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才过了短短半个多月，
中医界就接连失去了两员名将。
1月10日，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逝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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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首届全国名中医、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如泉逝世，享年81岁。
虽然说生死有命，可名老中医的离世仍是不免让人叹息，中医界自身后备力量本身就不足，有水平的中医大夫越来越少了。
邓老曾说，中医传承一定要培养“铁杆中医”。“解除人类痛苦的曙光出现在东方。所以对西医的东西，大家不要迷信，对中医的东西要坚信。你做不到就是你的功夫没到。”
老百姓呼唤更多名中医的出现。不知道当下，还有多少功夫到家的中医人能将解除人类痛苦的曙光留在东方。
中医虽然说正迎来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面对健康挑战，中医可以发挥其独特优势。但现实是，中医药一直陷于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
中医教育方面，诚然院校模式规模大、规范、教学内容非常丰富……有其不可否认的优势，但因为市场需求的导向性，中医学子在本科学习阶段常常遭受中医、西医两种医疗体系的“撕裂”，而无所适从。许多学生哪怕学到硕士博士，仍然难以把握中医精髓，更谈不上治病救人。
培养中医药人才，归根到底是为人们健康服务的，而不会看病的中医，只能是“书本中医”，甚至可以说与中医无关，因为他实现不了中医的价值。
国医大师李今庸曾表示，“看到那些中医博士不会看病，我着急啊。我认为这不是学生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中医教育出了问题，本末倒置导致学生中医素养低下。”
他一一指出“病灶”：课程设置不合理，整个教学偏重通识教育；教材太乱太多，学生不知该相信谁；中西医教育比例失调，中医学生学习西医的时间，远超学习中医。
被尊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曾发出“挽救中医，刻不容缓”的呐喊。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推动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解救关进象牙塔的中医，让它植根于民间沃土。
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中医院方面，我们都知道，当下国家大力支持中医发展，中医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中医医院比例仍很低，传统中医也有被“稀释”的趋势。
据2018年相关报道，以长沙为例，初略统计，现存290多家医院中中医医院数量不到30家。其中省级、市级城市的中医医院占比大致是10%至13%，县级城市接近20%。且“中医西治”的现象较普遍，实际中医操作或不足5%，我国拥有优秀临床纯中医医师仅一万名左右。
河北省卫生厅厅长王玉梅还曾介绍，“假如去掉牌子上的‘中医’二字，很多中医院让人根本看不出是一所中医院。”。在河北省，每个县都建有一所中医院，许多中医院还通过了等级评审，但是事实上，“中医不姓中”的问题在各中医院相当普遍。
福建还有业内人士爆料说，“现在有很多县级的中医医院院长是西医出身。甚至有县级的中医医院已与综合性医院合并。一套领导班子，两个牌子。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一些地方中医医院的逐渐消失。”
总之，许多中医院是“通过现代医学诊疗项目的收入，来反哺中医，但中医却几乎名存实亡”，其中一言难尽。
民间中医方面，中医是一块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璞玉，民间中医自然也难免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可这并不代表就可以一刀切全盘否定。
80%民间医生的看病手艺靠师承或者家传，但有些人并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自然也就不符合执业医师资格证的考取范围，于是许多便成了“非法行医”的游击队员。
因为生存的困难，许多人也索性放弃，更别谈传承了。所以，许多珍贵的偏方往往散落于穷乡僻壤，一旦年老一代去世，而年轻一代又无意于此，难免会走向失传。
有不少这样的报道，某位远近闻名的“土郎中”不幸离世，令人惋惜的是，随着这一“土郎中”的逝去，他钻研几十年摸索出的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因无人继承也随之失传。
民间中医是亟待我们有效利用的，希望国家的法律政策，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采取最妥善的方法，保全好这条中医命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王国强就曾一再强调，“我们中医的根在民间，我们中医的魂在基层，我们不能穿了皮鞋就忘了那些或者是瞧不起那些穿草鞋的，民间还有许多宝贝需要我们去挖掘，需要我们去整理，需要我们去抢救，需要我们去推广。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好东西失传，不然我们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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