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就像那位所谓的“民俗专家杨广宇教授”是虚构的一样，历史上并无屈原这个人！
首先，我们发现除了《史记》外，先秦诸子百家遗存下来文字中均找不到屈原的记载。按照通行的说法，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年，而苏秦卒于公元前284年，二人之间应该有交集，但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吕氏春秋》都只有苏秦的记载，却没有关于屈原的只字片语。对于苏秦，包括与苏秦齐名的纵横家张仪，先秦诸子百家遗存的文字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在他们之后的荀子、孟子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对张仪、苏秦就有评价，但对于在后世如此赫赫有名的屈原却没有任何的评述，这难道不奇怪吗？
其二，只要认真研读《离骚》，就会发现这部作品不大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因为作者的性取向前后不一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一句对于美人迟暮的感慨难道会是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感慨吗？再看这四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前两句说要用荷叶为衣，芙蓉花为裳，先秦的时候，中国古人把上身穿着的叫做“衣”，下身穿着的叫做“裳”，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发明出裤子，中国古人的裳其实就是一种裙子。虽然如此，男人会用鲜艳的芙蓉花类比自己的“裳”吗？后两句“高余冠”和“长余佩”中的“余”在古汉语中特指“我”，冠专指男性头上戴的帽子，高余冠之岌岌兮的意思是“我要佩戴很高很高（岌岌可危中的岌岌和这里的岌岌意思是一样的）的帽子，”长余佩之陆离传统的翻译是：“把我（裙子）的佩带加得长长的”。这个翻译显然是错的，古人衣服上的确有飘带装饰，但这个装饰应该是从上身“飘”出去的，没有理由在下身的“裳”上做飘带的。结合“陆离”，九哥认为这一句的意思是要在腰带上用更多色彩斑斓的“佩”来装饰自己的“裳”，这里的“长”不应该望文生义就认为是长短的长的意思，而是增长（读“涨”的音）增加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离骚》的注解均为九哥原创！
由于先秦时代，女性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因此《离骚》的作者不大可能是女性，那么前文说提及的这些，以及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宫廷里的其它女子妒忌我的容貌，蛾眉专门指代美女的容貌，造谣说我床上功夫厉害）”这类，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作者其实是一位被诸侯王“始乱终弃”的美少年。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脩之故也。”前半句很好理解，就是指着上天发誓的意思，结合后半句应该译为：“（我）指着上天发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灵脩】啊。”问题是后人都先入为主的将“灵脩”特指楚王（楚怀王），也因此《离骚》的作者也就有了生存年代的“标定”了。但最早对“灵脩”做出定义的东汉研究楚辞的大师王逸是这么解释“灵脩”的——灵，神也。脩，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灵脩的确是指代诸侯王（君），但凭啥这里的诸侯王就一定是指楚怀王呢？
在“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脩之故也”这一句的前后，活脱脱的描绘出了一位“怨女”的形象，但因为《离骚》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位女性，因此，可以判断这位作者的性取向是有问题的。
《离骚》的上半部分，描绘了一位性取向错误的美少年，但后半部分却画风一转，开始追求女性了。后半部分，作者想象自己要去追求“宓（这个字读“福”）妃”（传说中伏羲的女儿，大美女），但是传说宓妃个人生活比较糜烂，作者犹豫再三没有去；作者又打算去追求“有娀（读松）”，传说中，有娀是帝喾（读库）的妃子，也是出了名的美人。但这个时候出了一点问题，作者想要叫“鸩（读震）”去做媒，但鸩不愿意去，说有娀不好（没说具体原因）。雄鸠（读究）飞过来说愿意代劳，但作者觉得雄鸠很靠不住，很轻佻，内心其实是担心最好的汤别让雄鸠先喝了。所以有娀也没追成。然后，作者又希望趁着少康（传说中夏朝的中兴之主）未婚的时候，把少康的两位美丽的妻子追到手……
在这个内容的前后，作者跨越时空，展开了神奇的想象，虽然这些神奇的想象和前半部分一天时间就从西南的苍梧（今天的广西梧州）来到了西北的昆仑（今天青海省境内）的想象前后呼应了，但因为性取向的截然不同，还是让九哥看出了前后作者不是同一个人的端倪。
九哥不是第一个质疑《离骚》的作者不止一位的人。清末民初，有一位叫廖平的四川人首先提出《离骚》实际出自秦始皇时代的方士们，换句话说，不止一个方士完成了《离骚》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满足秦始皇对“仙界”的想象。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按照廖平的说法，开篇的这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说秦始皇的先祖是“高阳氏”，名余曰正则兮中的正就是秦始皇的名字“政”，而“正则”是“嬴政”的化名。
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们对廖平这一说法做出评价。想必是这个说法实在幼稚不值一驳吧。众所周知，“朕”在先秦和“余”一样，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但秦始皇将这个字的使用专有化了，从秦始皇以后，“朕”成为了帝王称呼自己的专有名词，诸侯王都不能自称“朕”，那是僭（读剑）越大罪，是要杀头和诛灭九族的。所以，仅凭“朕皇考曰伯”这一句，就可以知道，《离骚》的创作时间一定早于秦始皇时代。
先秦对“皇”字也没有十分严格的指代和释意，皇通煌，看最早的象形意义就是一盏亮着的“灯”。历史中的“三皇五帝”原本只是各自部落的首领，其皇和帝的称谓是后人追赠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所以称“始皇帝”。而“皇考”在先秦只是普通人对父亲的尊称。“帝高阳”专指三皇五帝中的“颛顼（读专虚）”。因此《离骚》的头两句是说作者的家族出自颛顼，父亲的名字叫“伯”。和秦始皇真的没什么关系。
其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于屈原的描述过于细致，细致到令人觉得这就是司马迁编造的故事。譬如屈原被放逐后与“渔父”的对话，一个打渔为生的渔夫，能够认出披发亢歌的“三闾大夫”也就罢了，渔夫的境界竟然可比“圣人”。渔夫对屈原说：“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这段话的大意是：真正牛逼的人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随大流，在随波逐流中给自己谋得一碗好饭……，没必要为着保持自己无瑕的品德而让自己落得个被流放的结果。
差不多该收了，这篇文章写得够长了。喜欢的朋友请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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