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工管理这一问题上，报酬的高低显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关于清代刻字工价，相关论述虽不算太多，但也时见涉及。叶德辉《书林清话》最早讨论这一问题，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亦设专门章节及之，此外如刘卫、刘亮《明代绣梓成本考》，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刘蔷《清代武英殿刻书之组织运作与技术创新——基于匠作则例之考察》中关于武英殿刻字工价的部分，宋平生《清代刻书与售书价格丛拾》、陈谊《1913至1935年间中国书籍雕版之工价——以刘承幹嘉业堂刻书为例》等，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与分析。还有一些相关文章，如袁逸《清代书籍价格考》（上、下）、孙文杰《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等，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书籍售价，但其中也不乏涉及刻书工价者。《元诗选》初集，康熙三十三年顾氏秀野草堂刻本，版心有刻工姓名
总的来说，决定刻字工价的因素很多，如刻工水平高低、字体难易程度、刻字数量多少以及所处地域等，都会影响其工价。刘蔷在谈及武英殿刻书工价时，提及“清内府刊刻的每部书，成本都很高”，“如将写刻工价、刷印工价、纸墨、装潢、托裱及匠役、饭食等费用合在一起的耗费，数目惊人，尤其是和私家刻书相比”。可见仅就官方与民间的刻书成本来说，即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不可一概而论。当然，就总体而言，清代的刻字工价是逐年走高的。“清初刻字工价比明季稍高”，至康熙年间“比明万历时适贵一倍”，到清中叶更是逐年递增。嘉庆六年（1801），汪辉祖在其笔记中感慨历年刻字工价之涨幅云：四月朔，属梓人开雕《三史同名录》。曩刻《双节赠言初集》，每百字版片写刻共制钱五十六文，追刻《续集》，增工价七文。丙辰（嘉庆元年）儿辈刻《梦痕录》，又增十七文。今欲仍八十文之数，承揽者尚有难色，强而后可。昨年以文言杭、苏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工。镂版日增，势实使然。
按汪氏《双节堂赠言初集》刻于乾隆四十年（1775），至嘉庆六年（1801）不过短短二十六年，而刻工工价已从每百字五十六文涨至八十文，甚至一百十文。涨价幅度可谓不小。然至清末，这个价格则更高。据石祥考订，丁丙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曾委托时任宁波府学教谕的孙树义代刻《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等书籍，并推算出当时“宁波刻工工价为每百字一百二十六文弱”，“仅为官书局的一半左右”，可见官书局的工价甚至还要再翻一倍。《摄山玩松图》中，当时名流沈德潜给刻书名手顾大展的题跋出现这种情况，当然首先与清代货币购买力下降有关。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清朝货币的购买力，继续下降。三百年间，白银的购买力，约减成三分之一，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涨成六七倍”。从这一点看，清代刻工的工价实际上是明升而暗降的，因为其增幅显然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到了清后期，西方银洋开始流入中国，同时清政府也开始铸造铜元，因此清末至民国的工价开始以“洋”来结算。同样是宁波的工价，民国八年（1919）由宁波文光斋所刻之《八识规矩颂注发明》三卷，其末有识语云“刻工共计字拾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个，连圈在内每字三厘，算付洋四百六十六元四角”，折合每字大概3厘左右，这与同时期周边城市相比，其实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如当时南京金陵刻经处所刻书籍多附有详细工价，挑选其中同样刻于民国八年（1919）者，如《大宝积金论》卷末有识语云“连圈计字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个……共一百三十四元三角二分八厘”，平均每字2.6厘不到；又《角虎集》卷末识语云“连圈记字五万六千七百四十三个，由愿款支给工赀银元一百四十四圆四分”，平均每字仍然是2.6厘不到；又《在家律要广集》识语云“连圈记字十三万六千六百十九个，由愿款支给工赀银元三百三十六元四角五分”，平均每字则只要2.5厘不到。此外，据陈谊考订，“1913年至1916年间，南方（沪、宁、苏、扬）书坊承刻书籍工价（连写刻）约在每千字二元贰角至二元五角之间”，1920年至1927年则因物价上涨而提高至“二元七角至三元之间”。民国八年（1919）如以中间值计算，则每字恰亦在2.6厘左右，与金陵刻经处相合。此外，据上一节讨论郭博古斋时所引叶德辉信札，民国初年温州以及湖南一带的刻字工价，甚至可能低至“每字一千不过洋一元”，即折合每字1厘左右。而这主要还是江南地区的报价，广东等坊刻发达的地区，工价可能还更便宜，以至于清代中后期不少文人都开始辗转赴广东刻字。不过，由于字体、精细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刻书工价并不能一概而论，很多时候还要结合具体的书籍情况来予以分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权页聚珍仿宋体与清刻本字体之比较
（本文选自《清代刻工与版刻字体》第二章之第二节“民间刻字店的兴起及其经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