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餐厅杂工到相声学徒,半路出家的程浩洋在相声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十年。如今,他是剧场的二线演员,在行业迭代的夹缝里,在相声与脱口秀间,密谋改变。
“演员应该多注重形象,为每一位喜欢咱们的观众负责。我就发现这半年老得特别快。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手机的精准推送。我这手机一打开,就是植发的广告,还有纹眉啊、去鱼尾纹、保温杯,足力健老人鞋。不过我这足力健老人鞋不算早,杨老师的更早,直接推送骨灰盒。”
“还有皮肤保养,我这人鱼尾纹重,我就在家抹雅诗兰黛眼霜,海蓝之谜,娇韵诗,马应龙……我还翻一些护肤小知识,觉得防晒很靠谱,我就出门打个伞。现在男生出门打个伞没什么呀,但很多人都瞟我……我不就是伞上有点蕾丝花边吗?”
而后是对服务行业店员的模仿,服务态度过于客气:
“宫保鸡丁里的辣椒,微辣中辣重辣您要哪种?牛肉丸子您要几分熟,做成牛肉刺身吗?花生米单数还是双数?”
浩洋的包袱没有诗书礼易春秋,也不唱探清水河和锁麟囊。他表演时腔调自然,没有相声演员常有的“口风”(节奏),文本内容也更贴近当代。
为什么年轻人们都穿着老爹鞋,女孩都幻想拥有一个爱马仕包包?男生为什么不能打伞,服务行业为何全面反人类化?
从挪揄当代年轻人对奢侈品的追逐,消费主义对人们生活无缝隙的入侵,到讽刺狭隘的性别规训,夸张再现服务行业的现状。沿着段子文本继续深入,在浩洋的这场相声表演中,可窥见脱口秀的端倪——有价值观体现和对社会的态度与观察。
图 | 程浩洋(左)与搭档杨沛霖在表演中
作为逗哏,浩洋有自己的“人设”,个人风格强烈:贫嘴,欠揍,并不使劲儿,带着点轻巧的阴柔。与搭档杨沛霖的一捧一逗也很流畅。但用相声的语言技巧和框架做器皿,盛入更脱口秀式的文本和表达方式,这场表演不免让人困惑,行得通吗?
观众的反应是真实的。模仿餐厅店员点餐那段,观众们爆发出阵阵轰笑,气氛轻松。有人放下手机,笑得咳嗽起来。
笑声之后,或许会有观众回想着思索更多。相声不再是一个很遥远、传统的东西,它真实,准确淋漓,又可触摸。掌声和笑声中,浩洋鞠躬下台,那道墙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即使没人能说清它消失是因为具体哪一个包袱,在哪一个瞬间。
“你的话过于形式化,不够润,太硬了。就像‘您刚才呀,说得那些观众不太了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还是挑起来说的。听着很完美,但还得在形式化和口语化之间找到一个圆润的点,要有自然聊天的感觉。”
在后台,浩洋解开大褂扣子,褪去了舞台上的讨喜和笑容,皱着眉头,严肃甚至略带压迫式地和杨沛霖沟通演出时双方存在的问题。
从8点20分下台直到晚上10点半谢幕,浩洋长久地坐在后台监控室里,透过电脑看其他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时不时用手机记下自己的感悟。
监控室的电脑屏幕上,演员们重复着“欣子”,“啊你叫孙子”这样的包袱。浩洋在嘴里嘀咕着,“像车间生产出来的东西,谁讲观众都会笑,但也只是配合演员笑一下。”
这是目前整个相声行业的问题:相互贬低的“三俗梗”和“伦理梗”,演员说得起劲,观众笑得开怀,一片虚气腾腾的热闹。缺乏对社会的观察与回应,没有思考,不够锋利,无法从伪饰的现实中看到真相。
在浩洋看来,相声演员最可怕的事情是“演”,“扮演”一个相声演员。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僵硬不自然的语调,一遍遍重复着谁都会说的段子,“就像是被相声演员‘附体’。”
图 | 程浩洋(左)与搭档杨沛霖
从“扮演”一名相声演员,到顿悟自己的刻意与遮蔽,浩洋用了八年的时间。
2011年,浩洋拜师高晓攀,成为嘻哈包袱铺的一名相声演员。与期待的鲜花掌声相违背,浩洋创作的段子没有亮点,演出没有自己的风格,和原搭档也未碰撞出火花。
在剧场,浩洋是一名边缘演员,演出机会少,多半是替场救急时才会被想到。剧场服务员甚至不认识他,看他入场时拦住他要票,“我是演员”,浩洋说。“我还是老板呢!”浩洋只好给师傅打电话,这才进去。
一个月演出4、5场,一场演出150块钱,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窘迫时,公司财务打电话给他:“程浩洋是吗?这个月你得补交125块钱,把保险补上。”
八年,时代迅速变化,喜剧行业也随之振动。2017年起,两档脱口秀节目的火爆为脱口秀线下演出强势引流,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一众脱口秀厂牌迎来了行业春天,即使是三四线城市的小厂牌,演出也场场爆火。严峻的市场冲击下,相声行业却如一潭死水般寂静。
相声演员们说着70多年未变的段子,有些老前辈固步自封,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反应冷漠,对尝试改变的新演员不够宽容。
娱乐迭代,众声喧哗,底层演员浩洋随波逐流,被推搡着往前走。想抓住点什么,却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去叙述。
他心急如焚,迫切想要转变。首先是外在。2018年,青年相声演员们“被偶像化”,饭圈文化进入相声行业,“德云女孩”的涌入让相声成为20年来最火爆的一年。像郭麒麟、孟鹤堂这些颜值高的演员更容易被观众记住,而后偏爱。
为了让自己好看点,浩洋用半年的时间瘦了40斤,穿衣打扮也更讲究。但收效甚微。外貌好看确实会吸引观众,内容的缺失却无法因此消弭。没有演出,生活过得拮据,在同行和观众中也未得到认可,浩洋觉得自己已然被行业抛弃。
极度绝望中,他尝试去学脱口秀。
反复看了多遍《吐槽大会》后,浩洋立刻去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报名了开放麦。几场开放麦下来,浩洋形容,“太傻逼了,还不如说相声呢!”但无意中,脱口秀为他的困惑打开了一个出口:
相声表演包袱铺垫过于冗长,段子不够新颖,难以引起共鸣。观众在进步,甚至走在演员之前。与相声相比,脱口秀演员保持着高密度输出,更新快,创作有思考的厚度,也有与真实生活契合的温度。或许在语言技巧上有些缺失,但这种表演与社会同频共振,是在走近生活。
受脱口秀启迪,浩洋观察内心,尝试着把自己的看见写成段子。看见的第一个人便是自己——自己作为边缘演员的困顿。浩洋没有想到,往日不被看见的委屈,受到的冷漠与刺痛,竟变成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2019年2月16日,嘻哈包袱铺的开箱年会上,浩洋吐槽了身边所有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师傅高晓攀:
我和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接上电话,“喂(四声)!谁啊。”
“我是程浩洋。”
“程浩洋?谁啊?”
“师傅,您有八个徒弟,我排行老七。我叫程浩洋,您还记得我吗?”
台下炸了,笑声阵阵延绵不绝。浩洋知道,自己走对了。
浩洋声音带着少年气,常在观众起哄“退票”时露出委屈的神情,蹲下用双手捂住脸,既而又忍不住咧开嘴笑起来。他有一张没有受过苦的脸。
浩洋成长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农村,一条从记事起就充斥着谩骂和争吵的胡同小巷。贫穷放大了暴力与眼泪,又残忍地将关切抹去。浩洋记得父亲的发怒,记得他是怎么提起手边的椅子向母亲打去。也记得母亲的出走,无星的黑夜,母亲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下土路上,夜晚和恐惧那么长,这条摇晃的路似乎永远走不到头。
没钱,争吵,借钱,骂街,日子被豢养在狭窄的院子,没有什么新鲜事。浩洋逃避着回家,变成街坊邻居眼里那个懦弱阴郁的少年,也变成网吧的常客。在学校,老师不让做什么他偏要做什么,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这给浩洋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哪怕这种笑是别人眼中的出丑,滑稽,不伦不类。
在老家漂了几年后,2009年,浩洋18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打工。父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前门一个地下通道里做清洁员。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的操作间,但好在解决了住的问题。
有时吃过晚饭,浩洋一个人坐在天桥上,晚风撞到他身上。在20岁出头的年纪,他坐在桥上惆怅,“人生这么长,我干点什么好呢?”
他什么都干:给新装修的房子刷漆、贴壁纸,当过餐厅后厨的服务员,卖过衣裳,做过洗浴中心的擦鞋员。
2010年,郭德纲早已火遍全国。公交车的广播上放的是“郭德纲又出新段子啦!”带着好奇,浩洋上网搜郭德纲,听郭德纲的段子,太可乐了,比打游戏有意思多了。浩洋记性好,听了一宿,所有的段子清晰地印在脑中,一字不差,他需要的只是动嘴把它演出来。在休息时,他开始给餐厅其他员工演,大伙乐了,他也开心。
“但一个我这样的人,社会最底层的人,怎么能和郭德纲搭上关系呢?不敢想,从没想过。”相声继续听,服务员继续做,直到同事递给他一张报纸,报纸中缝的广告上印着,“嘻哈包袱铺招学员了。”
接到回复的电话是在11月份,冬至后,浩洋开始了学员生活。他不怕吃苦,人也机灵,每天下午五点上完课,他留下来干杂活,检票,擦桌子,搬东西,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也不想什么尊严。等表演开始,就站在最后面默默看演出。
在嘻哈包袱铺做学员的一年没有任何收入,20多个人里,只有他一人坚持到了最后。2011年,浩洋拜师,正式成为一名演员。
图 | 程浩洋与「真实故事计划」合作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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