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自己，而是通过爱她或恨她的人的眼睛来看自己。正是通过目光这一道路，身体获得其重要性。
——雅克·拉康
妈妈的眼睛就是孩子观察世界的窗户。孩子感受自己并不单单是靠着大脑对身体信号的处理，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母亲对她的目光，她实际看到的是母亲眼中的她自己。
每个人都是如此从母亲的目光中诞生，获得了个体化。这就是说，母亲得把孩子视作个体，把这样的洞见通过母婴关系给到婴儿，才能帮助婴儿在心理层面获得个体化，使得婴儿也将自身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意味着两个方面：
与外，他是区别于外在环境而独立的。
与内，他的内部是统整的。
然而我们在自闭症和精神病那里见到的许多病理则显示出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例如一个自闭症患儿将自己脸上的雀斑视作“异己物”从而对其发起猛烈的攻击。身体的统合依赖于和母亲的移情关系。
法则·母亲·个体化
如上所见，我们已经分离出了三个元素。任一母子关系并非单纯的母子二元共同体，而是有第三者——法则（父亲的姓名）以或在场或不在场的形式运作。
在临床上，与精神分裂相关的文献越来越多地去试图描述一类女性，即精神病患者的母亲。这类母亲往往是一些“无视法则”的母亲，或者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她是“阳具性母亲”，她自身就是规则，而不是服从于外在的规则。她的威能无远弗届，不允许另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主体来分享她在阳具上的“特权”。她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外在法则本身，她们可以强制执行自己的法律（这里并非指真实的母亲，而是母亲式的人物，例如施瑞博案例中的父亲，那位俄国教育家）。如果比作一个游戏，那么这样的人生就是一个单机游戏，没有其他玩游戏的人，没有庄家，只有孤独症式的全知全能感。
这就好比一类特殊的扑克牌游戏玩家。在一般的扑克牌游戏中，有人作弊了一般就游戏停止了，而且这也说明作弊者本身理解了游戏规则。但是有这样的人，她根本无视作弊与否，因为她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在玩扑克牌，她不需要知道卡牌的花色、大小及其相互关系，她不需要领会卡牌上承载的符号价值——只要有她自己的符号就够了。这样子，她可以一直玩下去这个游戏，牌桌上也不会出现其他和她一起玩游戏的玩家。
这样的无视规则将导致母亲不能将孩子放入任何的符号秩序之中，而仅是处在母亲的随意性之下。
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婆婆指责她不给未来的孩子做衣服，她觉得非常谎谬，因为她不知道为何要给一个未知的人做衣服。
在这里面，“未来的婴儿”并没有成为母亲的“想像体”，成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另一个“主体”，而是“肉的堆叠，器官的叠加”。这一点往往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她将怀孕视为纯粹生理的事件，并没有和家族的期待、爱的结晶等等联系在一起，这一孩子的出生也类似于“一块肉掉了出来”。
由于她不将孩子视作独立的主体，而是以自己的任意性对待它，因此她将不会对这个孩子有情感的投注。这将导致，这个母亲无法建立一种对婴儿身体的能指（独立的婴儿身体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没有能指可以为其代表）。再加之这样的母亲凭借哺乳的特权，可以相当程度上排除其他父亲式人物（代表外在秩序）施加的影响，这样的孩子将难以获得对其身体的能指以起到黏起身体的效果。其躯体将陷入分裂零散的状态——似乎身体就是肉、骨骼和器官的组合，以及眼睛所见的排泄物等等，它们的机械叠加无法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对象。
所以精神病人同样会运用语言，但是其使用的语言是模仿和重复的语言，是“以自己的方式玩（语言这副）扑克牌”。
孩子的身体是等待着被母亲的情感所灌注的，唯有这样通过母亲的移情，孩子才能幸运地将它的身体视作统一的“想像体”，在皮肤之内，由肌肉组合在一起，正如他人所见的那样——四肢相连，穿着衣服，那就是他自己。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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