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8月10日起义的胜利，公社总委员会扩大到了288人，即48个区各有6名委员。总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有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肖梅特、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塔里安、帕什等。公社以坚决的手段逮捕起义前的大臣、王党记者，封闭王党报纸，没收教堂的铁栅栏、铜钟和金属祭器去熔铸武器。公社把8月10日起义称为平等革命，在其文件中使用的纪年是“自由第四年，平等元年”。公社下令在公文中和讲话时，不准再称“先生”，一律改称“公民”。公社积极号召人民参军保卫祖国。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公社的号召，大批青年参加了志愿军。
9月1日夜，传来了凡尔登要塞失陷的消息。这意味着巴黎的东部门户已经洞开。首都群情激奋，敲钟鸣炮发出紧急集合的信号。这时，丹东来到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家听到的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祖国敌人冲锋的号角。要战胜和打垮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
9月2日，一部分情绪过激的巴黎群众冲击巴黎各监狱，不加区别地处死在押犯人，杀死一千几百人，犯人中幸免者仅及半数。对于这次违反法制的行动，巴黎公社至少是默许的。这就是大革命中有名的“九月屠杀”，共进行了3天。事后，军队开赴前线。这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直接参加革命行动的群众，已自称“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是巴黎公社和雅各宾派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他们积极参加了8月10日起义和后来的一系列重要革命行动，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军队开赴前线后，开始了国民公会的选举。这是按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的方式进行的。在竞选中，吉伦特派攻击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巴黎无套裤汉是“无政府党”，对九月屠杀负有全部责任。结果，他们在各郡得到了较多选票，雅各宾派则在一些革命情绪高昂的大城市特别是巴黎获得了胜利。这预示了两派将在国民公会中发生激烈的斗争。
国民公会举行了预备会议，次日即9月21日正式开幕。在国民公会750个代表席位中，吉伦特派占有160多席，雅各宾俱乐部左翼占近百席，其余500席左右属中间派，被人们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雅各宾俱乐部左翼代表因座席较高，被称为“山岳”派。吉伦特旅代表中拥有一批思想敏捷、富于演说才能的活动家。非议会代表的杰出女性罗兰夫人，对吉伦特派的活动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山岳派的实际首领是罗伯斯比尔。这时，他已是改名为“自由与平等协会”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由于该俱乐部影响巨大，又已在全国拥有了数以千计的分支，罗伯斯比尔成了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平原派中也不乏颇有见地的政治家，如著名法学家康巴塞雷斯。由于政见分歧，各派之间特别是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对立情绪非常严重，积怨日深，以至使国民公会内部纷争十分尖锐。不过，在个别重大问题上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为稳定经济，国民公会于7月17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27日又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对违犯者处以死刑。这些措施将打击投机商的活动法律化了。
雅各宾派在政治上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改组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4月份成立时，共有委员9人，5月30日扩大到14人，6月又有3次变更。它的实际领导人是丹东，重要成员有巴雷尔、康邦、兰代、圣茹斯特、库通等。在推翻吉伦特派和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委员会表现得不够有力，受到了马拉、疯人派的猛烈抨击。7月10日，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康邦、戴尔马、拉梅尔、德拉克罗瓦等行动不力的委员落选，丹东则自动退出了委员会。改选后的委员会由9人组成。27日罗伯斯比尔入选委员会，接替了加斯帕兰，使这个机构的作用大为加强。28日它被授予逮捕反革命被告人和嫌疑犯的权力。鉴于当时的形势，被恩格斯誉为“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的丹东，深感必须加强权力的集中。他于8月1日在国民公会提出，革命中“必须有一个权力中心”，应该“将救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政府，各部部长降为这个政府的首席官员”。当时国民公会虽然没有采纳建立“临时政府”的意见，但是在8月2日仍然作出了加强救国委员会权力的决定，规定给救国委员会双倍经费，保持其成员的稳定性。它实际上已开始具有临时政府的作用。
雅各宾派政权还积极组织抵御外敌，于8月23日发布了全民皆兵法令，宣布：“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为止，法国人民始终有应征入伍的义务”。
尽管恐怖统治在保卫共和国、拯救革命方面有不容抹煞的作用，但是它仍然带来了许多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后果。在恐怖统治期间，违反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在法律上没有逮捕权的革命委员会却在大量发出逮捕证。这种滥施恐怖的做法，首先是由救国委员会搞起来的。这时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以罗伯斯比尔为首，他的主要合作者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举报各派别的活动；库通充当提案人，委员会的许多提案是他起草的；卡尔诺负责军事；比约-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负责管理各郡事务；原属平原派后转向罗伯斯比尔派的巴雷尔，则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普利厄（科多尔人）、普利厄（马恩人）、兰代、埃罗·德·塞舍尔等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他们是在经历了同封建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又同政敌立宪派特别是吉伦特派的角逐之后，才独揽大权的。因此，常常具有一种复仇、惩罚和排他自保的情绪。对于发生过叛乱的地区，他们的惩罚总是十分严厉。里昂是发生过王党与联邦派叛乱的城市。在平定叛乱时，巴雷尔声称要毁灭该城，“在这个可耻城市的废墟上树个碑，载明自由的敌人的罪行和对他们的惩罚。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一切：‘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委员会派库通、富歇、科洛-德布瓦作为特派员去里昂。他们在那里不加区别地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十分残暴。曾发生叛乱又一度被英国占领的土伦，被收复后也遭到惩罚。特派员巴拉斯、弗雷隆在土伦杀死了大批叛乱者和普通群众。卡里埃在南特组织“马拉连队”，肆意搜查民宅。将数以百计的被捕者驱入河中集体溺毙或集体枪杀。类似事件还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生过。
对于已经被捕的人，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政敌，更是不肯放过。在10月16日处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于10月31日将在押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全部处死，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让索内、拉索斯等等。他们原是革命中第一批共和主义者，曾为革命立下很大功劳，只由于同雅各宾派领导人政见不同，就遭到杀戮。11月7日，他们又将罗兰夫人送上断头台。此外，一批立宪派成员，包括国民议会的第一位主席、巴黎市长、网球场宣誓的领导者巴伊在内，也被杀死在断头台下。
另外，还出现了违反人权原则，破坏信仰自由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这是由在外省的特派员们带头搞起来的。它不顾法国绝大多数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事实，企图人为地消灭基督教。富歇在尼埃夫尔郡就下令禁止在教堂之外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在首都，埃贝尔派充当了先锋。他们强迫巴黎主教高贝尔辞职，还接管了巴黎圣母院。高贝尔被迫于1793年11月7日率其教属到国民公会，声明放弃他的信仰。公社则将圣母院改成了“理性庙”，强制人们去搞无神论的“理性崇拜”。11月底，公社又封闭了所有的教堂。尽管有不少反抗派教士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但这与一般群众的宗教信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的矛头却对准了整个天主教甚至新教。虽然救国委员会和罗伯斯比尔指责了这一破坏信仰自由的做法，国民公会也据此于12月8日通过了保证信仰自由的法案，但是最早打破传统信仰的还是国民公会本身。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实行共和历法的决议，否定基督教的格列历法（即公历），表明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新纪元。共和历以9月22日共和国成立之日作为元旦，一年仍分12个月，每月30天，每10天为一旬即一个来复。休息日定为第十来复日，以此取代了格列历法即公元纪年的7日一周的礼拜日。12个月之外的5天或6天，称为“无套裤汉日”。这个取消天主教信仰、废除礼拜日的共和历法，为“非基督教化”运动开了先例。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恐怖统治在主导方面确实挽救了革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无视法律、恣意妄为、草菅人命等风气在一部分官员中盛行起来。权力过于集中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将自己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并日益脱离社会。权势欲在滋长，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于是，那些权势很高、炙手可热的人物，便不再肯于放弃已经完成了使命的恐怖统治了。
1794年3月，救国委员会将埃贝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逮捕并送上了断头台。埃贝尔派以巴黎公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为据点，与无套裤汉运动相结合，对国民公会施加了很大压力。埃贝尔派控制的公社并不拥护救国委员会的集权，而是强调地方自治，宣传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在经济上主张向所有富人进攻，打击包括小商贩在内的一切商人，并且要求加强恐怖。尽管当时已经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恐怖政策已经没有必要了。以他们的成员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不断干出无视法律的残暴行为。早在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比尔就谴责过这个派别，提出要“制止那些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为”。
镇压埃贝尔派后，接着采取了一些放宽恐怖的政策，包括3月29日解散革命军，4月1日下令允许零售商可以不再向政府申报存货情况，4月29日颁布新限价法令，使商品价格和利润都明显提高。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三次限价。
全面限价法令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额，这一规定严格实行起来，使工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纷纷咒骂“可恶的限价”。1794年春巴黎多次发生工人风潮，罢工请愿屡屡出现。救国委员会和镇压埃贝尔派之后新改组的巴黎公社，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他们逮捕请愿者和罢工领袖。公社在5月4日发布的公告中声称：“我们将象法律本身一样铁面无情，将把违反法律拒绝干活的工人送交法庭治罪”。同时，无套裤汉运动也开始受到压制。随着埃贝尔派被镇压，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的地位降低了，有不少委员会被改组。民众革命团体在高压政策下“自动解散”了，自愿合并于雅各宾俱乐部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限价”已和降低工资成为同义语，受到诅咒。罗伯斯比尔的威望也逐步消失了。
丹东强调要把司法与人道结合起来，结束恐怖统治，恢复法治原则。到1794年3月19日，丹东在处境已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发言中大声疾呼，要相信大多数人是爱国的，绝不可把“坚强的爱国者和戴着爱国主义假面具的坏人混淆起来”。他还到罗伯斯比尔家中与他面谈，提出：“我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对此，罗伯斯比尔拒不接受，而且冷着面孔反问：“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丹东的这些理智、清醒和维护法治的主张，使他得到了“宽容派”的称号。这一派的主要人物还有1789年7月13日在罗亚尔宫花园发表热情演说鼓动革命的德穆兰，以及法布尔-戴格朗丁、夏博等等。德穆兰在他的《老哥德利埃》报上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指出在国民公会中甚至不存在英国国会里那样的言论自由。
丹东派中虽然有些人在经济活动中有污点，丹东本人在生活上也不检点，但是他们的意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切中法国时弊的。然而，罗伯斯比尔等不能容忍与他们政见相左而且又享有较高威信的人。罗伯斯比尔竟然在国民公会上宣布：“丹东是吉伦特派和祖国敌人事业的继承者”。于是，3月31日将丹东派主要人物逮捕。次日，在为此而感到惊惧的国民公会上，勒让德尔大胆地为丹东辩护，而且尖锐地指出：“有人害怕他的答辩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因此他提议将被捕者召到国民公会来陈述意见。一些与会代表恢复了勇气，要求对勒让德尔的提议进行表决。但是，罗伯斯比尔用威胁性的发言压制了代表的要求。随后圣茹斯特宣读了长篇指控书，以似是而非的语言为丹东罗织了大量罪行，迫使会议以无奈的心情通过了控告丹东的决议。在法庭上，丹东、德穆兰、拉克鲁瓦等人的辩护非常有力，以致法庭无理剥夺他们的辩护权，停止继续审讯，强行宣判了他们的死刑。4月5日，年仅35岁的丹东及其同伴被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以残暴的手段处死持不同见解的革命家和政治派别，完全违背了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和他自己曾多次阐述过的民主政治原理。以他为首的政权并未因此而得到加强，反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国民公会中，很多代表对他产生不满情绪，一些人在责骂他是“独裁者”。甚至在两委员会中，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被镇压的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残余力量在逐步联合起来，平原派也日益倒向他们一边。反对罗伯斯比尔的人在国民公会中实际上已占多数。
就在这时，库通在救国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革命法庭审判程序的法案。按照库通的意见，今后的审判要取消辩护人和陪审员，取消预审制，在直接审判中可以不需证据而根据“推理”定罪，凡确定有罪者，一律判为死刑。这显然是一个失去法理的扩大恐怖的荒谬议案。国民公会在讨论时对此进行了修改，使之有所缓和。而当时罗伯斯比尔没有出席会议。6月10日，他来到会场，坚持按原来议案形成法令。国民公会被迫予以通过。这就是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当天是共和二年牧月22日）。牧月法令使恐怖急剧扩大化了。法令颁布前8个月时间里，巴黎被判决处死者平均每周32人，已属杀人过多。自法令颁布起到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倒台，平均每周的死刑数竟骤然增至196人，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不仅如此，被处死的人中，原特权等级所占比例已很少了。6月间只占死者的16.5%，7月更降到5%。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军人、官员，尤其是无套裤汉（占40%以上）。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从6日19日起，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都是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尤其是在7月19日，科洛-德布瓦在刚刚遭到罗伯斯比尔的指名攻击后，便被会议选举为主席。反对派的攻击日益公开化。他们把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比作古罗马时的“三巨头”。在救国委员会中，一些人开始当面怒斥罗伯斯比尔，治安委员会中除勒巴外，几乎一致对他进行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比尔于7月26日（共和二年热月8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同国民公会站在一起的，大家都是爱国派；另一方面却大力攻击本来由他领导的两委员会，尤其是治安委员会。他把所有反对他的活动一概扣上“阴谋”活动的帽子，而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代表者。他声称：“现在存在着破坏公共自由的阴谋；其力量来自于国民公会中进行扰乱的一个罪恶联盟；在治安委员会及其各机构中有这个联盟的同谋者；……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也参与了阴谋；这样组成的联盟正在谋求毁灭爱国者和祖国”。这个强栽罪名的威胁性讲话，一度惊呆了代表们，以致大家通过决议将这篇讲话印发全国。但是，瓦迪耶首先起来发言，随后康邦、比约-瓦雷纳、邦塔波尔等纷纷走上讲台，对罗伯斯比尔进行了激烈的谴责。会议又撤销了刚刚通过的决议。罗伯斯比尔遭致失败，愤然离开会场。当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了这个讲话，得到支持。
对立的双方都在准备次日的交锋。热月9日（7月27日）国民公会一开会，圣茹斯特便走上台去宣读他准备了一夜的发言。但是，塔里安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发言。会场上响起一片“消灭暴君”的呼声。罗伯斯比尔两次要求发言都被拒绝。最后，会议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等。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热月政变”。
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后，曾被公社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昂利奥营救出来。但是，他们行动不力，夜里又被巴拉斯指挥的国民公会武装力量重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公社的人员。7月28日下午，所有被捕者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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