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强 (原文有改动）
文编/孙一然
网编/郭昳瑶
照片来源/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有幸去过先生的故居，两口窑洞在陕北连绵的梁峁里一点都不起眼，仿佛一切本就应该这样存在，猜想是自小看惯了这份宁静，先生才会守得住心里的世界，终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得绚烂，成就了不一样的自己。
时至今日，先生仍是我们心里高山仰止的丰碑，这份敬慕之情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淡去，反而变得更加浓烈香醇。可是先生是走在我们心田的耕牛，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有平平淡淡的爱好，也是在平凡中从地狱走向了天堂，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追逐的背影，听听故人的说法，你就会明白先生是如此的平凡，但有时如此的不平凡。
路遥在延大的日子
王志强
延大73级中文系毕业留影 路遥（第三排右一）
路遥带着他的无限眷恋和无限遗憾离我们远去了，他没能等到《路遥文集》的出版发行，他只带走了他的一些零散的文学作品，他在《平凡的世界》里走完了《人生》旅途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路遥其人而言，无论从他的年龄和他的作品数量，还是从他的雄心壮志来看，都远远不能使他就此撒手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许有所预感，他觉得他是不行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所以在他临终前的1992年初便匆匆地进行了梳理，就将主要作品结集在一起，要低我们一级的同学——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陈泽顺做他的责任编辑，筹划着出版他本不到出版时机的《路遥文集》。这话虽然离本文主题有所遥远，但我还是想说，路遥是地地道道的文学狂，而且他知识广博，爱好广泛，也是一位极爱音乐的热血青年，他对他所爱的执著追求与奉献，值得我们纪念，他所带走的遗憾值得我们回忆。
我们班是延安大学中文系73级，是“文革”后期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共30名同学。王路遥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班长，他当班长是全班同学一致推选的。他做班务工作认真细致、井井有条。他做同学的政治思想工作，那时时兴“谈心”，他也找我谈心，但更多的是谈文学、谈音乐。我和他相貌相似（当时我偏瘦），爱好也相投，在文学上，我无法和他相比，在器乐上,我胜他一筹。他推荐我进校乐队，成为校乐队的主力，吹笛子兼拉小提琴。想起路遥，最使我刻骨铭心的一幕便是教路遥吹笛子。
路遥（左）与老师曹谷溪
进入第二学期，一个下午他来到隔壁我的宿舍说：“我想跟你学乐器，就教我吹笛子吧。我现在还能吹些简单的曲曲，复杂的我不会，颤音、吐音、变调都有难度，你教我。”我说：“你这家伙，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学家了，还跟我学吹笛子干甚！”他说：“你不知道，我也喜欢音乐，最喜欢民歌、民乐——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个你比我在行，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聪明，就用一根空心竹子，随便钻几个眼儿，就吹得吱哇哇响，而且那么动听，外国人就是比不上。”停了停又说：“你看咱们陕北的唢呐，声音厚重洪亮，粗犷豪放，结婚过事情没有吹鼓手就不红火、没气氛。”平时很少言语的他，说起来势如破竹、一针见血。我说：“就是嘛，你看西洋乐器里的长笛、短笛，就是根据中国的竹笛而用铜管仿制的，小号、长号、圆号等铜管乐器都是根据我们的唢呐原理加工制作的。古文里说的‘丝竹’就指现在所说的弦乐和管乐，那是中国的发明。”他又说：“我看交响乐团里演奏的乐器，多数是来自我们民族的东西。”“那当然，古代的瑟琴管箫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秦始皇爱听筝，诸葛亮喜弹琴，西洋的大小提琴都源于此。”我接着说。他连连点头,并说他还喜欢交响乐。他一连说出了好几个国际音乐大师的名字：贝多芬、肖邦、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还有我不知道的国际名曲。我一时愕然，我佩服他的知多识广，这才知道他不仅文学上懂得多，音乐上他也懂得很多。后来得知他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过编剧,在创作组办过《山花》小报。有位哲人说过“音乐使人聪明”,原来路遥的聪慧也源自于他的音乐。我说：“那你能当我的音乐老师了，你还要我教你吹笛子？”他说：“理论上一知半解，实践上离你差远了！我想学一门乐器,业余娱乐，有利于健康。小提琴太难，吹笛子我有基础。昨晚我在市上看延歌的演出，牛鸿模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笛子独奏把我吹得昏三忽噜，那首曲子是他吹给周总理听的，去年总理到延安听了后大加赞扬并接见了他。”我说:“牛鸿模是高明为代表的北方流派，适合我们的口味，南派的陆春麟也吹得很美。”那时校乐队发给我较高级的12支装的套笛，我取出一支递给他，当起了他的老师。
路遥（中）与同学们
路遥的学习时间安排很紧，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他总是在晚饭后练习一会儿吹奏，有时还要我做示范。他很有悟性，运气均匀，指法能跟上节奏，一曲慢板的启蒙调《东方红》吹得很流畅。然而吐音则是他的难点，我要求他先口头练习“吐、苦”的发音，待能清晰地听出“吐、苦”的声音再吹奏笛子，就能吹出吐音来。随后我拿给他一本胡结续写的《笛子吹奏法》，让他参考。路遥学习很投入，不时地向我请教。他的进步很快，一曲悠扬的信天游，他吹得有声有色、如醉如痴。
路遥继父家郭家沟村（梁向阳院长摄）
半年后，他把书交给我说：“志强，我不能跟你学了，笛子这么简单的乐器还那么复杂，有那么深的学问，我是学不好了，会吹个调调就行了，我不为演出为消遣。一个人爱好什么,你就不要专搞什么，只能作为业余而已，像你这样就很好。我现在是没时间了，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不久，到了1975年的夏天，路遥忽然不见了，我问班党支部书记张子刚，他说被《陕西文艺》（即今《延河》）编辑部借走了，借做散文小说组的编辑，这一借便是7个月。回校后，他更忙了，他在课余创作散文和短篇小说，很少听到他的笛子声，倒是常能听到他走路时哼着的陕北小调。我听到他哼的最多的就是陕北民歌《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电影《人生》一上演，就听到了我非常熟悉、路遥非常喜欢的这支曲子，而此曲正是贯穿于《人生》全剧的主旋律。看到电影里刘巧珍哼着的这个小调，就像立马回到了当年延大的校园里，路遥站在宿舍门前歌唱，我吹笛子为他伴奏。
路遥在作协的时候
路遥唱歌发音准，节奏感强，按其发音特征定位，他属于男低音。他的个子不到一米七，然而他有健壮如牛的体魄和强劲如虎的肺活量，他的声音厚重，感情深沉。我们很少见他在众人面前唱歌，在他组织的几次大型演唱会上，他都在男声部里唱和声。1973年冬他组织班上4位同学集体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他请延安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亲自到延安钢厂和驻延部队借来服装，自己穿工人服。成功的班级大合唱，唱出了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的心声，震动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延安大学。1975年春，他率领班上七八名男生赴榆林报社实习，期间组成男声小合唱,唱他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游击队之歌》、《毕业歌》、《大刀歌》等，在榆林参加演出，回校后在系上进行了汇报演出，使中文系师生深受教育。1976年初，为了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在路遥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中文系组成了120人的合唱团,全系三个年级的学生身着整齐的解放军服，演唱了震惊中外的《长征组歌》。演唱由刘育林老师指挥,陈泽顺和许卫同学朗诵，校乐队伴奏。气势恢弘的大合唱，再一次轰动了延安大学。
时间就是这么奇怪，我们越是在意，它就溜得越快，明天就是先生逝世２３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些老友的眼里，先生的身影还恍如隔日，而在我们这些懵懂的后来者眼里，先生更是未曾离去。
缅怀先生固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像先生一样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自己的不平凡。某天我们回想起自己的一路奔赴，多少时刻是先生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进，这样先生才会一直活着我们的心里，任时间也不能在他身上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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