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五章 官逼民反
1. 走运与不走运的官员们
我们先看看皇帝陛下如今所宠幸的官员。
银青光禄大夫裴矩，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皇帝外交的重要顾问。在杨广身边众多的“奸臣”之中，算是比较不奸的一个。《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裴矩的作为，会发现他始终注意把突厥作为帝国的大患-事实上，突厥没有成为隋灭亡的主因，却的确是百余年间中原王朝最主要的外患。而裴矩拉拢西域各国，分化突厥内部，的确是个比较高明的策略。《隋书裴矩传》评价他：“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其实还是褒多于贬。只是《资治通鉴》，对裴矩多有微词。其实北宋守成心态，司马光连王安石等改革派一心收复沦于小小西夏的失地的举动都要反对，对鼓励皇帝经营西域的裴矩大加鞭鞑（很不幸这位皇帝又是出名的“昏君”）也就不难理解了。
民部侍郎裴蕴，裴矩的老乡，但史书中没有说他和裴矩有亲戚关系，我也不敢瞎猜。在609年，裴蕴向皇帝禀报，认为当时国家户籍管理有漏洞，许多该交税的不交税，该服役的不服役，使得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裴蕴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 户籍管理有漏洞是渎职行为，官员一定应该负有责任，如果发现有百姓作假，直接分管的官员也应该撤职（比我们今天的“问责制”严厉多了）；2.鼓励民间百姓相互告密，如果揭发属实，那么告密者自己应该交的税和服的役就由对方负责承担。这样的方法，效果可想而知！很快，新的户籍普查结果显示，国家新增人口六十余万，其中适合服役的青壮年男子就有二十万。这件事使皇帝对他刮目相看，提升他做御史大夫。《隋书裴蕴传》评价他：“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十足的奸臣。不过后来裴蕴与杨广一同死于“江都之变”，对杨广而言，却算得是“板荡忠臣”了。
牛弘，安定人（今甘肃），本姓裛氏，西魏时，父亲裛允任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隋开皇初（581年），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开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开皇六年，任太常卿，参与《音律志》、《礼志》的编写。后来又出任吏部尚书，“隋之选举，于斯为最”，证明他这个“组织部长”很称职。杨广还是太子时，和牛弘以文会友，关系不错，杨广当了皇帝，对他也很赏识，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大业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跟着皇帝封禅恒山、下江都，甚至和皇后同桌吃饭，很是荣宠。而牛弘很注意个人修养，“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隋书牛弘传》）。大业六年，66岁的牛弘病故于江都。
许国公、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祖上本是姓破野头，属鲜卑俟豆归部，后来改姓宇文，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北周皇族，也因此在杨坚的大清洗中没有受到冲击。宇文述很会打仗，在平定尉迟迥、灭南陈的战役中都有上佳表现。而对于杨广来说，宇文述还是早期“晋王党”的骨干，正是他游说杨素兄弟，为杨广谋夺太子立下首功。后来，宇文述又以援助之名，夺取吐谷浑的大片土地。宇文述为人贪婪，“然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兒。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后庭曳罗绮者数百，家僮千馀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述之宠遇，当时莫与为比。（《隋书宇文述传》）”
少府丞云定兴，女儿是杨勇的宠妃。这样的人，原本应该倒霉的，可是云定兴很会投机，在杨勇倒台后，立即投靠了宇文述，而他用来和宇文述结交的珠宝，本来是杨勇赠给宠妃（昭训）云氏，云氏又孝敬老爹的。为了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他甚至“大义灭亲”，劝杨广杀死女儿云氏和杨勇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亲外孙）。不过云定兴也很干练，他主管兵器铠甲，工作到位，让最高领导很满意，于大业五年（609年）撰升他做了少府丞，以后又不断提升-少监、卫尉少卿、左御卫将军，620年做到了屯卫大将军。
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父兄都是从西魏到北周到隋的高官，可是说是贵族世家。年青时，长孙晟的骑射技术，在当时尚武的北周贵族子弟中首屈一指。从北周宣帝宇文赟（579年）作为汝南公宇文神庆的副使送千金公主与突厥和亲开始，长孙晟就一直从事对突厥的外交兼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工作业绩。“仁寿宫事件”中，长孙晟负责警卫，为杨广登基立下大功，以后又参与平定汉王杨谅的叛乱，长孙晟也成为杨广的亲信。大业五年（609年），58岁的长孙晟去世，但是他的一个女儿和小儿子，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光禄大夫郭衍，能揣摩上意，阿谀顺旨，杨广经常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又劝杨广：“要及时行乐，不要象先皇那样白白辛苦。”劝皇帝“五日一视事”，“帝从之，益称其孝顺”。不久，封真定侯（从公爵到侯爵，似乎是降了，其实是610年杨广重新封爵，把以前的爵位全部取消，许多公爵连称号都没有了）。大业七年（611年），随杨广去江都，死在那里。郭衍可以说是个大大的奸臣，如果只读《资治通鉴》，会觉得他只会溜须拍马。不过仔细读《隋书郭衍传》，才发现他实在是个文武全才，并且也做过些好事。他年青时随周武帝宇文邕平齐，立有战功，封武强县公，赐姓叱罗。杨坚掌权后，因为讨伐尉迟迥有功，封武山郡公。他密劝杨坚诛灭宇文皇族，自立为帝，因此深得杨坚信任。隋王朝建立后，复姓郭。突厥犯边，他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又为开漕渠大监率水工开凿“广通渠”，“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开皇五年授瀛州刺史，发生大水，老百姓只能爬到树上逃生，他“亲备船伐，并赍粮拯救之，民多获济”，又“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升官朔州总管后，“所部有恆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馀石，民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开皇十年随杨广平定江南叛乱，“尽平之”。由此，他和杨广开始熟悉，杨广认识到他的才干，把他网罗到“晋王党”中。杨谅造反，长安空虚，杨广立即想到郭衍，任命他做首都警备司令。讨伐吐谷浑，他“出金山道，纳绛二万馀户”。
虞世基，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父亲和自己都在南陈做过官，据说小小年纪就少年老成，喜怒不形于色。杨广本人很有文采，对虞世基这样的江南才子很是欣赏，虞世基于是得以步步高升。虞世基摸透杨广不愿承认天下大乱的心理，“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这一点，比苏威要聪明得多。不过虞世基也很有才干，首先是文笔好，“（杨广）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另外也懂计谋，杨广被突厥围困在雁门，虞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帝从之，师乃复振。”不过后来杨广为人不守信用，却怪不得虞世基。江都政变，虞世基被杀，也算为杨广尽忠了。（《隋书虞世基传》）
王世充，本姓支，西域胡人，亲生老爸名叫支收。不过他老爸早早就死了，老妈改嫁王家，他作为“油瓶”被拖了过去，就改姓了王。王世充人很聪明，学习也很刻苦，熟习兵法、刑律，从政后做了江都郡丞（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官，可是王世充当官的地方很好-江都，皇帝有事没事就喜欢往那里跑，王秘书长接触领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而事实证明，王秘书长是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资治通鉴卷181》）
有走运的，就会有倒霉的。
苏威，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因为高颎的举荐，成为是隋文帝的亲信，做到尚书右仆射。隋炀帝嗣位，封大将军。607年，因为劝阻修建长城，被免官。不过比起下面几个人，他要幸运的多。没有多久，又当上了太常卿，以后做到纳言、兼任左武卫大将军、光禄大夫，赐爵房国公，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 苏威是个清官，比较廉洁，行事谨慎（治身清俭，以廉慎见称），但是为人器量狭小（每至公议，恶人异己，虽或小事，必固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到了隋炀帝后期，苏威已经深谙“为官之道”，当时天下大乱，地方官派使者到中央报告民变，苏威“诃诘使人，令减贼数”。（《隋书苏威传》）不过苏威这样做也有他的无奈-612年，苏威曾经向皇帝说明遍地变民的真相，并劝谏杨广停止用兵高句丽，被贬为平民，甚至差点处死。如此遭遇，苏老先生想不说谎，可以吗？
太常卿高颎，是隋文帝时期的重臣，年青时就得到隋文帝老丈人独孤信的赏识，赐姓独孤。以后辅助隋文帝，可以说功劳赫赫，一直做到尚书左仆射（宰相），但是开皇十八年（598年），因为得罪了皇帝（准确讲是独孤皇后），被贬为平民。杨广登基，任命为太常卿。杨广喜好乐舞，高颎多次劝阻，杨广不听。607年，高颎又对杨广的边境和外交政策提出批评，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我们记性好，应该记得589年高颎杀张丽华，杨广说过“报恩”的话，如今过去18年，终于兑现。
薛道衡也是隋文帝时期的重臣，少年时代就以文才著称，曾经任吏部侍郎，因为被人控告和当时另外一位重臣苏威结党，任用私人，被贬官并且流放岭南，当时还是晋王、扬州总管的杨广赏识他的才华，打算在他路过扬州的时候请他到自己的王府做事，然而薛道衡却不识抬举，居然拒绝，并且听从汉王杨谅的建议，绕开扬州，取道江陵去岭南。不久，隋文帝就征他回朝，继续委以重任，官至内史侍郎，杨广也依然表现的对他很尊重。仁寿年间，因为他和杨素关系过于亲密，再次引起隋文帝的猜疑，外放任检校襄州（今湖北襄阳）总管，以后又任番州（今广州）刺史。杨广登基后，把他调回中央，任秘书监，这是个地位崇高但是却没有多少实权的官职。薛道衡回中央后，总是说先皇如何如何好，还做了篇《高祖文皇帝颂》给现任皇帝，这引起了皇帝的反感，认为他是借歌颂先皇来批评自己，将他改任司隶大夫。薛道衡的好友、司隶刺史房彦谦看出形势不对，劝他闭门谢客，夹起尾巴做人，薛道衡却不以为意。有一次薛道衡讲已经被杀的高颎的好话，再次激怒杨广，命令将他治罪，而薛道衡还认为自己不过犯的小错，一定会被赦免。不久，杨广命令薛道衡自杀，薛道衡仍然拒绝服毒，被绞杀，死时七十岁，家人都被流放到且末郡。薛道衡是当时有名的文人，而杨广也是很有文才的，中国有句老话，叫文人相轻。对于薛道衡诗名在自己之上，杨广是很不爽的。在薛道衡死后，他说：“看你还写得出‘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
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河南洛阳人，大隋开国功臣，平定南陈时战功最著，与杨素、韩擒虎、史万岁并为隋初四大名将（其实还有一个宇文忻）。但是他器量比较小，恃才傲物，不知道收敛锋芒，从隋文帝到隋炀帝，总被皇帝疑忌。大业三年（607年），与与高颎、宇文弼等一起得罪杨广被杀。
礼部尚书宇文弼，河南洛阳人，大业三年因为批评杨广作风奢侈，大兴工程被杀。
御史大夫张衡，早期是杨广的亲信，为他当上太子和皇帝立有大功，一度也深得杨广宠信。然而张衡因为发了一次善心，使自己万劫不复，当年的李德林因为人性，一辈子再没有升官，而张衡更因为善心，终于丢了性命。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兴建汾阳宫，把工程交给张衡，张衡却进谏皇帝爱惜民力，减少宫殿的工程。不久，张衡被出为榆林太守。大业六年，杨广又派张衡监督江都宫，张衡替薛道衡喊冤，又减少修建江都宫的工具，被削职为民。大业八年，张衡的小妾告他在家里说皇帝的坏话，被责令自尽。
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皇帝宠幸的，大多是能够揣摩、逢迎皇帝的心思，人品方面，多数人多多少少有些毛病，但是有一点，这些人都有具体事务方面的才干-裴矩长于外交，宇文述长于军事，长孙晟是“大隋007”……连为人不齿的云定兴，也善治甲兵。
而高颎、薛道衡、贺若弼这些人，都是有点“自命不凡”，其实在杨坚时代已经受到压制打击，仍然不知道收敛，继续摆“老资格”，而且行事风格与新皇帝又格格不入，命丧黄泉，其实是注定了的。
2. 瓶颈
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个帝国或者王朝，在其第二代君主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瓶颈期”。虽然亡国之运不一定就落在第二代君主的身上，但是这个“瓶颈期”却总是在第二代君主的任期（或者紧接第二代君主的任期）开始。
当然，这个情况不是百分之百，却绝对超过60%。
“瓶颈期”的形式，常常是皇族内部（含与后族）的争斗，或者外敌的入侵。
“瓶颈期”的持续时间，短的只有几个月甚至几天，长的却有几十年。
而一旦挺过了“瓶颈期”，帝国或者王朝就能够兴盛，甚至延续个上百年。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帝国或者王朝能够延续个上百年，即使不算长寿，也算高龄了。
秦帝国（王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二世而亡（严格讲其实还有个三世子婴）。汉王朝在高祖驾崩后出现“吕氏乱政”，度过“瓶颈期”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长命的。三国之中，曹魏勉强是个例外-他的“瓶颈期”开始于第三任曹芳-司马氏掌握实权（三个傀儡皇帝，曹芳、曹髦都是一任皇帝曹丕的孙子，而末任的曹奂辈分反而高，是曹丕的侄子）；孙吴其实在第二任会稽王孙亮的时候就进入“瓶颈期”，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帝位传递了五届（亡国的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其实不过三代）；而西蜀刘禅则又是二世而亡的典型。司马家的第二代晋惠帝司马衷是个出名的傻子，不过傻人有傻福-西晋的“瓶颈期”由其始而非由其终（第三任司马炽是一任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的二十五弟，末任司马邺是司马衷、司马炽的侄子）。至于十六国时代、南北朝时代，更加是天下大乱，许多“国家”二世甚至一世就亡了国。许多虽然也勉强传个几代，却是“帝国不长命，皇帝命不长”，“二世”的特点依然可以看到。
老子打江山，儿子毁江山，孙子丢江山。
大隋之后，其实这个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大家大多比较好地度过了“瓶颈期”，除了五代十国的那些小朝廷和蒙元（如果从成吉思汗算其实也蛮长命的），都还算长寿。大唐就是个例子，“武氏女主干政”虽然起于第三代高宗，但是考虑到太宗其实无异于开国之君，“二世瓶颈”的规律依然成立（其实“玄武门之变”、“便桥之盟”何尝不是“小瓶颈”）。而且大唐的“瓶颈期”延续得尤其长。
宋的“瓶颈期”特点不突出（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是兄弟，一代人，第二代真宗赵恒辽国南侵，签订“澶渊之盟”）。蒙古的“瓶颈期”则发生在统一南方之前（成吉思汗死后“拖雷监国”，然后窝阔台汗病，拖雷“代死”，看来是兄弟情深，实际上还是权力争夺。以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胜出并建立大元，而蒙古帝国分裂）。而明清的“瓶颈期”依然明显。明代是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争皇位，清代入关前有汗位之争（二任汗皇太极死后），入关后则有“三藩之乱”（二任帝康熙时）。
秦和隋，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也各有特点-秦在统一六国后，在南方开疆扩土，对北方匈奴则采取守势-修长城；隋则对外软硬兼施，更具强势。
3. 洛阳事件
一件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初一，春节。
三更时分（夜23时至凌晨1时，正是守岁的时间），东都洛阳的街头。
数十个人，头戴白色的帽子，身穿素色的衣服，一手拿香，一手拈花，走向皇城的正门-建国门。
卫士喝问：“站住！来者何人？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么？”
“吾乃弥勒佛也。”领头者回答。而这个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回答却立即产生了出奇的效果，卫士们居然仆地叩头。说时迟那时快，弥勒佛和他的随从们立即夺取了卫士们的武器。
就在这时，一个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这个人，就是那个已经失宠失权的齐王杨暕。但杨暕毕竟还是河南尹（洛阳市长），看来杨暕市长还是工作负责，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在这样一个时间还不休息。他指挥随从立即对这些人进行围剿，将他们全部杀死。接下来，洛阳城全城大搜捕，牵连者一千余家。
东都洛阳是帝国的心脏之地，用我们常说的一句，“天子脚下”。一旦真有大变，情况会十分严重。在这件事情上，杨暕立了大功，不过似乎并没有得到老爹的奖赏。
洛阳事件，不同于以后在大隋到处发生的农民起义，他应该属于一个秘密团体，参与者主要是洛阳的市民。
整个事件，很可能有些“阴谋”的背景，但是无论《资治通鉴》、《隋书》还是《北史隋本纪》中都没有详细记载。
而杨广先生过年的好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继续在洛阳大搞了一个月的文艺演出，盛况空前。据说，中国“闹元宵”的风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4. 活路
我们前面讲过，杨广准备对高句丽动武，大规模征调人力、物力，加上611年的黄河大水，民间困顿，已经“天下骚动”。
当时的华北，老百姓的车子、牛马都被抽调去搞运输，而且是一去不回，没了车子、牛马，老百姓种地只能靠肩挑、人拉。这样也还罢了，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征集入伍，其中许多还没有上战场，就已经死在了路上（据史书记载“死亡过半”，可能有些夸张，相当一部分死亡，更多的可能是逃亡了），而没有入伍的，强壮一点的也被抽去修长城、修运河、修行宫、搞运输了，其中也不乏死亡、逃亡者。因为田地里没有足够劳力，导致误了农时，田地荒芜，收成大减，粮价飞涨。而东北地区（今北京、辽西一带）粮价尤其高，一斗米可以卖到数百个钱。当时许多地方的粮食被送到东北以后，接收的人经常指其质量不合格，不肯接收，官员就让运粮的老百姓自己花钱在当地买粮，由此，东北地区的粮价自然飞涨，而运粮者出了力还要出钱，境遇可想而知。而其中官员借机贪墨的行径，更加可以想象。
当时，政府征调六十万民夫用小推车（鹿车）运输粮食，这个场面，会令我们想到淮海战役的时候，山东老百姓用小推车支援解放军作战，可是我们要知道，淮海战役，老百姓是从鲁西南到苏北，不过二三百里，几天的路程，可以“用小推车推出胜利”，而隋的老百姓，远行上千里，一去数月。一辆小推车运粮三石，一石大概60斤，三石粮食，不到200斤，两个人推，看来官府也是经过考虑，应该是推得动的，可是官府忽略-更可能是根本没有考虑，那就是车夫也是要吃饭的，何况干的还是重体力活？三石粮食，还不够两个人路上吃的，于是到了地方，已经无粮可交，交不了差是个什么后果？只有一条路了-逃亡。
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最具有忍耐力的，仅仅以上，如果地方官们可以抚恤百姓，老百姓还是希望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的。可是这个时候，正是官员们可以发财的时候，许多官员怎么可能甘心放过？“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于是“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
活路在哪里？“剽掠则犹得延生”！
老老实实做百姓只有死路一条，当强盗或者还能够有条活路。
5. 长白山前知世郎
在大业六年（610年），民变就已经开始了。6月，雁门（今山西北部）人尉文通聚众三千在莫壁谷造反，被鹰扬郎将杨伯泉击破。12月，硃崖人（今海南）王万昌率众起事，朝廷派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
不过大规模的民变是从山东开始的，这里以前是东魏-北齐故地。我们知道，大隋是以西魏-北周的关陇集团为基础的，而杨广因为在南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经历，对江淮世族也比较拉拢，而山东（太行以东）人的地位，似乎要低下些，有点“二等国民”的味道，而在修运河、征高句丽等方面的负担，又比其他地方要重。
并且，不久之前，太行以东、黄河以南大水灾，“漂没三十馀郡”。山东应该也是灾区（隋时黄河从板渚向下比今天黄河河道稍微偏北），灾后发生民变，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大业七年（611年），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聚众造反，在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部）占山为王，自称“知世郎”，意思是自己已经看透了世情-不造反就没有活路。他率众抢劫齐郡（今山东济南）、济北（今山东东阿）一带，并且写了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铛。长矛侵中天，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辟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杨广征伐高句丽的国策。逃避兵役、徭役的老百姓，纷纷投奔王薄，不到一年的时间，王薄的队伍就已经发展到了好几万人。
邹平西北大约两百里的平原郡（今山东陵县），有一个大地主刘霸道，家里几代人做官，家财丰厚，为人喜好行侠仗仪，平时家里养着好几百的食客。王薄起兵后不久，刘霸道也在豆子亢（左有齿旁，在今山东滨州境内）召集当地人造反。豆子亢背依渤海，面对黄河，地势险要。远近的老百姓纷纷前往投奔，很快有十几万人，号称“阿舅贼”。
6. 河北出了个窦建德
山东民变不久，邻近的河北东部也开始发生民变。
清河郡（郡治在今河北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也有说今山东武城漳南镇），有个窦建德。
窦建德出生于公元573年（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年轻时就“重然许，喜侠节”(《新唐书•窦建德列传》)。有次乡人家中丧亲，因家贫无法安葬，当时窦建德正在田中耕种，闻而叹息，便将自家的耕牛给了乡人，让其发丧，结果很为乡里所敬重。还有一次有几个盗贼在晚上去窦建德家抢劫，窦建德站在门边，待盗贼进屋后，先后打死三人，其余的盗贼吓的不敢再进。盗贼只好请求将三人的尸首要回，窦建德说：“可投绳系取之”(《新唐书•窦建德列传》)。盗贼于是将绳投进屋里，窦建德将绳系在自己身上，然后让盗贼曳出，窦建德随即跃起持刀，再杀数人，从此更加闻名。不久，窦建德被任命做了大隋的基层干部-里长。窦建德的“官”并没有当多久，当时朝廷修建仁寿宫，对百姓横征暴敛，而且刑法严峻，窦建德不忍，不久就“犯法亡去”，直到隋炀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他才回到家乡。
后来，窦建德的父亲去世，有一千多乡亲为他送葬，窦建德在乡里的威望，可想而知。当时人们给他赠送了许多财礼，窦建德都加以谢绝。
大业七年(611年)，杨广征兵攻打高丽，窦建德应召入伍。本郡选勇敢优异者当领导，38岁的窦建德因为勇武过人被选为连级干部（二百人长）。要说这么个岁数才这么个级别，实在不怎么样，放现在的和平时代，野战部队这个年纪还进不了团级，也就没有多大前程了，人家杨家父子，十几岁就大将军大总管了！不过那个年头，当将军一靠出身二靠战功，这两个条件窦建德都不具备。按当时府兵制，二十（甚至不到二十）服役，六十退役，活下命来，也大多是大头兵一个。这样看来，上级也算看得起窦建德了。
窦建德的部下里，有个同乡孙安祖，也是当地有名的勇士，因为名声在外，自然也首批“光荣入伍”。可是孙安祖却没有“保家卫国”的好觉悟，因为他已经没有家了。去年那场大洪水，孙安祖房屋田产都被洪水冲走，老婆孩子也都给饿死了。
孙安祖不想当兵，可官府不答应，县令下令把他抓起来鞭打。要说孙安祖也确实武艺不错，竟然在大堂上将县令刺死。
孙安祖逃出来，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窦建德。
窦建德二话不说，收留了这个逃犯，可是官府很快就掌握了线索，眼看窦建德家也呆不住了。这个时候，窦建德给孙安祖出了个主意-做强盗（“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资治通鉴卷181》））。于是窦建德出面纠集了几百个“小流氓”，由孙安祖带着跑到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落草为寇。要说这孙安祖也不是盖的，就这么点人，居然也自称起将军。
窦建德的“窝藏罪”和“教唆罪”，按说是铁板钉钉了，可是官府竟然没有来找他麻烦。于是窦建德也就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继续做他的二百人长。
当时，在附近还有两股变民-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今河北清河），蓚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境内。这两股变民四处抢掠，也几次到过漳南抢劫，却独独不进窦建德住的那条街。
这个时候，官府突然找起窦建德麻烦来了，罪名是窦建德“通匪”，不过不是孙安祖，而是张金称、高士达。官吏们没有抓到窦建德本人，便逮捕窦建德家人，全部杀死。窦建德投奔自称“东海公”的高士达，窦建德的两百名部下也全部追随他造反了。高士达任命窦建德做自己的参谋长（司兵）。
变民之间并没有“阶级友情”，为了争夺地盘、财物，常常会发生冲突。不久，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属全部投奔了窦建德，很快，窦建德就拥兵上万。
终于，在611年的12月，朝廷收到了民变的消息，而这时，已经是民变遍地了。杨广下诏，命令各地的都尉、鹰扬郎将追捕“盗贼”，就地处决。朝廷，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盗贼”，将敲响帝国的丧钟。
7. 也想长生不老的皇帝
天下开始变乱的时候，皇帝在做什么？
皇帝在做两件事。
第一件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打高句丽。
第二件呢？知道的可能不多。
中国古代的皇帝们，除了那些可怜巴巴任人摆布的刘协、曹芳之类，大多有一个崇高的追求-当神仙，至少是和神仙一样长生不老。
于是有的皇帝或者出家念佛如南梁的萧衍，有的修道学法如明朝的嘉靖。不过大多数皇帝嫌这样麻烦，不想“好好学习”，又想速成，那就只能指望一样东西-仙丹了。
仙丹的来源，最早的秦始皇指望“求”-靠别人，所以才有徐福出海。以后的皇帝们，看来是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求人不如求己！自力更生！好在是皇帝，艰苦奋斗是不必的了。于是皇宫里摆上了个大高炉-炼丹！当然皇帝们是不需要自己动手的，他们只需要提供后勤保障，然后热切期盼“桃子熟了”的那一天。
杨广也想长生不老。
嵩高山（今河南嵩县境内）有个道士叫潘诞，自称已经活了三百岁。这样的活神仙，自然有人立即向皇帝推荐。杨广当然很高兴，立即亲切接见，并且交给他一项光荣使命-为皇帝炼金丹。
杨广给了潘神仙很高的待遇，在嵩高山为他修建高级住宅-嵩阳观，有华屋数百间，给他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以供差遣，享受三品大员的待遇。潘神仙说要人，就派了数千人为他工作。潘神仙说要钱，白花花的银子立即从国库流到嵩阳观。
那么潘神仙怎么炼金丹？潘神仙说了，要用石胆、石髓。于是工人们就在山上开大石，那场面，大概超过了我们今天见过的任何一家采石场，深达百尺以上的石坑，有数十处。
这样过了六年，就到了大业八年（612年），皇帝终于没有耐心了，派人去问潘神仙：“这仙丹什么时候可以好？”
潘神仙回答：“没有石胆、石髓，如果得到童男童女的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替石胆、石髓。”
杨广大怒，将潘神仙锁拿到涿郡斩首。
要说这潘神仙还真不是一般人，死到临头了还对人说：“是皇帝没有福气，碰上我‘兵解’的时候到了，我现在要上天当真神仙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杨广虽然很想长生不老，还是没有丧失起码的判断力。而且没有因为求丹心切，真的就去取童男童女的胆髓，虽然对于一个皇帝这并不困难。相对后世那位用处女月经炼丹而令多少少女惨死的皇帝，似乎还多出几分人性。
让道士炼丹这件事不见于隋书，是司马光编通鉴的时候加进去的，不知道从哪里抄的野史小说。司马光是全心全意想要塑造一个反面典型的，连建洛阳的目的都能歪成是听了术士的胡言乱语，而对明确表明目的的《营东都诏》一字未提，同时大量采信道听途说入书，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