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不好混的。
当时正值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各霸一方，征战不断。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士人、大夫、诸侯，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忧。
正所谓：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偏偏就做了乱世人，生存、立足都非常困难。
就是在这种严酷艰难的环境中，孔子却办起了私学，招徒讲学。
他何以能被当时的社会接受呢？
因为他教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
不仅仅教“六艺”这样的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人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如何发展的道理。
这个东西，可不是人人都能教你的。
中国有句老话
“宁可给人一文钱，也不指人一条路。”
其实，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是这种心态。
给人一文钱，是很容易的，你自己破费不多，别人还会感激你；
给人指一条路呢？
往往不那么容易。
所以，多少带点世故的中国人往往不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
原因有二：
一．我把路指给你了，我怎么办？我岂不是要被你超越？
人人都怕自己被别人超越。
所以，那些成功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成功历史津津乐道，但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他们不会告诉你。
他们甚至可能还会别有用心地告诉你一些虚假的东西，来误导你。
比如市场上大行其道的“成功学”，教导人们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其实更多的是在误导大众。
二．即使我大公无私，给你指了一条路，而且是正确的，但走这条路要靠你自己。
人生没有捷径，每一条通向成功、通向幸福的路都很长很长，而且很坎坷。
万一你走不下来怎么办，万一你走到半路不想走了怎么办？
岂不得回过头来怪我，那到时候我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还是不说得了，或者还是说点假大空的东西，敷衍敷衍你。
而孔子育人，就不是这种心态。
他是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精神，在给弟子们指路。
所以他教弟子们的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比如：
颜渊将西游于宋，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
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者哉？”
（《孔子家语·贤君》）
颜回到宋国去，临行问孔子如何才能在那里立身，孔子叮嘱他说，一定要恭敬忠信。
你态度恭敬，别人就会喜欢你，你自己也会远离祸害；
你言行忠信，就能跟别人搞好关系，也能让人信任你，重用你。
做到了恭敬忠信，治国都可以，何况立身啊！
这一番话，全是关乎实用的，甚至近乎功利。
教颜回如何才能让人家喜欢，如何才能让人家信任，如何才能远离祸害。
我们看，这多像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叮咛！
非独颜回，孔子的许多弟子每到出门远游或者上任做官，孔子都会有类似的叮嘱，非常现实。
比如说樊迟，孔子曾经很严厉地骂过樊迟。
但是当樊迟有事的时候，孔子他还是敦敦教诲，樊迟曾经问过孔子一个问题：
樊迟问于孔子曰：“鲍牵事齐君，执政不挠，可谓忠矣，而君刖之，其为至闇乎？”
孔子曰：“古之士者，国有道则尽忠以辅之，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今鲍庄子食于淫乱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孔子家语·正论解》）
樊迟问孔子说，鲍庄子侍奉齐王，鲍庄子勤于执政，不屈不挠，可谓忠心耿耿，但国君却把他的脚剁了。
这还有天理吗？
齐国的国君也太昏庸了吧！
樊迟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同为士人，物伤其类，孔子肯定也为鲍庄子难过。
但孔子的思维并没有跟着樊迟跑。
他说，自古的士人，当邦国有道，则尽忠辅佐，邦国无道则要躲着点，以避祸。
鲍庄子在这么淫乱的朝廷做官，连主子是英明还是昏庸都不清楚，以至于受了这么大的刑，脚都被砍掉了，这怪谁啊？
怪他自己没有智慧！
你跟这班人为伍干什么呢？
话是说得无情了点，但这其实是在告诫弟子，一定得注意啊！
以后出去做官的时候要投明主，要明哲保身。
先立足，不要出问题；
立足稳了，然后再谈一些更高远、更理想的东西。
这也是孔子教弟子的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儒学是空谈。
如果儒学真的对现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是不可能有人愿意跟孔子学习的。
大家跟孔子学习，都是为了得到好处，而且是很大的好处。
我们看孔子的学生，“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具体有多少，我们也不必去统计。
成了才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是国家高级公务员，或者说都有一技之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并不是孔子的人脉有多广，而是孔子教的东西有用。
他教出来的人，会做人。
— 节选自唐略《修身论语》讲座
文 | 唐略
编辑 | 清艾轩国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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