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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至1976,我的十年

人民必胜 今天

     我是1967年在武汉市出生的,从小在武钢系统的一个设计院生活。从个人记忆上说,我的这个10年中的头3年几乎是没有什么残留记忆的,真正的记忆是从第4年也就是1971年开始。

  妹妹1970年出生,71年初,父亲让不到一岁的妹妹站在他的大手上,发现妹妹的一支腿似乎无法站立,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好象得这病的人不少,我们院里就有好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因此落下残疾)。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预防接种的,我们那里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小儿麻痹症的预防接种好象是吃一种糖丸,在那以前,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相当高。

  父母是设计院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做给排水设计的,设计院做这个的人不多,所以他们经常要加班。为了不耽误工作,一个人带妹妹看病另一个就必须把对方的工作也做了,经常要做到半夜。

  每周三次,父亲或母亲一个人带小妹去汉口扎针灸,另一个就要加班到夜里11点多,我和姐姐则交给父母的同事轮流照看,当时良好的邻里关系给大我几岁的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妹妹的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除了跑步时有点异于常人),我和我的家人也因此非常信赖中医。

  我们设计院有个医疗室,除大病外,一般的感冒发烧我们都是在这里看的,因为当时还小,也不知道他们的医疗水平高不高,只知道设计院的人谁也没有因为治疗费被耽误了,医生和护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现在有不少人对文革时期不大了解总以为当时的人整天忙着运动不干事,其实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至少在文革中、后期,生产建设没有被耽误,大家的工作热情比现在要高得多。听母亲说,做“1米7工程”等大型项目时,设计院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要加班到9、10点。

      虽然那时的我还小,但也记得父母经常加班,我和姐姐、妹妹则在大院里玩耍,抓“土狗子”(一种昆虫)和蟋蟀。那时工作再积极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父母和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依然很高,每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个奖品(大茶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在上小学前,有一天我和父亲去汉口,在一个宣传栏里看到我平生唯一看过的一张大字报,我还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光明日报是谁家的报纸”。长大后和父亲提起这件事,父亲还为我记得这么清楚而诧异。

  我是1974年上的小学,小学在青山食品厂旁边,名为“红武小学”。小学的大部分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教数学的老师姓刘,一个美丽的女教师,她是我最尊敬的人,非常敬业。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形,反正那时设计院的人都很在乎小孩的学习成绩,哪家孩子成绩好了家长也觉得非常风光。我记忆中最奇怪的事是,小学3年纪,我们学校就开始教相当于奥数的数学课程了,还为有兴趣的孩子开了补习班(免费的,只要有兴趣就可以上),每周二个晚上上课直到9点多。

      后来我和别人说起时有人不相信,但我记得我得的第一个奖状就是小学三年纪的数学竞赛奖(因为纪律不好,大人们最在意的三好学生奖从小到大一次没得过,所以这是我平生第一张奖状,时间绝不会记错),第二个奖是小学4年纪参加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八名(除我外,进入前十名的都是五年纪学生,这个记忆也绝对没错)。

     那时的数学题有很多是和生活、生产有关的,比如计算某生产大队有多少亩地,工厂的产量等,学习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记得小学三年纪老师就教我们用代数解决问题了,在数学竞赛时我也用过代数。

  每个学期,我们小学都会组织几次务农学习。那时设计院后面就是郊区,我们经常去积绿肥,还去附近的公社(好象叫洪山公社)插过秧,了解过沼气池的工作原理,也去过武钢看工人如何生产,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出钢水时的震撼。

  寒暑假,设计院会组织学生参加“护卫队”,每人一个红缨枪,红缨枪都是自己做的。晚上大人加班,小孩子就像模像样地训练、巡逻,大人们也不会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寒暑假的作业好象不太多,我们有很多时间去玩,或看小儿书(连环画)或做科学小制作。我还记得大院里的一个大哥哥做了个太阳能炉灶,像个倒立的大伞,可以烧开水。

  读小学时,我母亲带了几个工农兵学员的徒弟,后来他们都成了设计院的骨干。我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妹妹是在东北下乡,有一次回武汉时到我家吃过饭,她的脸红彤彤的,那样子现在我还历历在目。我家有三个小孩,在当时除独生子女外这样的家庭应该至少有一个要上山下乡,母亲觉得我比较野,下乡时应该能很快适应,组织上也很尊重大家的意见,所以姐姐没有下乡。当然后来政策变了,谁也没去。

  76年初,武汉开始有了“大地震”的流言,设计院为大家准备了防震蓬,学校的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如何从井水、动物等的异常表现预测地震,我还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生产大队找井,看看井水有没有变浑。我记得当时群测群防的概念还是很深入人心的,所以唐山大地震出现那么多异常征兆都没有准确预报很让我吃惊。

  76年9月,我开始上小学三年纪,那时数学补习班还没有开始,我们下午有时没课。记得那天的下午四、五点,我和一个同学在大院里玩,发现了一个香烟的过滤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过滤咀,因为这一天,所以这个记忆异常清晰),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正在警惕地研究,就听到大院的广播放哀乐。这一年,我们似乎听到了太多的哀乐,但哀乐后一长串职务前缀还是让我们非常震惊,那一天主席去世了,世界翻了个个,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写得比较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没有打算修饰什么,只是自己的个人记忆而已。

补充:

  我还是这个观点,我认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应该是全体人民真实记忆的总和,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定义哪些才是真实的记忆。我只是把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没做任何加工。草桥关民把我的帖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相提并论,真是太抬举小可了。草桥关民看来没看懂《城南旧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的回忆都不能用幸福来定义,即使是林海音个人的感受和际遇,即使是在一个孩童的眼里,那时的北京也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幸福的元素。


  好了,还是继续补充我个人在人生头十年的记忆片段吧。


  一、体育锻炼


  当时有个口号是“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全社会对体育锻炼的重视远胜现在,更重要的是,当时看重的是全国人民的身体素质而不是得了几块金牌(当然那时中国也没参加几个世界性运动会)。从识字起,我就被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体育的本质是强国健民,而不是“锦标主义”。


  那时的体育锻炼真的是全民性的,哪个企业、机关、学校没有几张乒乓球台?我们设计院的办公大楼和花园里一共有几十张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球场边上有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材,还有沙坑和跑道。每天一个邻居哥哥都要和我们打乒乓球,当然我是不愿意和他打的,因为个子太矮,技术又不行,老输,所以我就经常和小朋友一起玩,在他们身上找回自信。篮球赛差不多每周都有,我父母科室的人都上过场,虽然不专业,但比赛也还比较激烈。


  每天二次(应该是二次,不大记得了),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左右,大院喇叭会放广播体操。上学前和上学后的寒暑假,我和姐妹都会和大人一起做广播体操。院子里的一些老人听到广播后也会放下手头的事和大家一起做。别看广播体操简单,认真做也会出一身汗。


  二、 看杂书


  设计院有个图书室,小孩子也可以用大人的借书证借书。因为是设计单位,图书室大部分的书是专业资料和工程标准类的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和科普类图书。


  打仗的书是我最爱看的,只要图书室里有的我都看过。还有的就是历史类和古典文学类(很奇怪吧),比如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四大名著等。图书室里有〈红楼梦〉(我怕自己的记忆有问题,还特地问了母亲,母亲说是这样的,因为学理工的她第一次看〈红楼梦〉就是在文革期间),不过是繁体字,我当时看了几眼就没兴趣了,反而对“红楼梦批判”类的书很有兴趣,看了不少此类的书,也因此知道毛主席认为〈红楼梦〉全书的总要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一章,而不是贾宝玉梦游那一章。姐姐说她当时还看了哈代的〈苔丝〉。图书室还有一本《静静的顿河》,我打开一看,第一页是讲顿河的,第二页是讲顿河的,直到第二十页还是讲顿河的,把我闷坏了,就扔了没读。这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高中前我都没看过几本外国小说。


  科普类的书是我最爱看的,应该说小朋友们都爱看,图书室这方面的书有很多。我觉得那时的孩子比现在的更有科学常识。那时科普书有很多讲的很细,我经常按书上说的做一些小制作,用这些东西来讨妹妹的欢心。


  上小学二年纪时,父亲去庐山疗养(每年设计院都会安排职工去各地疗养,大家轮流去,一般2年能轮一次),回来时带了一本庐山旅游指南类的书,书里面有很多当地的传说和典故,还有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等。这本书几乎被我翻烂了,虽然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庐山,但我觉得自己对那里非常熟悉。83年举家来广东后还带上了这本书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三、 大食堂和劳保


  父母工作很忙,平时很少自己做饭,一般都是在食堂吃,有时也会自己煮饭,在食堂打菜。设计院的双职工家庭大都这样。食堂的伙食还可以,因为设计院的人大多来自东北和上海,所以菜式以东北菜和上海菜为主。父母是东北人,东北菜吃腻了,我们就改吃上海菜,记得第一次在食堂吃了狮子头后好兴奋,觉得非常好吃。食堂的肉类并不少,价钱应该也不贵,虽然我家小孩多,父母还要赡养老人,在设计院算比较穷的,但每天一定有肉类菜吃。


  那时姐姐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非常能吃。有时晚上8、9点她又饿了,母亲就会做一大笼“水晶包子”给她吃(“水晶包子”是用肥肉加糖做的,味道很好),我和妹妹也能吃几个,但都没姐姐食量大,她能吃6、7个。


  武汉的夏天非常热,我们都知道,气象台报39度时气温应该就超过40了。这时设计院会实行“夏时制”,中午11点就下班,下午3点再上班,以避开最炎热的中午。


  夏天,设计院会发很多劳保食品,比如酸梅汤、西瓜、香瓜、绿豆冰糕和绿豆汤。绿豆汤和酸梅汤是自己去食堂里打,要多少给多少管够,其他的是按人头发。一到夏天,我和姐妹的床下就断不了圆圆的西瓜,我们一般不切着吃,而是用勺子挖着吃。


  设计院每年都会体检,家属也有份,体检完还会给我们开一大堆钙片,我对钙片挺反感的,觉得有股怪味不肯吃,所以我小时候一直都缺钙,腿老抽筋,姐姐妹妹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四、 露天电影


  上学前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有必要,因为每个月设计院都会放几次电影。电影是在篮球场放的,一到这个时候家家都会自己搬椅子去,小孩子有时也会为占位子打架,但一般都不记仇,电影放完了又成朋友了。


  电影有国产的,也有外国片,如朝鲜的、南斯拉夫的、罗马利亚的。王心刚是那时的当红小生,很多片子都有他的演出。


  电影放映前,都会放一些短片,有的是新闻片,比如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什么的,更多的是科教片和记录片,从纺织技术革新到水稻的种植,从我国大型计算机到库蚊的生活特性等,呵呵,杂的很,大家也因此增加了很多知识。


  说实话,我们小孩子并不喜欢看这些,但因为老放所以也增加了不少知识。昨天看小猪的《刷盘子读书》,愈发理解当时政府为什么要放这些片子:毛泽东用十几年时间让中国的文盲率从80%降至15%以下,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用各种方式给中国人扫了“科盲”。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在当时已经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准备,可惜……我经常想,如果主席多活10年,中国一定不会仅仅发展成这样!


  五、 衣着、婚礼


  现在的人都以为文革期间大家只穿蓝色和绿色衣服。其实那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但也蛮丰富的。那时认为最好的衣料是的确良,谁有件的确良的白衬衫穿会是件很眩的事。


  父亲有一件毛料的中山装,还有一件是卡其布的。母亲有几件连衣裙,是花布做的,但她不太穿,一般穿像现在西裙似的短裙。我有一个同学的母亲身材很好,很喜欢穿连衣裙,初秋时也穿,是那种长到小腿的。大院里有一个俄罗斯老太太,冬天穿棉裙,我们小孩子不懂事,经常笑话她。


  女孩子夏天喜欢穿背带裙。我家楼下一个小女孩经常穿红色的背带裙,非常漂亮,像个花蝴蝶似的,惹得男孩子老撩她。


  母亲有一个徒弟,是上山下乡后读大学的工农兵学生。他年纪其实比母亲小不了多少,那时已经30好几了还没有结婚。这人比较挑,性格可能也不大好,虽然我父母和同事帮他介绍了不少对象,但都没成。后来他和一个军人结婚了,婚礼就是在大院的礼堂举办的。


  那时结婚讲究备齐“三转一响”。一响就是收音机,自行车是一转,手表是一转,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记得了。婚礼前,父母给这个人送了一床被子和几个笔记本(这是父母说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被子是大红缎面。新郎、新娘给我们发了很多吃的,有糖,还有武汉的特色糕点。那时的婚礼和现在也差不多,也会闹洞房什么的,我就作弄过新郎。


  六、 个体经济


  我是比较早熟的人,记忆力也算不错,前天跟帖的网友有的说和我一般大,但对这个时期只留下记忆片段,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记忆是如此清晰,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现在眼前。


  我说那是的时候也有个体经济,可能不少年龄比我小的网友会不相信,但这是事实。走街穿巷的卖货郎和从事家庭维修行业的不算,光是个体的餐馆和小卖部就不少,至少武汉很多。


  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来自设计院、附近仪表厂、武钢系统和周围郊区。我有几个同学是农民子弟,有一个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我记得有一年春天学农期间(学校每年要组织几次学工、学农活动,每次3到7天),老师让我和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孩子给一个来自郊区的女生补习。这个女孩就住在设计院南边的郊区,家里有7、8间房子(当时我真的很震撼),还有一小块自留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留地这个词),自留地不大,种了各式蔬菜,可能因为经常要在这里摘菜,所以没有公社的地整齐,看上去主人也没花多少精力打理它。


  再说说票据的事。


  我们大院外有好几个卖小吃的店,主要是卖热干面、水饺、欢喜坨、面窝等武汉小吃,大部分都不收粮票,东边的一家收,但也只是买热干面才要,其他的都不用。不过,粮票还是很有用的,比如可以买零食。一大包上海产的五香豆卖7分钱,还要一两粮票,如果没有粮票价格会高一些。我记得当时粮票经常有剩余,否则家里也不会让我们买零食用了。


  七、 劳作


  那时的中学一般都有校办工厂,每个学期学生要去实践所学的知识。


  我去过同学哥哥学校的校办工厂,还亲手做过一个钢管,是用一个实心钢棒在车床上车出来的,后来这些校办工厂都没了,我也再没上过车床。


  那时的孩子动手能力都比较强,模型飞机、雪橇、风筝、玩具手枪等都是自己做的,我还自己装过半导体收音机。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了,大概是小学5年纪或初一,虽然那时主席已经去世了,但因为时间过的不太久,社会还和以前差不多。我的这个半导体收音机装了大半个月,是自己用焊杆装的(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这东西的样子就像一个起子,尾部接着一根电线),我装得不太好,用了一年就经常接触不良,要拍打几下才能出声音。我去广东读书时还带着它,一直用到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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