医论医话、临证治验，还有就他人著述所撰写的书评、序或跋，以及各种媒体对其事迹的介绍报道。实可谓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从这些方方面面，足可见证其学识之广博，造诣之精深，实为后学之楷模，国医之津梁。
人生易老，事业永在。欣逢余先生八十诞辰在即，我衷心地祝其身体健康，学术青春永驻，为友谊，更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是为序。
（本视频来自中医中医药报公众号，由受访者提供）
一、家学渊源，师出名门
余瀛鳌先生之祖父余奉仙先生的诗句“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余奉仙《无聊斋诗集》，未刊行）素为道中人所赞颂。“余氏后人或有将此两佳句作为座右铭者，教导后辈，在日常处人、处事和业医过程中，时刻注意谦谨，戒骄戒躁，求取进步”。
《礼记·曲礼下》载：“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中国人历来重现学有所自，讲究师出有门。余先生出身于世医家庭，系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余奉仙嫡孙，父无言先生乃近现代著名中医临床家和教育家，先生1956年又拜国医泰斗秦伯未先生为师，可谓家学源渊，师出名门。
先生名瀛鳌，字荣成，号未病，1933年2月出生于上海市。母江苏镇江人氏，性情柔顺。先生的名字是父亲所起，“瀛”乃指广阔的大海，“鳌”应该是独领风骚和独占鳌头之意吧，透过名字，父辈对于先生的殷切希望油然跃出。先生性格则外似其母之温雅，内随其父之刚直，可谓刚柔并举。
先生出生后一直生活、学习于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曾随其母回江苏阜宁老家生活一年，之后又回到上海。其父无言先生1929年第二次到上海定居执业后，与上海同道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并在1937年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在此期间，应聘于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等校，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和外科学。
1947年，又在上海开办“大同疗养院”。自20世纪30年代始，其父无言先生与丁福保、谢观、陈无咎、陆渊雷、叶橘泉、蒲辅周、秦伯未、程门雪、章次公、张赞臣、陈邦贤、陈慎吾、严苍山等医界名流交往甚密，使先生自小即耳濡目染，受到了浓郁的传统文化熏陶。
1938～1950年是先生在上海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期。1950高中毕业后，由于全国尚未恢复中医院校而进入同德医学院，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本科，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是年冬积极报名参加了卫生部在京举办的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先生在古籍整理上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学以致用”的态度，倡导古籍整理应密切结合临床的观点。率先于1982年建立了“中医临床文献研究室”，以整理研究汲取古籍临床诊疗的学术精华，提高诊疗疾病的水平和学术传承的能力。
这种学术思维不仅影响并最终促成了临床文献学科的建立，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古医籍研究方向的设置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著名的日本北里研究所也设有古籍临床文献研究方向。
古籍整理是传承学术的主要方法之一。自孔子删定六经始，古籍整理一直延续至今而绵延不绝。先生撰写主编的中医论著有20余种之多，所领衔整理出版的古籍无论是丛书或者类书，乃至辞典的编撰，除了利用传统的校勘、注释整理以外，下功夫重在“选”上。这实际也是先生一贯主张的“学以致用”的具体体现。
“选”的功夫首先体现在书目的筛选上，要做到在万种古籍中择要选出历代各个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并能在内容上展示其学术精华，这就需要对古籍整体概貌及其学术内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此外，如何在“选”的过程中发掘其精华的内容以达到为临床诊疗服务，这也是先生当初设立临床文献研究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并为之努力钻研产生了系列成果。
具有代表性的如《新安医籍丛刊》(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集·医学卷》(6卷本)、《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10卷本)、《中医古籍临床新用丛书》(10卷本)、《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1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医药学志》、《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中医传统医学大系》(4卷本)等。
他还参与主编《中医大辞典》、《简明中医辞典》、《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等多部辞书。
先生在古籍整理“选”上所下的功夫和成果还体现在对历代方剂的研究上。组方用药的合理与疗效的取得有密切关系。如何识别筛选古籍中所载录的多不胜数、数以万计的处方，并给予恰当的按语和注释以方便临床医生选用，不仅需要精于临床并对方剂的运用有体悟，而且还要熟悉各科疾病在历代文献中的阐述和用药特点。
先生几十年以来，一直徜徉于中医古籍的瀚海宝山之中，对于历代学者的学术精华以及临证特色较为谙熟，因此在选方上往往独具慧眼，极富卓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晚年主编出版的《宋以前医方选》。
先生认为治学重在真凭实据，为此，对医案类古籍重视有加。他十分赞成章太炎先生对医案的评价：“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近代大家周学海先生也曾说：“每部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潜心研究最能汲取众家之长。”
先生在多年的临床文献研究中认识到“医案是中医文献研究中与中医临床结合得最为密切的科研领域”。因此，“中医医案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
先生在阅读《薛立斋医案》、江瓘《名医类案》、魏玉璜《续名医类案》、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顾鬟云《花韵楼医案》、齐秉慧《齐有堂医案》等大量医案后，深有感触地说：“医案能重点反映医家的经验心得和方治特色，其中包含一般方书、论著所不易学到的临床见解和诊疗心得。”体现了清·俞震所云“多读医案，能与医者治法之'巧”’。
1983年，先生领衔辑编了《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该著作由出版出版社人民卫生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2008年又发行了第2版，前后相加印数近10万册，另有日译本。可以说是建国后出版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中医医案著作，堪为当代医案类著作的典范。
先生在组方上倡导“通治方”的研究和运用。所谓“通治方”即是临床文献中所阐述的“主方”。先生认为“主方”体现“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学术特质。“通治方”看似简单，而要研究清楚、吃透适应证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先生说：“临床应用'通治方’，至少应该具备药性平和及照顾全面两个特点，它应该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基础上的产物。”
“通治方”的倡导和应用是先生在用药上讲究“王道”的具体体现之一。对于“通治方”的使用，先生则强调：“对于每一个'通治方’的性质和适应证，应该心中有数，不可轻率地将一些剧毒药和刺激性强烈以及性质极偏的药物，随便加入一般'通治方’中，以避免产生某些意外的反应。”
先生学习勤勉，临证尤有心悟，具有活法机圆，配伍精契，主治、立法方向明确的特色。临床善于治疗内科病如肾病、肝病、糖尿病以及脑血管病、情志病、癫痫等。此外，先生治疗妇科的月经不调和不孕症也有较多经验。
先生处方用药讲究“王道”，治疗主张循序渐进，而较大程度地对危重疑难病证在调治、持久取效上下功夫，摒弃用一些剧毒药或刺激性强烈以及性质极偏的药物。
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20世纪90年代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先后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近30名。
先生所带的研究生，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从事文献研究，或者其他学术研究，甚至改行做了管理工作，均延续师训——“多读书，多临证”，从不放弃读书和临床，抽出时间从事诊疗实践活动。
“多读书，多临证”是秦伯未先生对于先生治学的教诲，也是先生治学的一贯主张。先生作为我国最早倡导临床文献研究的学者，几十年来以身作则，始终不脱离临床诊疗，目前77岁高龄还受聘于北京京城名医馆和中国中医研究院门诊部等单位对外施诊。
三、做人朴实，德艺双馨
由于先生在学界的地位、声望以及父辈的关系，先生与各界知名学者、社会名流乃至政府高官皆有交谊。如当代国医大师颜德馨、何任等曾是其父亲无言先生的学生，而曾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与先生是同班同学，但先生从不借此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地位应该均是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人为抬高的。
先生的事业心强，事必躬亲。先生作为《中医杂志》特约编审，《中华中医药学刊》、《中医文献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中医药文化》、《上海中医药杂志》等多种期刊的学术顾问，曾无数次为作者审阅修改稿件，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的严谨态度，令我们后学者汗颜。
先生不仅著述必是亲力亲为，为较优秀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也有几十篇，先生必是在全文泛阅后方提笔写序，绝无别人写好，自己署名之事。先生从未休过年假，坚持天天上班，有时候周末也照常去办公室学习工作至很晚。
先生育有二女一男，大女儿和二女儿均在美国定居，身边只有小儿子一家住在附近陪伴。对于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从未在子女就业问题上麻烦过组织。
先生不仅自己不愿以私事求人，对待自己的学生，也不会因师生关系为其开绿灯或是走关系。先生于1985～1990年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3年任所长期间，从未为自己的学生谋取过任何职务。而对于勤学好问的后学，即使不是自己的亲炙弟子，先生亦倾其全力给予帮助和扶持。
在学界已有一定声望的任何先生，在得知笔者是余先生的弟子后曾动情地相告：是由于余老提携并致函安徽省政府推荐，他才得以调进安徽省中医文献研究所，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
先生参加诊疗活动已有50余年，真正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职业情操。门诊中有的患者是不远千里慕名从外地赶来就诊的，先生总是为患者着想，在最后加号详细诊疗，从不让患者失望而归。门诊有时候从早上7点多看到下午1点多，尽管由于眼底出血造成的视力模糊而不得不用放大镜，先生还要亲自书写病历。
面对着患者，77岁高龄的先生总是面带着和善的笑容，不少患者说过，只要与先生说说话，病也会好很多。
先生“敏于行而讷于言”，他的人格魅力都真实地展示在自己的行动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先生做人的宗旨，或许也是先生“傲骨梅无仰面花”的人格特征的真实写照。(王凤兰.《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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