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苏军在摧枯拉朽占领东北后，在东北抗联的协助下，迅速稳定了东北局势。当时苏军当局所任命的东北抗联官兵，各个战略据点的警备副司令，一般都身兼三要职，即在苏军内的职务（卫戍副司令）、中共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和中共东北地方武装的负责人（其实，前一个职务是临时性的职务，而后面的职务才是实质性的)。
为了自己的家乡早日获得彻底解放，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这些负责人率领其他抗联战士，利用苏军创造的有利条件，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抗联战士大都在当地与日军作过战，不仅了解当地情况，而且有群众基础，他们得到地下党员的支持，受到当地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苏军与抗联相结合，很快改变了各地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秩序。
抗联到任后第一要务就是协助苏军当局解散各种名目的“维持会”，进一步肃清日伪的残余势力，接管市政、警察、邮电、交通、广播等要害部门。
“长春维持会”、“哈尔滨维持会”曾风光了一阵子。抗联一到，苏军有了真正的依靠对象，便马上把它们解散了。周保中经与苏军协商，“单独成立了长春卫戍司令部办事处，下设公安、社会、工务、政治、特务等部，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地方政府”。
像长春一样，哈尔滨、沈阳、佳木斯等东北几个最大的城市，对敌伪势力打击得都很彻底。几个最大城市的“维持会”既倒，其他地区的“维持会”就维持不下去了，被解散的解散，垮掉的垮掉。在取缔反动的维持会的同时，苏军当局在抗联的协助下还打掉了一批反动武装。
苏军新进入每一个城镇时，一般都不解散市政和警察系统，让他们暂时维持秩序。
这就给日伪分子纠集反动武装提供了机会。宝清县伪警察署署长俞殿昌利用苏军进人县城到抗联到来之前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收罗伪警察、军警特务、土匪和地痞流氓，组织起1000余人的“保安大队”，横行乡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竞敢枪杀当地民主大同盟的负责人。
宝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其他市镇情况虽不像宝清这样严重，但敌伪分子组织一定规模的反动武装力量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反动武装是各地治安的最大威胁。驻东北各地苏军当局在抗联的协助下解散了各地的反动武装，还就势镇压了一批像俞殿昌那样的死硬的敌伪分子。苏军与抗联亲密合作，措施正确有力，东北广大基本群众通过抗联的工作，解除了对苏军的疑惧，东北的社会秩序很快便安定下来。
抗联协助苏军稳定了社会秩序，在各地站稳脚跟之后，随即利用苏军暂时占领东北的有利局势，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点转入初步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为苏军撤走后全面接管东北作准备。
中共在东北站住脚对苏联是有利的。就近期需要看，东北有“某种稳定的政权形式，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从长期需要看，苏联永远不愿看到在“满洲、新疆出现对自己不友好的政权”。抗联在东北建党、建政、建军，既符合苏军在东北建立临时管理体制的需要，也符合苏联保证远东地区安全的需要。
因此，抗联的“三建”工作得到了苏军当局的支持。
抗联的同志到来之前，隐蔽在东北各地的中共党员就开始了活动。随着苏军的到来，受迫害的和转入地下的中共党员和抗联战士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
红军到来之后，从哈尔滨监狱释放出55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满临时委员会，张文斌任书记。另据他们推断，在整个滨江省还有一些独立的小组和武装队伍。
张文斌因曾参加满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而闻名。在与苏军接洽之前临时委员会的活动已经相当公开，印制了大量传单并进行散发，招募新成员。
委员会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
把满洲地区劳动人民团结在苏联红军周围，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尚未根除的日本走狗进行彻底的斗争，协助红军维持当地秩序与安宁；查明和铲除一切敌对活动；扩大现有党组织力量；成立群众性的工、农、学、妇等群众组织。
临时委员会尚未与中央和其党组织建立联系，但已经是被苏军认可的依靠力量。
周保中、李兆麟等领导同志回来之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分布情况，在中共东北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8个地区党委。
此前张文斌等领导的哈尔滨地下党员组成的北满临时委员会与抗联联合在一起，成立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李兆麟兼书记），领导哈尔滨市委以及阿城等哈尔滨周围的12个县委。
随后成立的有中共黑龙江地区委员会、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中共牡丹江地区委员会、中共吉林地区委员会、中共延吉地区委员会、中共长春地区委员会（周保中兼书记）、中共沈阳地区委员会。
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后，以上各地委与中共东北委员会一起全部归入东北局统一领导。
由于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苏军当局不允许东北出现由中共公开领导的军队，中共东北委员会组建新军一律称“东北人民自卫军”。
9月中旬，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于长春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总司令。至10月上旬，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先后成立了各地区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任命了各地区人民自卫军总指挥。
东北建立人民军队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一、各地区军队负责人，均有苏军的公开身份，当地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一身，便于集中统一领导；
二、东北是抗联的根据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兵员；
三、东北有大量的武器装备。
日本关东军缴械的许多武器弹药库，由抗联看管（实际上，苏军将这些武器弹药转交给了抗联)，武器遍地皆是，仅长春一地，截止到10月15日的统计就有：
步枪60000支，轻机枪2000挺，重机枪800挺，掷弹筒500多个，迫击炮20多门，山野炮20多门，各种弹药1200万发以上，随时可以武装入伍者。
东北各地人民自卫军负责人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紧建军和扩军，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就扩充成百上千人”。
长春地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建立了5个步兵团、2个骑兵连，总兵力共约2万多人”；巴彦县在几天之内，“人民自卫军就发展到1500余人，编成3个营”；其他地市县也都建立起人数不等的人民自卫军队伍；至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东北委员会向中共东北局移交关系之前，东北人民自卫军的总兵力已达到7万人。
这批军队足以维持地方秩序，并为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建党、建军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群众组织——东北民主大同盟诞生了。
它由抗联干部、中共地下党员和当地各界民主进步人士三部分人组成，起领导与核心作用的是抗联干部和地下党员，在中共东北委员会和中共各个地区委员会组织领导下工作。
主要任务是处理当地民事纠纷，协助苏军维护社会治安，建立地方革命秩序。
根据《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联军总司令管辖，所有中国籍人民，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的规定，苏军当局无权管理中国居民。
但在苏军占领区，中国民事纠纷和民事案件层出不穷，这些纠纷和案件又往往有敌伪破坏的背景，没有中国的民事机关的协助，苏军当局处于左右为难的地位。
他们往往因不明情况错判是非，颠倒曲直，恶化了同当地中国居民的关系。东北民主大同盟，以群众团体的名分担当起处理中国居民民事的责任，避免了错案的发生，改善了中国居民与苏军当局的关系，协助苏军当局做了大量工作；它又不是政权机构，不致引起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问题。因此，苏军当局对民主大同盟给予全面支持，在东北的所有的大城市、区县、乡镇都建立起东北民主大同盟。
东北民主大同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由选举和协商产生，实际由中共东北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领导。它除了处理民事问题外，还协助苏军当局打击日伪残余势力，取缔反动组织，协助人民自卫军扩军，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实际上是临时政权机构，也是地方自治机构的雏形。
这样，东北就形成了以苏军当局（各级卫戍司令部和警备区）为主，以东北人民自卫军和东北民主大同盟为辅的临时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使苏军得到了中国东北居民必要的支持，顺利地完成了解除日军武装和处理日本战犯与战俘的任务。
苏军在撤出东北之前，东北特别是北满一直保持平稳的局势（国民党特务曾几次试图在东北制造大的反苏事件，都没有成功），加之中共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使苏军当局在长春与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办理各项交涉时无后顾之忧。
东北这种临时管理体制为中共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苏军的全面协助下，抗联先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大部队一个多月、先于国民党军队三个多月进入东北，完成了对东北57个战略据点的占领。
大批八路军、新四军到来之前，抗联在东北已站稳了脚跟，成为大部队的先遣队，在消除来自苏军方面的障碍、解决武器装备和大部队输送等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各地的东北民主大同盟为东北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八路军、新四军一到，由抗联创立的57个战略点的民主政权便水到渠成地建立了起来。
东北这个面积最大、力量最强的革命战略基地就是在这些战略点上发展起来的。
东北人民自卫军和东北民主大同盟的及时建立，还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在东北建军、建政活动。
日本一投降，国民党的政工人员和特工人员就到了东北，与潜伏在东北的“先遣军”在东北各地建军建政。但这些“先遣军”很快就被东北人民自卫军（以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名义）打掉了。
有的地方，就连“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也不允许它挂。10月下旬，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400余位接收大员集齐到长春全面接管东北行政的时候，东北一些要害地区一级行政事实上早已被抗联和随后到来的八路军、新四军接管了。
蒋介石企图依靠苏军，只用文职人员接收东北行政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据1945年《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旅顺口为苏联海军根据地，期限为30年，大连为自由港。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陆上和水面面积大体与1898年沙俄旅大租借地的面积相等。
但苏联借口仍处于对日战争状态，将大连纳入旅顺海军根据地军事管理体制，实际上大连也被列入海军根据地军事管辖之内。
从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到日本投降，这里并未发生战斗，日军不战而降，所有军事设施保留完好。为避免设备破坏和财产转移，苏军总司令部命令第39集团军，从空中、陆路和海上兼程向旅大地区进发。
39集团军是装备精良、勇敢善战的苏联王牌军。司令员为伊·柳德尼科夫上将，军事委员为符·博依科少将和德·佐林少将，参谋长为阿·雅科夫列夫少将。该集团军以坦克兵和炮兵为主，机械化程度很高。
8月22日，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员符·伊万诺夫中将受命率领特种兵分队200余人空降旅顺口。8月23日，苏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一个坦克旅进驻旅顺口。
9月1日，第39集团军司令员伊·柳德尼科夫率集团军作战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和管理局的主要机关抵达驻地，几天后后续部队相继到来。
9月28日，苏联太平洋舰队循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航线，经对马海峡，航行120天，驶入旅顺口，驻旅顺口苏联陆海空军全部到齐。
第39集团军司令员伊·柳德尼科夫上将任海军基地总司令。该集团军副司令员科兹洛夫中将任大连市警备司令，该集团军参谋部侦察处长沃洛申任旅顺市卫戍司令。
苏联陆海空军屯驻基地口岸、车站、岛屿、港口各个要害部位，旅顺口遂又成为苏联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军港。
旅顺口北当中国东北锁钥，西控京津，南压渤黄，东抚朝鲜，处于远东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之它又是远东少有的优良军港，因此它成为19世纪末叶以来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
1898年旅顺口被沙俄强租而去，1905年日本从俄国手中夺走，这回苏联又把它从日本手中（实质上是从中国手中）“拿回”。
“拿回”旅顺口不仅极大地加强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而且表明俄日兴衰荣辱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苏军进驻旅顺口为契机，苏联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露。
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向世界发表广播讲话称，1904年2月，日本“不宣而战，突然侵犯我国（俄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俄国失败了，“那次失败遗下了我国莫大的污点”，他要洗刷这些污点，把日本这些“特别账目算算清楚”。
斯大林把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共同侵略中国的强盗战争说成日本侵俄战争，暗示旅顺口是俄国的土地。
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以及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等苏联远东军的高级将领齐集旅顺口，视察这个在1904一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日军攻占的要塞，举行盛大的庆祝胜利和纪念沙俄阵亡将士的典礼。
华西列夫斯基等人为俄军将士公墓所献花圈的缎带上写道：
“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1945年8月22日夺回了这座城市和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苏军还公开打出了口号“旅顺口是我们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明明白白写着由中苏暂时(30年)“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条约墨迹未干，旅顺口竟变成了俄国的！
在对待旅顺口、中东（中长）铁路的态度上，反映出俄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这个港口和这条铁路不应该是中国人的，而应该是俄国人的。
但大连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除中国人外，还住有朝鲜人、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共计有60万人。
对有如此之多外国人的大城市的管理，光凭苏军本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当地居民中寻求支持。
大连是俄侨居住中心。俄侨的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内战时作为难民迁入的，也有相当数量是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时留住的俄国居民。他们被笼统地称为“白俄”。
其实，经过十月革命后二三十年的侨居生活，苏联国力的日益强大，特别是苏联相继战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使绝大多数的俄侨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从怀疑、仇恨、反对，转变为信任和拥护。
苏联政府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东北苏军的需要，决定恢复大多数东北俄侨的苏联国籍。恢复国籍的过程实际上从苏军进入东北之后就开始了，相当大一批俄侨还主动协助苏军工作并得到了苏军的信任，带动其他俄侨纷纷到当地苏军当局登记，等待领取苏联护照。
对大连的俄侨，苏军当局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他们首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俄国内战时活动在外贝加尔一带最出名的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前俄侨民局局长涅恰耶夫，前赤塔城防司令托克马科夫，还有谢苗诺夫的叔叔谢苗诺夫将军、舒里克维奇将军和前高尔察克第5集团军司令汉任将军等一批白军高级将领。
对普通侨民则大批吸收他们参加城市管理工作。
其次是依靠大连基本工农群众。
9月13日苏军协助董崇彬等9名抗联战士进入大连，任命董崇彬（中尉)为大连市沙河口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玉泉（少尉）任大连市甘井子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季喜林（少尉）任大连市西岗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抗联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了解情况，直接抓基层工作，迅速吸收大批中国积极分子一道工作，大连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状况迅速改善。随后，韩光等一批中共党员来到大连，与董崇彬等一起，建立起各级地方民主政权。大连的绝对安全遂得到了保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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