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寇侵凌华夏，国土节节沦陷。为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增强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武汉大学于1938年2月21日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决定西迁至四川乐山（古称嘉定，又名嘉州）。
1938年4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先期抵达乐山的师生们在乐山简陋的校舍里正式开学上课。1938年7月，在留珞珈山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本部所剩最后一批教职员挥泪告别珞珈，在王星拱校长率领下奔赴乐山，仅留下数人看管校产。随后，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1943年乐山鸟瞰图，远处为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交汇处，三江交汇形成的U型半岛就是当时武大学子的生活空间
1943年的乐山大佛，位于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为弥勒佛坐像，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
1938年4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先期抵达乐山的师生们在乐山简陋的校舍里正式开学上课。1938年7月，在留珞珈山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本部所剩最后一批教职员挥泪告别珞珈，在王星拱校长率领下奔赴乐山，仅留下数人看管校产。随后，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1943年5月底，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与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来到乐山武汉大学访问，拍下了不少武汉大学珍贵的历史影像。文中图片均为李约瑟所拍照片经上色处理后形成的，图片颜色有可能与实际颜色有出入。
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 （中）与教务长朱光潜（右）、理学院代院长叶峤（左）。王星拱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共设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及15个学系。学校本部及文学院、法学院、图书馆、大礼堂等均设在乐山文庙，时称“第一校舍”，工学院与实习工厂设在高西门外的三育学校，时称“第二校舍”，理学院设在高西门外的李公祠，时称“第三校舍”，教职员工及学生宿舍分散在乐山城内各处。武汉大学的到来，将乐山这座位于西部边陲的偏远小城，迅速变成了一座大学城。
乐山文庙一角。乐山文庙始建于唐朝，后被大水冲毁，明朝中叶搬到老霄顶下
文庙大成殿武汉大学图书馆内部。大成殿是文庙主体建筑，当年内迁武汉大学的图书、仪器保存最为完整
文庙尊经阁是钟楼式建筑，它的对面也有一座钟楼式建筑，为崇文阁，分别为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
文庙内文、法学院教室。文庙内像这样的房屋共有14间，大的可容纳90人，小的只能容纳30人
武汉大学男生宿舍，阴暗破旧，拥挤不堪，不仅多老鼠，甚至还有蛇虫出没。还发生过学生从高处跌落的惨剧
道观，楹联为“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树上木板为公布栏
道观神像，祭祀牌位上写着“敕封天仙状元丘大真人”，左侧神像疑为道教大罗天仙状元丘处机
一、乐山时期是物质条件恶劣、物质生活艰苦的时期
1943年乐山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武大师生的生活非常困苦。原本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们，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日益“贬值”的薪水也越来越难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被迫亲自操持家务。广大学生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吃的是掺有砂子、稗子、谷壳、草粒、树叶、碎石、玻璃碴、虫子甚至老鼠屎的所谓“八宝饭”，穿的是打了一道又一道补丁，还有很多来自沦陷区的贫苦学生，只能靠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供的一点微薄的“贷金”艰难度日。
一位科学家和工人在理工学院内进行大豆酱制作实验。困难环境下，科学家也只有自力更生，想方设法填饱肚皮
一个学生俯视着水池思考。他可能在思考学术问题，也可能想念身在沦陷区的亲人，也可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
二、乐山时期是弦歌不辍、克难奋进谋发展的时期
生活的困难没有将师生们压垮，恰恰相反，他们直面艰窘，迎难而上，广大教师安贫乐道，辛勤工作，莘莘学子一心向学，刻苦攻读。正如乐山时期曾在武大就读的著名哲学家萧萐父所言，“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物理系教授江仁寿、胡乾善，化学系教授叶峤、邬保良、尹致中，生物系教授石声汉、高尚荫的合照
岷江上李家庙阳台上的科学家。虽然生活环境不是很好，但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都很高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后，依然保持着在战前的珞珈山时代便已形成的优良校风与学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当时的校友所言，“建筑的华丽，物质的享受，在嘉定不如在珞珈；同学感情的融洽，读书空气的浓厚，课外活动的活跃，在珞珈不如在嘉定……母校同学，一向以读书用功著称，迁校以后，尤其如此。小小的图书馆，常常挤得满满的，教室里，食堂里，随处有我们的同学在用功；理工学院的同学更是为着实习和练习忙”，“星期日与假期，在教室与实验室里总可找到些书呆子，平日图书馆实验室里的拥挤，宿舍里'夜车’的灯火争辉，一如曩昔”。
武汉大学学生上完课后匆匆行走，也许是赶着听下一堂课，也许是急着去图书馆抢位置
三、乐山时期是学术研究巨大发展、学术地位蒸蒸日上的时期
王星拱校长曾经指出：“读书风气是本校一向的良好校风，所难能的是，当这生活困苦的时候，仍不减低其兴趣，反来研究、写作的风气格外浓厚了。为交换彼此研究的心得，本校各科季刊，仍设法按时出版。”在乐山，广大教师一方面坚守讲台，辛勤教书，另一方面又笔耕不辍，实验不停，努力坚持各种学术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李约瑟撰文写道：“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西部的原始情况，及他们被迫而在技术上因陋就简，其惊异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见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李约瑟文中所提到的这座“可以遥见西藏山峰”的“宗祠”，便是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的所在地——李家庙，而在这里“讨论原子核物理”的，正是化学系教授邬保良。
乐山城高西门外的李家庙——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所在地
用于植物病理学实验的小温室
在李家庙附近，“有一座有很厚石墙的石望楼”被武大生物系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如今，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高尚荫博士及其同事们，在这里建起了自由中国唯一的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在望楼下面，机敏的石声汉博士在教植物生理学和病理学；而其上面，林春猷则在设计测量血液pH值的新电极，并研究红血球的渗透性。这里拥有中国少数的几套瓦贝格气压表之一……实验室下面有一座水池，但绝非普通水池，这儿每年都培育出一群水母（此处离海有2千英里），这种水母被高博士和公立华称之为Craspedacusta Kiatingi。两位博士还对这种水母进行过生理学研究”。
由瞭望塔改建而成的生理学实验室（石望楼）
位于乐山城墙上的科学实验室
生物学家高尚荫博士在微生物实验室
生理学家林春猷和另一名男子站在武汉大学科学实验室门前的台阶上
武大在川8年，教授多达百人以上，各校中名列前茅。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拔了45位部聘教授，武大位居全国第四。此时，这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大学，已然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四大名校之一。
1943年9月，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川西的科学》（Science in Western Szechuan）一文（第一部分），文中在介绍了武大理学院的若干教师及其科研情况之后，还特别指出：“武汉大学的科研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
参考资料：吴骁 听松庐《国立武汉大学的“乐山时期”（上）》
澎湃新闻《这一天，武大人永不忘》
聂作平 南方周末《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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