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7年在武汉市出生的,从小在武钢系统的一个设计院生活。从个人记忆上说,我的这个10年中的头3年几乎是没有什么残留记忆的,真正的记忆是从第4年也就是1971年开始。
妹妹1970年出生,71年初,父亲让不到一岁的妹妹站在他的大手上,发现妹妹的一支腿似乎无法站立,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好象得这病的人不少,我们院里就有好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因此落下残疾)。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预防接种的,我们那里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小儿麻痹症的预防接种好象是吃一种糖丸,在那以前,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相当高。
父母是设计院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做给排水设计的,设计院做这个的人不多,所以他们经常要加班。为了不耽误工作,一个人带妹妹看病另一个就必须把对方的工作也做了,经常要做到半夜。
每周三次,父亲或母亲一个人带小妹去汉口扎针灸,另一个就要加班到夜里11点多,我和姐姐则交给父母的同事轮流照看,当时良好的邻里关系给大我几岁的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妹妹的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除了跑步时有点异于常人),我和我的家人也因此非常信赖中医。
我们设计院有个医疗室,除大病外,一般的感冒发烧我们都是在这里看的,因为当时还小,也不知道他们的医疗水平高不高,只知道设计院的人谁也没有因为治疗费被耽误了,医生和护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现在有不少人对文革时期不大了解,总以为当时的人整天忙着运动不干事,其实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至少在文革中、后期,生产建设没有被耽误,大家的工作热情比现在要高得多。听母亲说,做“1米7工程”等大型项目时,设计院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要加班到9、10点。
虽然那时的我还小,但也记得父母经常加班,我和姐姐、妹妹则在大院里玩耍,抓“土狗子”(一种昆虫)和蟋蟀。那时工作再积极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父母和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依然很高,每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个奖品(大茶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在上小学前,有一天我和父亲去汉口,在一个宣传栏里看到我平生唯一看过的一张大字报,我还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光明日报是谁家的报纸”。长大后和父亲提起这件事,父亲还为我记得这么清楚而诧异。
我是1974年上的小学,小学在青山食品厂旁边,名为“红武小学”。小学的大部分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教数学的老师姓刘,一个美丽的女教师,她是我最尊敬的人,非常敬业。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形,反正那时设计院的人都很在乎小孩的学习成绩,哪家孩子成绩好了家长也觉得非常风光。我记忆中最奇怪的事是,小学3年纪,我们学校就开始教相当于奥数的数学课程了,还为有兴趣的孩子开了补习班(免费的,只要有兴趣就可以上),每周二个晚上上课直到9点多。
后来我和别人说起时有人不相信,但我记得我得的第一个奖状就是小学三年纪的数学竞赛奖(因为纪律不好,大人们最在意的三好学生奖从小到大一次没得过,所以这是我平生第一张奖状,时间绝不会记错),第二个奖是小学4年纪参加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八名(除我外,进入前十名的都是五年纪学生,这个记忆也绝对没错)。
那时的数学题有很多是和生活、生产有关的,比如计算某生产大队有多少亩地,工厂的产量等,学习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记得小学三年纪老师就教我们用代数解决问题了,在数学竞赛时我也用过代数。
每个学期,我们小学都会组织几次务农学习。那时设计院后面就是郊区,我们经常去积绿肥,还去附近的公社(好象叫洪山公社)插过秧,了解过沼气池的工作原理,也去过武钢看工人如何生产,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出钢水时的震撼。
寒暑假,设计院会组织学生参加“护卫队”,每人一个红缨枪,红缨枪都是自己做的。晚上大人加班,小孩子就像模像样地训练、巡逻,大人们也不会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寒暑假的作业好象不太多,我们有很多时间去玩,或看小儿书(连环画)或做科学小制作。我还记得大院里的一个大哥哥做了个太阳能炉灶,像个倒立的大伞,可以烧开水。
读小学时,我母亲带了几个工农兵学员的徒弟,后来他们都成了设计院的骨干。我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妹妹是在东北下乡,有一次回武汉时到我家吃过饭,她的脸红彤彤的,那样子现在我还历历在目。我家有三个小孩,在当时除独生子女外这样的家庭应该至少有一个要上山下乡,母亲觉得我比较野,下乡时应该能很快适应,组织上也很尊重大家的意见,所以姐姐没有下乡。当然后来政策变了,谁也没去。
76年初,武汉开始有了“大地震”的流言,设计院为大家准备了防震蓬,学校的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如何从井水、动物等的异常表现预测地震,我还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生产大队找井,看看井水有没有变浑。我记得当时群测群防的概念还是很深入人心的,所以唐山大地震出现那么多异常征兆都没有准确预报很让我吃惊。
76年9月,我开始上小学三年纪,那时数学补习班还没有开始,我们下午有时没课。记得那天的下午四、五点,我和一个同学在大院里玩,发现了一个香烟的过滤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过滤咀,因为这一天,所以这个记忆异常清晰),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正在警惕地研究,就听到大院的广播放哀乐。这一年,我们似乎听到了太多的哀乐,但哀乐后一长串职务前缀还是让我们非常震惊,那一天主席去世了,世界翻了个个,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写得比较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没有打算修饰什么,只是自己的个人记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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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这个观点,我认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应该是全体人民真实记忆的总和,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定义哪些才是真实的记忆。我只是把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没做任何加工。草桥关民把我的帖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相提并论,真是太抬举小可了。草桥关民看来没看懂《城南旧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的回忆都不能用幸福来定义,即使是林海音个人的感受和际遇,即使是在一个孩童的眼里,那时的北京也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幸福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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