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极致
——《逍遥游》试讲（六）
述者芃澜
2、无所可用
本段是庄子与惠施的对话。
其实是惠施诘难庄子。
惠施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魏王贻我大瓠之种”。
讲的是，魏王给了惠施大葫芦的种子，但是种出来的葫芦太大了，惠子说是实五石（dan），石是古代的量度单位，一石是十斗，五石就是五十斗。可是也正是因为其太大了，所以没法在现实生活中去使用。用来装水吧，装满了，可太重了，自己根本没法拿起来（其坚不能自举也）。把它剖开，做成瓢吧，可这么大的瓢，哪个水缸能容得下它来取水呢？（则瓠落无所容）。惠施总结说，“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大是大了，可是也正因为大而无用，所以只好把它砸碎了。
庄子一直在讲大，包括超越我们一般认识的大。惠施因此而用大葫芦来打比方，说，大固然大，但也可能因此而在现实中没了用途，结局只能是被毁。
这样的诘难，我们在生活里也经常会听到。
与肩吾的惊怖不同，惠施是以一副为你好，劝导的姿态出现的。
“我是为你好，你想的这些固然美好，可有什么用呢？”
“我是为你好，现实一点吧，没有用，会碰壁的，会吃亏的，会完蛋的。”
等等。
庄子领情吗？
当然不领。
他先用，“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来回应。
意思是说，非大的就无用，只是你不会用罢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宋国有位拥有龟手药方的人，因为他世代从事洗染的漂洗业，叫洴澼絖，这个药对他们来说正实用，可以用来预防手生冻疮龟裂。
这个方子药效很好，有一位商人（客）听说了，就找上门来，愿意用一百两黄金来买下这个药方。宋人就找了全族的人来商量，说，“我们世世代代靠洴澼絖为生，也不过攒下了数金，而现在一下子就能得到一百金”。这么一算账，觉得很划算，就把方子卖了。
商人拿到了方子，去找了吴王。这一年冬季，越国与吴国发生战争，商人受命吴王，带领军队与越国水战，因为有了龟手药的帮助，吴国战士格外英勇，打败越国军队。商人因此得到了吴王重重的封赏，“裂地而封之”。
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
这里“所用之异也”，是用来呼应前面庄子所说的“拙于用大”。
物的用途有大有小，善用的人，其用大，不善用的人，其用小。这是从用本身去看的。
所谓的用途，就是看他能够给使用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同一个龟手药，在宋人手里，虽世世代代使用，但其价值不过仅仅保护他们世代能够从事洴澼絖。而到了商人的手里，一朝而鬻技百金，再一朝而鬻技裂土。价值不断放大，这取决于掌握者的善用与否。宋人与客的区别是什么？是对物了解的区别，一者小，一者大，一者僵化，一者富有想象力。即知的区别。
庄子据此说惠施：“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虽然同是葫芦，但有了大小区别以后，便不能用小葫芦的一般用途，来思考大葫芦。小葫芦可以用来当水壶和舀水瓢来用，大葫芦就不能用，此时就要换个思路来看待。比如你可以把它制作成大樽，然后躺在里面，浮乎江湖。之所以，惠施想不到，那恰好说明惠施的心中，有一个成见的存在。这与前面连叔说肩吾是一样的，如同瞽者和聋者，知亦有之，人认识世界时也存在着一个盲区。但一般人对于知的盲区的存在是无意识的，不同的是，惠施是刻意为之，否定大葫芦的用途，因此，庄子不客气地说，“那是你的心塞了蓬草。”
普通人的知障是取决于其自身的缺陷，因此他们看不到至知极知的存在，是因为其自身能力决定的。而惠施这样的人，则是利用自己的知，来障碍他人的知，是有意为之。
他们是某种价值判断的鼓吹者。
他们的存在本身在阻碍着知的发展。
这是庄子用惠施来举例的深刻的原因。
也是在尧与许由，连叔与肩吾，分别出场后，所不能不进一步举出的事例，不能不进一步揭示的地方。
但显然，大葫芦的故事和龟手药的故事，都不足以升华这一点。
二者都具体在了某一个物上了。
关于一个具体的物的争论，属于认识主体的对象，即如何看待一个客体的问题。
而物难免会受到其所在物性的羁绊。物的用途，自然也逃脱不开。因此，惠施与庄子的辩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始终在物的层面上交锋。
物用，即前面“以物为事”的顺延。
即在结构上承于前，又在主旨上踏上一步。
这是《逍遥游》一步一步引人入境，带人逼近其灵魂的一贯手法。由浅处入，向深处行，回旋反复，而螺旋提升，在结构上，是格外用心的。
这当然不足。因为庄子要说的是至知。
是不以物为事的知。
便当然还需要再次的阐发，于是有了下一个故事。
大樗。
大樗是惠施讲的一棵树。
是一棵巨大的树。
此时，这个大树已经是一种象征了。
它的特征是“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所以“立之涂，匠者不顾。”
这个象征是用来说“庄子之言”的。
惠施直截了当，“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惠施的说法是肩吾“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的翻版。
惠施以“众所同去”，来暗示，追求这样的知，必将使其主体脱离现实，沦落为众所同去的地步。
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惠施的个人命运，或者不能叫命运，而应叫现实际遇，看上去的确要好过庄子。惠施得到魏王信赖，名动一时，从者如云。
而庄子，正如惠施口中的大樗，“不中绳墨，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得不到赏识。
在《庄子》杂篇中有篇文章叫《外物》里面，讲了庄子有一天甚至都揭不开锅了，于是去找监河侯借点米下锅，结果遭到了监河侯的奚落。这就是庄子的现实境遇。与惠施的风光无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惠施会有这样的气壮的质问。
你或许会帮庄子反问：
知与现实际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现实际遇不好，不能说他所追求的知就没有意义。
可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知与知的主体——人，是一体的。求知，恰好就是要用来解决人生问题的。倘若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知”，便不能说是好的，叫做“不智”。这叫立身。或修身。而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则被称为治世。至少在庄子的时代，知与智是一体的，都写为知。到了后来，才从知里面分出一个智来。用来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知，写做智。
那么一个人，不断求知，却连自己的现实际遇也无法改变，那么这个知，是否值得被否定呢？这就是惠施的立论的基础。
庄子讲了狸狌来回答。
他说，“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在这里，庄子将人生际遇比喻为一种物物相克中的因果循环。只要在这一循环中，那么无论你是多么灵活，不论你多么擅长跳梁，无论你能抓到多少鼠，最终都难以逃脱死于罔罟的命运。
在这个层面上去思考人生际遇的改变，那么所收获到的经验，都只是一种相对的经验而已。所获得知也只是相对的知。由此而带来的际遇的改变，也不过是一时的侥幸。并不能最终逃脱命运。
庄子隐晦地回击惠施，被魏王看重，不过是一时的得意，此时人生际遇貌似改变，而其实，并未逃脱人生命运的牢笼。魏王的看重背后，则隐藏着某种不可回避的危机。
将个人际遇寄托在某位王的看重，不过是暂时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这样的知，未必能称为智。
而与狸狌不同的，庄子续道：有一头巨大的犛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显然捉不到什么老鼠，但其命运却也摆脱了狸狌的命运。
庄子用如垂天之云的犛牛，来对比灵活的狸狌，并进而将惠施口中的“中绳墨，中规矩”，而获得的匠者的眷顾，视为不过是狸狌捕鼠之能。
由此，庄子企图回答自己口中的至知，对于人生意义的指导，正在于舍弃绳墨和规矩，而求得更大的解脱和自在。
这种解脱，是对个体命运羁绊的彻底摆脱。
而摆脱的方式，正在于“无所可用”。
他总结说：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之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惠施以大树比庄子之言，庄子由此而回应，自己的境遇是置身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已不可以当时、当世、当下的境遇来等量观之。就如同不能用普通葫芦的用途来看待大葫芦的用途，就如同不能以狸狌之能来看待犛牛之能。
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对于超越时空的境遇的描述，而事实上，惠施之能，我们今天只能从庄子口中知道，而庄子却始终活在我们心头。
庄子所追求的极知，并非人们口中的不合时宜，或消极避世，更不是不切实际，或玄虚唯心，时间愈久，庄子愈见其神！
庄子说：“不夭斧斤，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是在于清晰地感知物物相克的因果规律，而提出的崭新的认知境界，是在超脱了一般层面上的束缚，觉察人类自我认知的局限，而提出的超越知障获得的全新领域，是在人类的知提升到超越主客，超越物我，超越时空，而体近的一种无条件的状态下，与天地同在，独立而存的，舍弃相对意义的功用、价值、标准而伸张的极知之境。
由此摆脱一切困苦。
恰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说：“度一切苦厄。”
这样的知，庄子觉察到了，并且企图用自己的方式，引你一起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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