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后，意气风发。此时他在官员队伍中已经算是对西方世界、对英国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大体上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强调禁烟的是一支慷慨激昂的官僚队伍，以后的海国图志、翻译西方学术等勾通中西的做法都来自于这支队伍，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大体上并不了解国际形势。
强调禁烟的清流派首脑黄爵滋在1836年的一封奏折中，把鸦片的生产基地弄错了，并且认为鸦片是红毛番（英国人）占领爪哇后的一个阴谋，因为想用鸦片削弱轻捷善斗的土著。他主张用五家互相连坐的方式，禁绝国人吸食鸦片。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传闻，指出红毛人自己吸食鸦片，就会遭到本国的炮决之刑。听着很可笑是不是？这位黄爵滋不算昏愦，是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团体中的一员，脑子不算糊涂。林则徐曾经写诗，向黄爵滋表示过敬意。
主张严厉禁烟的林则徐，是当时精英中真正有能力的人。他不仅12岁、19岁、26岁连续通过考试，成为万分之1.125的进士，还成为一名有行政能力的官员，一名严格的儒家道德自律者。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他主张中国自己种植鸦片，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这么说吧，用传统眼光来看，他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完人。
销毁鸦片后自得意满的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折子，不断强调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夷人不足为惧。
他提供的信息包括红毛番不能缺少中国的茶与大黄，估计是认为多吃肉，少了茶和大黄就不能消化、容易腹泄。并且，英国人打仗估计也不灵，因为击刺步伐都不是洋人擅长的，他们绑腿太紧，屈伸不便，用木棍子一戳就倒了。在中国沿海，红毛番们缺乏接应，坚船利炮无法在内港施展手脚，中国内港船深，大船无法进入，时间长了自然就退。而且，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认为洋人在罂粟汁液中混进了人肉。
应对红毛番的办法就是：第一、强硬；第二、禁商，不出口茶叶和大黄等，憋死他们；第三、抓汉奸，谁敢向英国商人提供补给和服务，谁就是汉奸，只要时间长了，断绝红毛番补给，红毛番自退。
林则徐在广州任钦差就是这么干的，他拒绝行商的贿赂，大力收缴鸦片，逮捕违反禁令的人，在广州组织起保甲制度，其实是连坐的前奏。
整个朝廷，不管是支持国内种植贴补财政的，还是严厉禁烟的，对英国在印度的具体补给、在斯里兰卡的鸦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以及对白银外流的规模，都两眼一抹黑。在这方面，林则徐算是进步人士，他找了懂英语的人给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了很多材料，后来在流放新疆的途中交给了魏源。
对本国了解不清，对英国了解更是匮乏。英国的制度、英国国内对鸦片的剧烈争议、广州洋商分成不同派别、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对鸦片的道德憎恶，以及一旦发生战争后果将会如何，均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一直到光绪时，才会认真研读西方的历史制度等，这时已经积重难返了。
当时英国有失业，有让人头痛的男性普选权要求，还有各种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中国则处于大内战爆发的边缘，人口增加到农业经济已经无法容纳，各种灾害、流民、内战一触即发，缺少的是一点火星。
在1838年，没有人预料到洋人敢发起一场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当时，道光皇帝被各种内乱搞得心烦意乱，这种内乱在乾隆后期已经开始，军队也在成建制溃败，在鸦片战争之前，不论是道光皇帝还是林则徐，都没有认为英国是什么重要威胁，这只是边疆癣疥之疾罢了。道光皇帝急着让林则徐到江苏治理漕运河道，这也是林则徐本人最感兴趣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精英就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怪不得这些精英，不能用现在的目光嘲笑他们目光短浅、不了解天下大势。当时中国主要是小农经济，全球贸易整体而言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自发形成的经济补充。白银的流入流出作用当然重要，但也不至于重要到影响国本。相比而言，一场旱灾更让君臣寝食难安。
可以理解林则徐为什么对漕运更感兴趣，不仅因为他治河有功，更因为漕运影响到从南到北最重要的物流大动脉，漕运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体北中国，尤其是北京。跟漕运相比，鸦片什么的简直不值一提。处置结束，赶紧回归本国正题。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有内部自然运转逻辑，不需要了解西方，也能运转下去。
战争进行了两年，坚船利炮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威力，燧石枪比火绳枪好，复仇神号吃水浅可以进入浅水港，大炮不仅多还可以调换方向操纵自如，有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当时人的消息仍然十分混乱。
没有人相信技术创新这一套，吃败仗总是因为道德不高、汉奸太多。关天培的大炮只能直线射击，抗击海盗还有用，却无法应对从背后上来、吃水浅、拥有120门大炮的铁甲船。到1841年2月之前，广州以南所有的炮台几乎都被摧毁，以后重建。
即便聪明如林则徐也在重弹汉奸、阴谋的老调，或者是为了政治斗争，或者是真的相信。清将喜欢用火攻、悬赏、凿沉敌舰的底舱等战术，看起来他们是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上学习的兵法。试图在中英之间和稀泥的琦善成为汉奸的代表，琦善只不过了解铁兵器与工业国之间在军事上的现实差距，又不敢向皇帝佬儿说实话，在中英双方都说了一堆谎话。
官员不断捏造胜仗报告给皇帝，搞得皇帝像打了兴奋剂式的，以为剿灭英国人不费多大气力，坚持反对通商的要求，既然能够打败英国人，还通什么商哪？情况严重时就加派部队，增加军费，搞人海战术。事情的解决从来都没有准备，到最后败仗到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办法再撒谎、再隐瞒的时候，自然就解决了。
中方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是工业与农业两个时代的典型国家的对决，这才导致了最后的一败涂地。
最终一辈子打了很多胜仗的老将军杨芳用女人的马桶放在筏上抵抗英国人，这幕闹剧终于到了高潮。
只有当地观察家的观察稍微准确一点，如《夷氛闻记》，但这些观察在第一时间并不能成为政策参考。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军官还是钦差，大多数钟情于买钟表、买布匹，尽情享受广州中洋杂处、贸易繁荣。
当时的社会是溃败的，军队纪律松弛，城市里充斥着无业游民，农民日子不好过，希望得到一口饭，道德与洗脑在饥饿面前无能为力。
不要以为那个时代的人天然愚昧或者天然邪恶，这些愚昧与邪恶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愈演愈烈，就像一只危险的充满了过多不满之气的气球。
前电信时代，从英国到中国来往一封信函也需要半年时间，在紧急关头，一切自然而然发生了。战争，以及战争背后的国力较量。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当时有两类精英：一类如林则徐等在体制内，另一类如伍浩官等成为全球富甲天下的大贸易商，但在国内，从来就没有登入大雅之堂。这样的商人只是不入流的历史边角料，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伍浩官等商人的财富可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肩，在中外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1840年的精英只能在当时的体制与文化视野内运作，不可能跳出桎梏，现在的精英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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