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强 (原文有改动)
文编/孙一然
网编/郭昳瑶
照片来源/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有幸去过先生的故居,两口窑洞在陕北连绵的梁峁里一点都不起眼,仿佛一切本就应该这样存在,猜想是自小看惯了这份宁静,先生才会守得住心里的世界,终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得绚烂,成就了不一样的自己。
时至今日,先生仍是我们心里高山仰止的丰碑,这份敬慕之情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淡去,反而变得更加浓烈香醇。可是先生是走在我们心田的耕牛,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有平平淡淡的爱好,也是在平凡中从地狱走向了天堂,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追逐的背影,听听故人的说法,你就会明白先生是如此的平凡,但有时如此的不平凡。
路遥在延大的日子
王志强
延大73级中文系毕业留影 路遥(第三排右一)
路遥带着他的无限眷恋和无限遗憾离我们远去了,他没能等到《路遥文集》的出版发行,他只带走了他的一些零散的文学作品,他在《平凡的世界》里走完了《人生》旅途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路遥其人而言,无论从他的年龄和他的作品数量,还是从他的雄心壮志来看,都远远不能使他就此撒手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许有所预感,他觉得他是不行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所以在他临终前的1992年初便匆匆地进行了梳理,就将主要作品结集在一起,要低我们一级的同学——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陈泽顺做他的责任编辑,筹划着出版他本不到出版时机的《路遥文集》。这话虽然离本文主题有所遥远,但我还是想说,路遥是地地道道的文学狂,而且他知识广博,爱好广泛,也是一位极爱音乐的热血青年,他对他所爱的执著追求与奉献,值得我们纪念,他所带走的遗憾值得我们回忆。
我们班是延安大学中文系73级,是“文革”后期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共30名同学。王路遥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班长,他当班长是全班同学一致推选的。他做班务工作认真细致、井井有条。他做同学的政治思想工作,那时时兴“谈心”,他也找我谈心,但更多的是谈文学、谈音乐。我和他相貌相似(当时我偏瘦),爱好也相投,在文学上,我无法和他相比,在器乐上,我胜他一筹。他推荐我进校乐队,成为校乐队的主力,吹笛子兼拉小提琴。想起路遥,最使我刻骨铭心的一幕便是教路遥吹笛子。
路遥(左)与老师曹谷溪
进入第二学期,一个下午他来到隔壁我的宿舍说:“我想跟你学乐器,就教我吹笛子吧。我现在还能吹些简单的曲曲,复杂的我不会,颤音、吐音、变调都有难度,你教我。”我说:“你这家伙,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学家了,还跟我学吹笛子干甚!”他说:“你不知道,我也喜欢音乐,最喜欢民歌、民乐——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个你比我在行,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聪明,就用一根空心竹子,随便钻几个眼儿,就吹得吱哇哇响,而且那么动听,外国人就是比不上。”停了停又说:“你看咱们陕北的唢呐,声音厚重洪亮,粗犷豪放,结婚过事情没有吹鼓手就不红火、没气氛。”平时很少言语的他,说起来势如破竹、一针见血。我说:“就是嘛,你看西洋乐器里的长笛、短笛,就是根据中国的竹笛而用铜管仿制的,小号、长号、圆号等铜管乐器都是根据我们的唢呐原理加工制作的。古文里说的‘丝竹’就指现在所说的弦乐和管乐,那是中国的发明。”他又说:“我看交响乐团里演奏的乐器,多数是来自我们民族的东西。”“那当然,古代的瑟琴管箫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秦始皇爱听筝,诸葛亮喜弹琴,西洋的大小提琴都源于此。”我接着说。他连连点头,并说他还喜欢交响乐。他一连说出了好几个国际音乐大师的名字:贝多芬、肖邦、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还有我不知道的国际名曲。我一时愕然,我佩服他的知多识广,这才知道他不仅文学上懂得多,音乐上他也懂得很多。后来得知他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过编剧,在创作组办过《山花》小报。有位哲人说过“音乐使人聪明”,原来路遥的聪慧也源自于他的音乐。我说:“那你能当我的音乐老师了,你还要我教你吹笛子?”他说:“理论上一知半解,实践上离你差远了!我想学一门乐器,业余娱乐,有利于健康。小提琴太难,吹笛子我有基础。昨晚我在市上看延歌的演出,牛鸿模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笛子独奏把我吹得昏三忽噜,那首曲子是他吹给周总理听的,去年总理到延安听了后大加赞扬并接见了他。”我说:“牛鸿模是高明为代表的北方流派,适合我们的口味,南派的陆春麟也吹得很美。”那时校乐队发给我较高级的12支装的套笛,我取出一支递给他,当起了他的老师。
路遥(中)与同学们
路遥的学习时间安排很紧,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他总是在晚饭后练习一会儿吹奏,有时还要我做示范。他很有悟性,运气均匀,指法能跟上节奏,一曲慢板的启蒙调《东方红》吹得很流畅。然而吐音则是他的难点,我要求他先口头练习“吐、苦”的发音,待能清晰地听出“吐、苦”的声音再吹奏笛子,就能吹出吐音来。随后我拿给他一本胡结续写的《笛子吹奏法》,让他参考。路遥学习很投入,不时地向我请教。他的进步很快,一曲悠扬的信天游,他吹得有声有色、如醉如痴。
路遥继父家郭家沟村(梁向阳院长摄)
半年后,他把书交给我说:“志强,我不能跟你学了,笛子这么简单的乐器还那么复杂,有那么深的学问,我是学不好了,会吹个调调就行了,我不为演出为消遣。一个人爱好什么,你就不要专搞什么,只能作为业余而已,像你这样就很好。我现在是没时间了,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不久,到了1975年的夏天,路遥忽然不见了,我问班党支部书记张子刚,他说被《陕西文艺》(即今《延河》)编辑部借走了,借做散文小说组的编辑,这一借便是7个月。回校后,他更忙了,他在课余创作散文和短篇小说,很少听到他的笛子声,倒是常能听到他走路时哼着的陕北小调。我听到他哼的最多的就是陕北民歌《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电影《人生》一上演,就听到了我非常熟悉、路遥非常喜欢的这支曲子,而此曲正是贯穿于《人生》全剧的主旋律。看到电影里刘巧珍哼着的这个小调,就像立马回到了当年延大的校园里,路遥站在宿舍门前歌唱,我吹笛子为他伴奏。
路遥在作协的时候
路遥唱歌发音准,节奏感强,按其发音特征定位,他属于男低音。他的个子不到一米七,然而他有健壮如牛的体魄和强劲如虎的肺活量,他的声音厚重,感情深沉。我们很少见他在众人面前唱歌,在他组织的几次大型演唱会上,他都在男声部里唱和声。1973年冬他组织班上4位同学集体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他请延安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亲自到延安钢厂和驻延部队借来服装,自己穿工人服。成功的班级大合唱,唱出了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的心声,震动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延安大学。1975年春,他率领班上七八名男生赴榆林报社实习,期间组成男声小合唱,唱他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游击队之歌》、《毕业歌》、《大刀歌》等,在榆林参加演出,回校后在系上进行了汇报演出,使中文系师生深受教育。1976年初,为了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在路遥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中文系组成了120人的合唱团,全系三个年级的学生身着整齐的解放军服,演唱了震惊中外的《长征组歌》。演唱由刘育林老师指挥,陈泽顺和许卫同学朗诵,校乐队伴奏。气势恢弘的大合唱,再一次轰动了延安大学。
时间就是这么奇怪,我们越是在意,它就溜得越快,明天就是先生逝世23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些老友的眼里,先生的身影还恍如隔日,而在我们这些懵懂的后来者眼里,先生更是未曾离去。
缅怀先生固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像先生一样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自己的不平凡。某天我们回想起自己的一路奔赴,多少时刻是先生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进,这样先生才会一直活着我们的心里,任时间也不能在他身上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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