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介休窑陶瓷纹饰的民俗文化特征

自古以来，陶瓷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有着独特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与地域民俗、风土人情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结为一体。

介休窑作为民窑而存在，其审美倾向与民俗文化必然是息息相关的，金代民俗文化的变化过程也必定直接表现为彼时彼地民众思想观念与生活模式的变化，这是一种随着社会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金代介休窑在反应民俗文化的同时表现出了朴素大方、典雅自然的个性风格，这些特征都为我们展示出历史的别样风貌。

总言之，金代介休窑陶瓷的民俗文化内涵表现在民俗文化产生本源、民俗文化影响下的陶瓷纹饰题材与陶瓷纹饰所反映的民俗观念三个方面，将从这三个方面对介休窑陶瓷纹饰的民俗文化内涵进行论述。

«——【·介休民俗文化产生背景·】——»

古人对于“风”“俗”二字早有论断，他们把由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时尚谓之为“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俗谓之为“俗”，由此可知民俗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除此外，民俗文化的形成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息息相关。

金代介休民俗文化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特征：

从政治影响来看，金熙宗继位后北方逐渐恢复治安，金统治者进行了汉化改革，北方土地较为稳定，统治者不同程度上利用民俗文化以便更好的维持自己的政权，对民众进行教化，正人心、正民俗，可谓故欲振国势，必先挽颓风，挽颓风必先从社会着手，这一时期的民俗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统治者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

从经济影响来看，民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介休地处山西中部，良田荒芜，百业凋敝，经济状况十分萧条。金人入主中原后，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民俗文化在不同经济状况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从思想文化影响来看，民俗文化是时代思想文化的缩影，金代的思想文化是金代民俗文化变迁的关键因素。

金朝在文化方面趋向汉化，朝内贵族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十分普遍，金朝对北宋文化积极学习，可谓“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为后世的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

金代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丰富了此时的民俗文化内涵，在金人汉化的趋势下女真民族与汉族的民俗文化共通共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样貌。

我国十至十三世纪的北方先后建立起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对地处中原的宋朝长期侵扰且南北对峙。

北宋时期与西夏、辽南北并立，宋金议和后宋室南渡，南宋向金称臣，自此形成了南宋与金、西夏的对峙，这段历史时期局面十分复杂，政治方面呈现分裂、对峙的局面，而各民族文化却不断的交流与融合，本文以金代为研究背景，遂北宋与西夏、辽的对立在此不做赘述。

金朝繁盛时期统治范围辽阔，其西部与西夏接壤，西北部到河套平原，东北部到日本海、黑龙江流域一带，南部与南宋以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长期对峙局面，金朝的统治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北方疆域的基础。

金朝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政治文化发展到高峰，治安恢复且经济回升，北方人民的生活在金的统治下逐渐平稳，但章宗后期便有了由盛转衰的迹象，金宣宗即位以来政治腐败不堪、民不聊生，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覆亡。

1127年金军灭辽国后攻打北宋王朝，攻破北宋首都开封，掠走宋徽宗与宋钦宗，在此之前，北方的少数民族仅是中原周边具有副属性质的民族政权，而金朝的统治使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多诸多方面都与中原政权直接对峙。

靖康之变后百姓长期遭受战乱，山西作为各民族交战的主战场，百废待兴，无数窑工南逃，制瓷业十分萧条，直到金世宗即位后宋金休战，社会治安恢复，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其中陶瓷业也日渐恢复。

介休窑于北宋初年创烧，这时期山西地区经常受到辽国的掠夺和侵扰，澶渊之盟后两国逐渐休生养息，宋辽议和后介休窑迅速发展，制瓷技术日渐成熟。

“绍兴和议”后介休由宋入金，介休地处南北货物集散往来的交通要道，在金朝统辖之下介休窑逐渐成为了北方的重要窑口，其陶瓷风格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纹饰风俗的影响。

这一时期北方各窑口在金朝民俗风格的影响下陶瓷纹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介休窑在金代初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逐渐繁荣，兼容并蓄，吸收了北方窑口的先进工艺与纹饰技法，介休窑陶瓷纹饰上的白地黑花、白地黑剔花、白釉刻花等技法都代表金代陶瓷的典型风格，这一时期介休窑也达到了发展高峰期，产量很大、技法独特、纹饰内容丰富有趣，形成了豪放洒脱、浑厚质朴的北方民族风格。

金朝与南宋的对峙过程使游牧民族的统治范围南移，在战争过程中也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有了更频繁的碰撞与交融，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制瓷业也在原本的纹饰风格中融入了许多女真的少数民族特色，使北方陶瓷纹饰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色，此时的陶瓷纹饰逐步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俗风格。

靖康之变后中原地区大多为金所统，这时我国北方经济状况随着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金人入主中原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使得金朝经济状况有所恢复和发展。

金朝初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金太宗完颜晟下诏：“…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

女真族在建立金朝前各部族皆统一使用猛安谋克制，“金军不满万，满万无敌于天下”是对猛安谋克制最好的诠释，该制度是女真族的军事制度，也是女真铁骑所向披靡的根本。

金朝在建立之前，猛安谋克制具有先进性，猛安和谋克作为两个官职提升了作战效率，同时这种制度也是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和爵位制度，世袭的爵位制度保障了士兵南征北战的决心，也有效的推动了女真部族的迅速壮大。

但是金朝建国后，较为落后的猛安谋克制度已经无法与先进的中原封建文化所匹配，猛安谋克制度的世袭制在金朝稳定后使骁勇善战的士兵们逐渐腐化堕落。

同时，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伴随着金朝建国后中原人群的复杂性，猛安谋克制度的管理缺陷逐渐暴露，使金国上下女真人、汉人、渤海人矛盾丛生，金朝面临着管理制度的瘫痪。

金朝统治者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又学习了辽国的南北面官僚制度，继而设立封建汉官制，金朝建国初期多种政治制度并举，使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导致金朝初期经济的凋敝与社会的极度动荡。

金朝统治下的经济命脉都被官方、官僚、大地主所操纵，小工商业者不断破产，经济发展断崖式下跌，激起中原地区的农民、工商业从事业者进行起义与斗争。

金朝建国以来十分崇拜汉文化，并积极学习，金太祖曾下诏：“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金朝诸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对制瓷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金统治者对汉文化的继承使金朝初期的介休窑陶瓷纹饰与北宋时期相差无几，依旧继承了北宋时期朴素简洁、自然大方的审美倾向。

金世宗与金章宗时期是金朝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稳定繁荣的时期，史称“大定之治”“明昌之治”，这一时期的金朝统治者与民休息、孜孜求治，金世宗即位后对内平息叛乱，对外与南宋签订了“隆兴和议”，为金朝带来了稳定发展的四十多年。

金世宗对金朝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调整了土地政策，并且平均赋税、差役，他还开设了“榷场”，发展边境贸易。

金代中期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周边环境的和平宁静，增加了金朝的财政收入，也使百姓的经济水平较之金朝前期有了很大程度的回升。

大定二年金政府取消了各路关税，这项政策使各地商业活动往来更为频繁，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使制瓷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农业、手工业等经济的发展也为制瓷业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各大小窑口之间竞争激烈，艺术形式多样丰富，位于中原地区的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窑口在制瓷技术、产量、质量以及装饰技法等方面都与北宋时期不相上下，且有所超越。

制瓷业的恢复与发展也是金代社会大环境的恢复，这时的介休窑纹饰较之金前期题材更为丰富广泛、构图自由饱满、技法上形式多样，这与金中期制瓷技术的提升与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息息相关的。

«——【·总结·】——»

通过对介休窑相关博物馆的观摩分析与窑厂遗址的走访调查，获得了介休窑陶瓷的大量一手资料，对介休窑陶瓷有了较为直观全面的了解后，梳理了介休窑的发展概况，同时根据介休窑的纹饰图片资料分析介休窑陶瓷纹饰概况，并将金代介休窑陶瓷纹饰与同时期其他窑口进行对比。

从金代介休窑的陶瓷纹饰装饰工艺、构图布局入手，探讨了介休窑陶瓷釉下彩绘、印花、划花等工艺技法，并以具体实例对介休窑纹饰的构图样式、构图法则与构图变迁进行探究，明确了介休窑陶瓷纹饰工艺技法的特殊性与纹饰构图形式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张博泉.金史论稿.1[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刘浦江.辽金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201909.386.

[3]陈万里.陶枕[M].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