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县最早的党组织是九牌（现在的东诚镇仁爱村）党支部，成立于1933年4月，比1934年4月成立的虎林区委早一年，比1936年7月成立的中共虎林县委早三年多。但官方记载虎林县第一任党组织负责人是李一平。而李一平组建虎林区委是1934年，比九牌党支部晚了一年。
最早成立的党组织有成立时间，却没有负责人。而最早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时，又比最早党组织成立时间晚。
这一蹊跷情况的产生，是由复杂的历史背景形成的。
虎林县党史最早记载的有党组织的时间是1933年4月，第一任党组织领导人是李芸芝，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在整编党史时，一些人提出异议，说李芸芝隶属苏联共产国际远东总部领导，组织关系不在国内党组织中，加之很多老一辈人对李芸芝有偏见的评价和异议，就连李芸芝自己的家里人对他也充满仇恨，加之后来李芸芝因被污为叛徒入狱，没有人真实公正地证明李芸芝的事。党史办栗公魁，老丁等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只能把李芸芝名字删除了。
此后，官方所记载的虎林最早党组织负责人就是李一平。当然，如果说按县委级党组织，李一平却也是没有错，他是虎林第一任县委书记。但在没有虎林县委之前，基层党组织的最早负责人，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李芸芝。
虎林市东南原来有个忠诚乡，现在与东风乡合并叫东诚镇。原忠诚乡政府所在地东北方五六公里有个仁爱村，1933年前该村叫九牌，是闯关东老百姓开荒、种地、打渔的聚集地，后逐渐形成村落。1934年12月，日伪推出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在乡村搞“撤村并屯”“集中居住”，设立了一种惨无人道的“人圈”，目的最主要就是割裂百姓和抗日志士之间互相联系。妄图强化东北治安，维持殖民统治。日军把九牌周边零散户，都驱赶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村落，并起名为仁爱村。
日本“撤村并屯”形成的村落，该图为1940年牡丹江某村落。
1929年至1933年时，虎林县并没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却有共产党的活动，或者说是有党员活动。
这个时期虎林县党的活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是苏联远东共产国际所领导的隐蔽战线的活动，或者叫谍报活动。这个基层组织叫沿江特委，书记为李芸芝，受远东共产国际领导。
由于该活动潜伏在民间，受共产国际单线领导，和抗联及国内的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所以当时党组织少有人知晓。但忠诚仁爱，忠信，倒木沟一带，当地无论年老年幼，都知道李芸芝是抗联，却不认识李一平。主要原因，李一平主要在饶河一带工作。
李芸芝(又名李蕴芝、李蕴之，李芸芳、)，汉族，辽宁人，1900年出生。李芸芝饱读私塾，聪慧过人。从小师从名家学医，在苏联远东地区和虎饶地区，是知名的江湖行医郎中。李芸芝经商有道，医术高超，家境比较殷实。但日本鬼子的侵略，让祖国的大好河山满目苍痍，这位普通的中国农民心中，种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和仇恨。在国家到了危急的时刻，民族到了濒临于灭亡的边界时，他以国事为己任，舍弃小家，毅然走上了一条危机四伏的抗日道路。
由于他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海参崴经人介绍加入了苏维埃党组织，成为苏联远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部培训的红色间谍。1929年，他由苏共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老党员。由于其秘密工作的性质，他只受他的单线上级领导，负责在乌苏里江流域的虎饶包括密山一带，收集各种情报。
1929年秋冬之际，李芸芝带着苏联远东共产党总部给的活动经费和任务，以行医为掩护，回到九牌（仁爱村）居住。
李芸芝的上级领导人是个苏联上校，代号'大金牙'。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和国内也建立了联系，国内知道他身份并和他有联系的三个人为抗联高层领导李兆林（李兆麟）、郑如然、李万春。但很不幸，这三个人建国前后都牺牲了。这为后来李芸芝扑朔迷离的身份，以及跌宕起伏、曲折传奇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1935年的虎林县街景（现虎头镇）。
1935年的饶河县街景。
李芸芝回到虎林的1929年，虎饶地区既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更没有日本鬼子，三方只有共产党率先进入这一带。身负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李芸芝，从建立基层组织入手，首先成立了沿江特委，又随后成立了农会、妇救会、青年救国先锋队等组织。
组织成员中全是一些爱国青年，包括李芸芝爱人的大弟弟和二弟弟，也就是他的两个小舅子。
为了掩护工作，李芸芝在虎林镇原一小学东虎林镇电池厂（现市场路和胜利东街这个位置）院里，成立了东信贸易货栈，经营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及日用品，从事行医和跨国经商活动。当时虎饶地区的货栈，冬天基本上全都会上苏联进行易货贸易。李芸芝懂俄语，也会日语，这为他做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经常往返苏联，表面看是经商贸易，但实际上是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正式侵略东北。1933年，日本牛岛部队（第11师团）进驻虎林县，司令部设在西岗，师团其他辅助后勤部队在太和、宝东、虎林镇一代，兵营和军事设施从虎头到杨岗形成一条防御战线。
1933年之前，虎林地区党组织主要是李芸芝这条秘密战线。1933年3月，抗联七军的毕于民到虎林县，在九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这是虎饶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是在共产国际沿江特委基础上成立的。由于沿江特委成立较早，抗联及一些老人，后来还习惯称仁爱党支部为沿江特委。
该支部有三名党员。支部书记（特委书记）李芸芝（当时也叫李芸芳）,组织委员包立国，宣传委员于庆海，支部由饶河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由此，虎林县的党组织浮上了水面。
党旗是一个党的象征和标志，成立了支部就得有面党旗。李芸芝到忠信村，找到爱人娘家一个姓单的老太太，按照党旗的规格和要求做了一面党旗。同时，还做了一面忠诚乡农会的会旗。
九牌党支部缝制的农会旗帜、党旗。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农村实际土地改革分田地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忠诚乡农会的这面旗帜，是东北最早的一面农会旗帜，作为黑龙江省革命历史文物，现存放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和抗联第七军毕于民取得联系后，李芸芝公开身份是东信货栈掌柜。他以行医和经商为掩护，偷偷收集日本关东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苏联远东总部和抗联七军。远东总部对李芸芝的工作很满意，给了不少经费和武器弹药、粮食布匹，李芸芝将这些钱款物资都送给了抗联七军毕于民部队。东信货栈，既是抗联和远东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点，也是抗联军需供应基地。
作为一名专业特工，李芸芝胆大但又非常谨慎。为了组织安全，李芸芝把党组织的各种文件，枪支弹药、经费（包括银元和大烟膏），亲手埋在九牌（仁爱村）外草甸子边的柞树林里，标记是一棵大柞树。
但一场大荒火，让原来的地貌变得让人难以分辩。加上九牌（仁爱村）是穆棱河下游，每年汛期江水暴涨，经常发大水，天然泄洪区草甸子每年都被江水淹没几次。时间一长，曾经的标识物和地貌，变更得踪迹全无。
对于忠诚乡十里八村的人来说，草甸子里埋着抗联的东西，包括抗联七军撒到苏联临走时埋的东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为此，有的老百姓在那一带草甸子里像探宝一样寻找抗联的东西。李芸芝的通讯员张树林，也曾借打猎的机会，去找过好几次。大家去的时间不一样，但结果是一样：找不到踪迹。
抗战胜利后，李芸芝的大儿子，也拿着父亲李芸芝画的图纸，到这个草甸子里找埋下的东西，但也是无功而返。1983年，李芸芝和外孙刘荣海来到这块熟悉又陌生的旧地，但草甸子被连片耕地取代，“各适其正；焕然一新。”，实在是看不到当年一丝痕迹。从此，这批抗联重要文件和文物，就成为了至今未见天日的秘密。
由公安局后调林业局的老干部张树林，曾是李芸芝的通讯员，他回忆到：
李芸芝是虎饶这一带第一个沿江特委书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抗联七军在虎饶地区10余县坚持抗战十余年，作战数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但最后因缺医少药，弹尽粮绝被打散。剩下的七八十人，撤到仁爱村和倒木沟一带。面对关东军“撤村并屯”割裂百姓和抗日志士之间互相联系的恶劣环境，大家讨论后认为，只有到江东（虎饶当时老百姓管苏联叫江东）去，抗联才有活路。于是，抗联七军找到沿江特委书记李芸芝，要求他帮助过江。李芸芝立即和江对岸苏军联系，将抗联七军余部送过了江。
抗联七军余部到苏联后，苏联人把抗联人的武器全没收。怕这些人有传染病，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烧了，并让大家洗澡消毒理发。然后，每人发件套头苏联红军军服。短暂休整后，大家被装进闷罐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被送到了新疆。
当时的新疆王盛世才，为了消灭异已，采取了联苏亲共的政策，在苏联帮助下结束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新疆的稳定。在盛世才和苏联交好期间，他和我党也曾经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关系。1936年，盛世才和苏联签订了合约，聘请大量苏联专家学者来到新疆。盛世才曾主动提议，让苏联通过新疆直接支援我党，让新疆、甘肃、陕西等西北省份连成一片，打造一个大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盛世才同意我党在新疆迪化设立办事处，积极提供援助，把武器弹药、生活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苏军把到苏联的抗联人员和东北义勇军人员送到新疆。盛世才的部队把身强力壮的从部队挑走一部分，老弱病残没人要，就地遣散。张树林岁数小体质弱，被淘汰后，只好一路上扒车，沿路乞讨要饭，历经磨难才返回虎林老家。
李芸芝所领导的沿江特委，收集情报，支援抗联，掩护同志们过江到苏联，多年成绩斐然。但因一个人的背叛，而遭日本关东军破获，李芸芝也被捕入狱。
李芸芝有个张姓表妹，是村妇救会会长，支部党旗和农会会旗缝制，她都是经手人之一。
一次，抗联领导李兆麟转给李芸芝一包大烟土，作为活动经费。当时烟土是硬头货，随时随地可以换（顶）钱用。由于李芸芝当时和家里闹矛盾，没法把烟土藏在家里，就把烟土放在妇救会长表妹家。哪曾想表妹一家不着调，学会了抽大烟，一家人把烟土给'黑了'。当李芸芝去取烟土时，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双方因此翻了脸。张姓表妹家知道李芸芝掌握抗联武装队伍，怕遭到抗联报复。于是恶人先告状，昧着良心跑到西岗牛岛司令部宪兵队，举报李芸芝是反满抗日的抗联分子。
警惕性很高的李芸芝预感到危险在临近，他并未因此慌乱，而是有条不紊的提前做好应急措施。他马上把党组织的全部人员撒离到密山，又由密山出境转移到苏联。接着销毁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物件。
1938年，日本宪兵把李芸芝抓捕归案，为了震慑老百姓反满抗日苗头，把李芸芝在各村屯游街示众，枪毙犯人到刑场陪绑好几次。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反满抗日分子李芸芝。
关东军驻虎林宪兵1943年合影。前排左侧士兵拿的旗子上写着虎林二字。
李芸芝在日本宪兵队被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酷刑。日本宪兵还把李芸芝爱人抓到西岗日本宪兵队监牢里，用爱人和小儿子的性命，威胁逼迫李芸芝承认是反满抗日分子。面对敌人的酷刑，李芸芝视死如归，严守组织秘密。面对被自己牵连的家人，他内心无比痛苦和内疚。但党的秘密高于一切，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是抗联分子，只说是亲戚借钱纠纷而污告自己。由于找不到证据，加之抗联组织暗地里花重金疏通，由一名姓金的朝鲜翻译官作保，日宪兵把李芸芝爱人和孩子放了回去。李芸芝虽然继续在监狱里坐牢，但待遇有了改善，成为给犯人做饭的伙夫，兼给犯人看病的医生。
随着李芸芝的入狱和支部成员撤离，党组织的上线和下线全部中断，共产国际和沿江特委的联系，也由此中断。中共虎饶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此销声匿迹。
李芸芝在日本监狱关了七年，一直到1945年9月日本鬼子从虎林逃跑，才从监狱里出来。
李芸芝入狱前，为了方便工作，经常和日本人吃吃喝喝拉关系，“不分彼此、情投意合”的日本朋友不少。入狱后，为了自保，和日本翻译官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一些人由此就说李芸芝和日本人关系不一般，和翻译官称兄道弟，肯定是日本特务。
莫须有的罪名在猜测中传播，特务的罪名就是这么出来的。
作为中共虎饶地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农会、妇救会、青年救国先锋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芸芝对说他是叛徒，感到非常冤屈。但他做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人李万春、郑如然牺牲了，原来的战友和同志转入苏联后联系不上了，抗联七军秘密联系人毕于民也牺牲了。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上级是李兆麟。于是，1946年3月，他来到了哈尔滨找时任滨江省副省长的李兆麟。但没想到，在哈尔滨还没与李兆麟见上面，李兆麟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中国的土地文化历史悠久，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强烈的，对土地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当时的东北，已经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都分到了自己的田地。几辈子想也不敢想的好事，今天楚想成真，人们的高兴是难以言喻的。
1948年东北某地农民分土地。
此时的李芸芝，虽然为新政权的诞生而高兴，但又为自己的命运生忧。他像一个离群的孤雁，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他不想回到让他伤心的虎林，虽然这样会让他失去土地，失去作为一个农民最珍贵的东西，但他实在难以让自己以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身份回去。于是，他到集贤去找他的一个老战友，在集贤福利屯落了脚。
靠手艺吃饭首先要自己有真本事，李芸芝身怀医术绝技，在集贤县福利屯开了个中医诊所，由籍籍无名到逐渐小有名气，靠的是一身真本事。就这样，他在集贤县平淡的过了近十年。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在集贤福利屯看到李芸芝，回来后把李芸芝在集贤福利屯开中医诊所具体地点，告诉了李芸芝爱人。已经淡忘的怒火，因李芸芝的出现又被重新点燃了。经过全家人的谋划，联手写了一封举报信，寄给集贤县公安局，说李芸芝是叛徒和日本特务。
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这时有人举报日伪特务，这可是重大案件。集贤县公安局立即将李芸芝逮捕。蒙冤入狱是亲人举报，加之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找不到上级和下级证明人，李芸芝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上下长嘴也说不明白，
1958年，经集贤县人民法院按照叛徒和特务罪判处李芸芝无期徒刑，押送哈尔滨监狱服刑，与伪满时期的军警宪特和重刑犯关押在一起。
李芸芝因搞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经常要和日伪人员混在一起，其经历复杂和招摇的表象，被别人误为日本特务，到也算是情有可缘。但自己家人举报，对他怀有那么的仇恨，这是为什么呢？
这事说起来复杂，但也不复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李芸芝当时是沿江特委书记，一心为党的事业奔波，家里的事没精力和时间去管，还牵连家人受惊吓，吃了很多苦。两个小舅子的牺牲，更是让这种怨恨雪上加霜。再加上为了严守党的秘密，有些事也没有和家人说明白。时间一长，误会越来越深，仇恨也越来越大。
虎饶地区第一次反满抗日烽火是在仁爱村点燃的，李芸芝的大小舅子和二小舅子，都是李芸芝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同时他们还是青年先锋队骨干。一年冬天去草甸子里打猎，枪声引来了日本关东军，没收了他们的猎枪。
年轻气盛的哥俩不服气，暗地里带着几个青壮年去袭击日本鬼子往虎头运输物资的汽车，交战中二小舅子让日本鬼子当场打死，大小舅子腿伤被俘，后被日本鬼子塞到冰窟窿里淹死。李芸芝爱人家姓余，是农村大户人家，一下死了两个年轻人，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余家人没把这国仇家恨记在日本鬼子身上，却记到了李芸芝身上。认为两孩子年少不懂事，是受李芸芝怂恿蛊惑，才打日本丧命的。
旧梁子还没有解开，新梁子又结下了。
1933年冬季，抗联七军残余部队撤退过江到苏联时，抗联干部刘山的家属，一位姓辛的女同志，因怀孕快临产，身体极度虚弱，实在无法过江。抗联让沿江特委李芸芝书记，把这位姓辛女同志送回老家。
由于当时日本鬼子为防抗联加强了治安管理，没有良民证根本进不了村子，李芸芝就叫人把她藏在野外的草垛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冷了，这位女同志也快临产了。这荒郊野外，别说生孩子，就是大人也没法生活。无奈之下，李芸芝把这位女同志藏在拉草的马车上，拉到自己的家里。见到丈夫带回一个快生孩子的女人，本就对他不满的爱人暴跳如雷恶语相向。李芸芝耐心解释，但爱人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相信他说的话。虽然李芸芝爱人怒不可遏，但也怕日本鬼子知道后，惹来杀身大祸。只能忍气吞声，让姓辛的女同志住下来。不久，孩子生下来了，但因营养不良，不到一个礼拜就夭折了，从女同志来，到生孩子坐月子，李芸芝的爱人在家不停的吵闹，闹得家里不得安宁。李芸芝感觉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就拉一车豆秸，把这个女人藏在马车里，拉到虎林东信贸易货栈。
东信贸易货栈是党组织的秘密工作站，知道的人很少，李芸芝爱人和娘家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李芸芝和辛姓女同志走时，爱人让他再不允许回家，并且领着几个孩子回忠信娘家过日子去了。
姓辛的女人本身就是抗联战士，丈夫刘山去苏联后杳无音信，解放后才知道在苏联因病去逝了。这个外乡的抗联战士，没有身份证，在当时满洲国地界寸步难行，根本无法回老家去。李芸芝为了帮她办良民证，也为了保护她，和当时的很多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她假结婚，以便隐蔽和方便今后的情报工作。
但李芸芝的爱人并不知晓这个秘密，而是认为丈夫变心，喜新厌旧，既不听他的解释，还宣称和他恩断义绝，永不往来。
有家不能回，有孩子难见面，李芸芝心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后来的情报工作中，李芸芝和辛姓女同志长期相处，慢慢建立了感情，最后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夫妻。李芸芝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她也被抓了进去，但因没有证据，最后被放了出来。五十年代李芸芝蒙冤入狱，姓辛的女同志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成为他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
让两个小舅子命丧日本鬼子手里的旧仇未消，抛妻弃子，背叛家庭的新仇又结下了。爱人和娘家人对李芸芝的仇恨，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这成为后期写信举报李芸芝，造成他蒙冤入狱的重要导火索。，
李芸芝被判无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但在监狱里没到二十年就出来了，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
1972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崔庸健来中国访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他和朝鲜代表团。在和周总理交流时，崔庸健谈到了他1928年起在中国东北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经历，并谈起了1933年6月参与创建饶河抗日游击队，1936年1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参谋长，次年春任代理军长和往事。并向中国提供一批东北抗联老战友名单，其中有李芸芝。
崔庸健带领朝鲜人民代表团按期回国后，黑龙江省民政厅开始核查崔庸健提供的抗联老战友名单。在集贤监狱里找到李芸芝，因没有评反，也没有核查清楚他的叛徒案情，就按取保候审手续把李芸芝释放回家。
李芸芝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后，开始写材料申诉，要求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省领导批转李芸芝的上访信和申诉材料，责成集贤县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处理，集贤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同志研究李芸芝的材料后，觉得非常震惊。1929年的老党员，共产国际的情报员，抗联团级老干部，这种曲折复杂经历，在小小县城太令人震撼了。他们立即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责成相关部门组成专案组。
1979年，集贤县专案组利用三年多时间，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在虎林和饶河两县开展内查外调，到虎林和饶河档案馆查阅虎林和饶河日伪时期档案，寻找当事人和李芸芝家人亲戚，核实李芸芝的问题。虎林法院厅长梁玉学，配合集贤专案组调查李芸芝案。他曾经到北京找到一些曾在虎林战斗过的抗联老战士。一个抗联老战士拿出一份当年东北日报，报纸上刊有当时东北局领导陈云（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文章称三江一带包括虎密宝饶，是东北红色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个支部在虎林，第一个农会也在虎林。这说明，当时的东北局，是认可虎林红色根据地的事实的，也间接的认可李芸芝在创建东北第一个农会和党组织中的贡献。
经过多方档案和知情人查证，没有发现李芸芝出卖党组织、出卖同志的投降变节行为。其被举报为特务的主要原因，是家人对他参加抗联活动给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产生的怨恨，以及对他为掩护抗联家属而第二次结婚误解形成的仇恨。举报材料是在仇恨心态下，靠怀疑和猜测编造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调查组下定论，对于这些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1979年，集贤县委组织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专门会议，决定将李芸芝案子按冤假错案予以平反，集贤县领导还专门为李芸芝召开平反大会。按抗联老干部恢复了一切政治名誉，享受正团级待遇，补发了一定数额工资……
1979年夏，洗清冤屈的李芸芝回到了阔别几十的故乡虎林，他是带着集贤县委平反结论回来的，也是带着一身的轻松回来的。这份轻松的心情，对于他而言已是久违的了。
当时的虎林县委书记王汉章，亲自接待了这位传奇的前辈：原虎饶地区第一任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创始人。王汉章书记热情接待并问李芸芝有什么要求，李芸芝对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只字未提，而是提出政府能否在仁爱、忠信、倒木沟那一带建一个抗联英雄陵园或者纪念碑？这既是对和他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的一种缅怀，也是对红色虎林能永远传承抗联精神的一种期望。
李芸芝，共产国际红色间谍的特殊职业，早期老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让他对党无比忠诚。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外人误解，亲人结怨，家人遭难，本人蒙冤受屈。这一切，和他所坚守的信仰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他坎坷曲折的一生，让自己受尽屈辱和磨难，也让自己的家人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株连。作为叛徒、特务的子女，他们属于控制使用的人，入团、入党、提干，都受到直接影响。她的前妻，因私愤害了他，得到了报复的痛快。但影响到自己子女的前程，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也应是她最后悔的事情。
那位向日寇告密，令李芸芝身陷囹圄的张姓表妹，事后怕抗联报复，举家迁移到内蒙古扎兰屯居住，几十年也没音信。七十年代时，她曾回过虎林一次。但那时李芸芝还没有评反，她向日寇告密的事，一些亲戚还不知晓。至于在李芸芝出狱后，这位出卖抗日志士的告密者，是否受到了法律制裁，就不是很清楚了。
人生，总有许多沟沟坎坎需要跨越，岁月，总有许多遗憾需要弥补，生命，总有许多迷茫困惑需要顿悟。有些事，轻轻放下就是轻松，有些痛，淡淡看开就是超脱。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平反结论的到来，李芸芝抗联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党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抗日斗争的需要这一点，家人慢慢了解了他，理解了他，也对自己在那个年代轻率的举报而懊悔……
1992年，92岁的李芸芝溘然长逝，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李芸芝，这位坐过日本鬼子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的人。他家境富有，却抛家舍业投身抗日。他为党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国民整体愚昧的混沌年代，他已经成为一名忧国忧民有信仰的人。他被别人误解或不理解，并不是他做错了什么，而是那些误解他的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同流俗的李芸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的品行，正是在这些误解者的质疑声中，不断得到升华……
本文素材、李芸芝照片，均由财政局退休干部柴芳华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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