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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不是单纯因袭师承的结果，不是简单的继承与发扬，而是一种剧烈的变革。当然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师承，抑或是自学，并没有太多可信的史料，除了授徒卫泛、杜度，唐代出现的《名医传》可信度并不高，张仲景明显不是仕途中人，更不可能是汉长沙太守，因为汉代太守都有名册，不可能漏掉。张仲景生于东汉末期，有着两汉的医学背景，每一个有关医学的重大事件都会构成直接的影响。
排第一的当然是西汉晚期校书方技四家，其中医经与经方的两分，医经又以“黄帝内外经”排头。这是新生事物，却一直被中医界、文化界神话为先秦传承。战国学术圈必伪托黄帝而后入说，标榜黄帝为伦理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两个标志，建立五行（伦理）与五官（制度），那是诸子“务以为治”，与医学无关。
其实先秦除了各种毫不相干的“五行”概念（伦理、德行、制度、五材），也同样讲“天六地五”，比如“六德”“六行”“六合”“六府”，同样也不是医学。黄帝真正与医学有关，是汉代董仲舒阴阳五行合流之后，“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成为有目的改造医学理论的目标与手段，即把本属于汉代阴阳家的《黄帝泰素》“言阴阳五行”，弄成医学的理论数理模型，岂止如此，五经经学的术数核心，同样是阴阳五行，无论是谶还是纬。
当然，这与汉武帝“制曰以五行为主”难脱干系，与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得谶纬成为“内学”，五经反倒成为“外学”，更是关系重大。时势洪流之下，医学未入官试之前，本是小道，甚至连以之谋生都困难，就连华佗也不能免俗，一心想着做官才有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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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言阴阳五行，是两汉一切经学与谶纬的范式与框架，本不是医学独有的特征，而医学理论当然也不会“起源”或“基于”阴阳五行，就好比五经经学，从来就不是以谶纬术数的“阴阳五行为基础理论”。但是，就算这么简单的道理，在中医界，也是很难认清的。因此，西汉的两大事件，是医经与经方的两分，其次是黄帝医经的体系开始构建，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和目标。
第三个大事件，是李柱国因王莽新朝覆灭，天禄阁藏书完蛋而“退休”“避祸”于四川绵州涪水，易名涪翁而写作《针经》。《针经》的地位和重大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仅是《难经》《甲乙经》《素问》《黄帝针经》《灵枢》的先驱和蓝本，更是一本破局之作。
需要注意的是，西汉医经两大内容，针石汤火与百药剂和，同样是补泻互补的。也就是说针石汤火的工具与方法，还没有到毫针诞生之前的砭石时代，可以确认的是仓公时期仍使用砭石而没有毫针。即便外治法有了毫针的补法，仍然是有所局限的，因此需要内服补虚法的存在和补充。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灵枢·终始》云“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称尺寸也。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也就是说，百药剂和、和剂汤法，不仅是“以物相使”中的补虚法，同样是对经方祛邪的补充，而非不同派别。
本文源自《经方流变》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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