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桐古的年货大集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贴窗花，点鞭炮，家家过年齐欢笑。......”
我1947年生，从我懂事起，到1958年，这些年过年很有年味！很有神秘色彩！感到很神奇！那时总是盼过年，现在仍记忆犹新，有甜蜜幸福的感觉。
从1959到1972年，这13年过年是困难的、痛苦的过年。前几年是因各种原因所造成的生活困难局面，后几年是政治压迫所造成的难堪、痛苦、尴尬窘境。
从1973年到今年过年才是真正的过年，而且是一年上一个台阶，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提高！真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我高兴，我骄傲！”
根据目前我国的大好形势来看，从今以后，肯定会更好！试想到2020年全国建成小康社会，过年那将是何等的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啊！
【除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在山东老家过年。
除夕（年三十）下午“白日依山尽”时，人们纷纷到村头路口（其实应当到墓地）烧纸，燃香，放些鞭炮，朝已故先人墓地方向作揖磕头，口中念念有词：请老的少的回家过年了！然后双手捧香转身回家，那些已故列祖列宗亡灵在身后紧紧相随，生怕落下。走进家门后，有人拿一根木棍儿横放在大门口。据老人们说，放木棍儿的意义有两个：其一是把鬼魅魍魉拦在门外。其二是警告前来讨债的人，要过年了，过年不能来讨债，如果胆敢进门，拿起棍子，轰了出去！
进正房把香插在供桌的香炉里，燃上两只大红蜡烛，霎时屋子里亮堂起来了，接着又是虔诚跪拜，请诸亡灵归位于墙上高悬着的家堂上各自的位置。家堂面前的八仙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各种供品。大快儿红肉上盖着绿绿的菠菜叶，鸡，鱼，猪头，各种糕点，点着红点的喜庆大馍馍咧开大嘴笑着......香炉里的高香袅袅缕缕，蜡扦上的红蜡满面红光。桌子前面围着一面红底儿彩绣桌围子，上面绣的是彩色龙凤呈祥，祥云，大牡丹花。
这时候天已是完全黑下来了，家家大门口，立上一捆谷草，然后点着，汹汹的火焰遥相呼应地燃烧起来了，火光映红了人们的笑脸，染红了村庄的整个上空。还要同时燃放鞭炮，那炮震天价地响！冒失的孩子争抢那些未响的哑炮，还可以续上药捻燃放，也可以掰开大小两截，点燃玩“猫捉老鼠”，最不济还可以“呲喽花”玩儿。大人们特别关注那燃烧的草捆倾倒的方向，倒向何方，何方就会大丰收！这是人们祈盼丰收的一种活动，老家叫“照青”。（据说，现在不种谷子了，都改用烧玉米秸了。）
家堂是已故先人的户口册，但是只有男性，没有女性一席之地，这就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丑规陋习。我认为把本族的姑娘，媳妇都应榜上有名，以给后人留念。每年除夕之夜全家团圆守家堂时，本族亲门近支院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品茶喝酒，女人们则忙活着年夜饭，锅里热气腾腾，灶里烈火熊熊。一家人说着过年的话儿，讲着过年的事儿，到处洋溢着温馨的喜庆气氛。这时的大人们也特别和气、耐心，给孩子们讲着家堂上先人们的趣闻轶事。也有辉煌的“过五关斩六将”，也有“不开壶”的“败走麦城”，至今历历在目，声声在耳。记得很早就认得家堂上的诸名字了，在明亮的灯光烛影中，我注视着家堂上的已故先人名字，默默记在心里。所以我至今记得我们家族已故五世的先人名字有序排列（我已记录在册，以留存纪念），现在老家好像再没人知道了，家堂、家谱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了。
八十多岁的曾祖母坐在热炕头上，看着绕膝的子孙，四世同堂的一大家子人团聚在这里，高兴极了！
说起俺这位老祖宗可是不一般，自从十八岁进俺王家门，一生中只生了俺爷爷这一个儿子，而且还是遗腹子，“爹没见着儿子，儿子没望见爹”。可是俺这老祖母硬是“傻傻”地守寡育儿没离王家门，始终统率着叔叔妯娌、子侄儿孙艰难地打发着穷苦的日子，直到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因此她老人家的儿孙对她百般孝敬，唯唯是从，邻里街坊也是高看一眼。过年时，前来拜年的人群男男女女，络绎不绝。
我与堂叔长兴（海荣，小我一岁）一起在本族各院中串门看灯玩，大多家门口都挂有一个灯笼，但要数他家的灯最好看。他父亲（有亮）扎的转灯挂在大门外，在漆黑的年夜里，照亮了大半个胡同。那是三爷爷用莛杆制作的，周围糊着一层透明的窗户纸，灯里面点着一支红蜡烛，在火焰燃烧产生的气流动力作用下，蜡烛周围圆圈上的那些小人物、小动物在不停地转动。我站在转灯下面，仰视着那些栩栩如生、花红柳绿的小精灵......我敢说，那时是我看到的最好景象了，至今仍在我眼前转动。快乐的小孩子都手提一只纸糊灯笼，后来也有玻璃的了。他们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满大街的灯光晃来晃去。他们在各家出出进进，过年了，大人们一改平时的吝啬，孩子们荷包里装满了糖果，花生，红枣，瓜子......有大一些的孩子挑逗小一些的孩子说：“你的灯笼困了，该让它睡一觉了！”天真的小孩子果然把心爱的灯笼横倒，让它“睡觉”。轰！灯笼着火了！等他明白过来是上了当时，大孩子大笑着早跑远了，小孩子哭哭啼啼跑回家去了。
那时候没有钟表，大人们看天上的星辰转换位置来约摸时辰，如果是阴天，那就只好靠估计了。都想抢先过年，早点迎接新年。所以只要有一家放鞭炮了，其他人家就都急了，慌了，“快！快！放炮仗，抢年过！”于是此起彼伏，家家都响起了炮竹声。那时关里的炮竹个儿大，像现在的香烟长短，比香烟要粗，不绝于耳的爆炸声也大也宏亮。小小的村庄，房挨房，家连家，家家都放，霎时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一般。一村响起，另一村也积极响应，村村都响起来了。鞭炮爆炸时同时产生火光，这些个火光在除夕之夜各村上空形成了一年只有一次的火红奇葩，给节日增添了无限的亮丽光彩。放完鞭炮，“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这就是过了旧年了，迎来了新年了！女人们把煮熟的饺子用大笊篱箅子端到餐桌上来了，先给先人们放上三碗上供，然后一家人围在一起，高兴地吃起饺子，谁吃着包在饺子里的小铜钱（现在是小硬币），谁有福！
【不忘1959年的春节，国家供应给每户人家三斤面粉，让饥荒中的老百姓吃顿饺子。我家没分到，原因是我二哥在学校里他的口粮中带回一点面粉。当时的魔鬼大队长专横跋扈，对社员出口即骂，抬手就打，饥饿的人们敢怒不敢言。他恶狠狠地说，你家有面了，就不能给你了！那时，人们的自我人权保护意识太薄弱了。国家按人头下拨的，凭什么不给我们？克扣灾民口粮，而且是政府照顾人民过年的，该当何罪！简直是狗胆包天！我们家那一份肯定是让那些狗官私吞了......母亲把妹妹从白菜地里捡回来的干黄白菜叶子做成馅儿，用二哥带回来的那点面粉，包了十几个饺子，放在过年才能喝上的玉米面粥里煮熟，每人碗里三个，我看见母亲碗里没有......这三个饺子是我一生中觉得最好吃的饺子。】——摘自我的《回忆母亲》
【拜年】
吃饺子之前，先给父母家人拜年！吃了年夜饺子，就要出外拜年了，由近及远，尽量不能落下谁家。
“长支出小辈儿”！我们家在村子里是小辈儿，老年人就不用说了，同龄的甚至于比我年龄小的，有好多比我长三、四世。因此过年拜年时，大街上见人必拜没错。那年代兴磕头，到哪家都会看见在家堂供桌前铺着草垫、稿荐，供前来拜年的人们跪下磕头。我们村有王、田、胡三大姓氏，还有李、张、吴、尹，还有两家姓马的，但不是一家马。天亮了，村东头的田、胡等姓氏街坊已来到了村西头我们王氏各家拜年了，我们王氏家族的大人们也去村东头田、胡等姓氏家族去拜年。大年初一这天，全村老老少少见面喜气洋洋，互相拜年，一片团结和气、亲密无间的热烈场面。据说，平时街坊邻居有点小摩擦、小矛盾甚至于“仇恨”，今天在大街上见了面，互相拱手拜年祝福，哈哈一笑，说了话，从此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全村人拜完了年，好热闹的男人们集中到村中间的小学校门口，敲打起了欢快的锣鼓。那时的锣鼓声是全村人们欢庆新年，欢庆节日的共鸣，是全村老老少少欢天喜地的一种象征！铿锵有力的锣鼓打击乐把人们的喜悦幸福心情推向高潮！
我喜爱童年时代我们村的只有在过年时，或者重大喜庆时的锣鼓打击乐声！那时，全村父老乡亲穿上节日的盛装，聚集在村中广场上，沉浸在激动、张扬的锣鼓声乐中。小孩子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身后撒满了离离拉拉的花生糖果。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穿着大红、大绿、大花的新装，头上扎着跃跃欲飞的红蝴蝶，插着绿叶衬着的红花，她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欣赏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不断荡漾开来。男人们在一起，撺掇着能唱两口的喊几嗓子京剧或吕剧，引起了阵阵喝彩声......大年初一这天，一切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激情、热情和亲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期，我们村的锣鼓乐是我们村的骄傲，是我们村神圣的乐章。锣鼓声乐一起，全村老少就振奋起来，高兴起来，忘掉了一切疲劳和烦恼。
可是在六十年代里，这曾使人们陶醉和欢乐的锣鼓声却让人们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十年浩劫”中，本是世世代代在同一个村庄和睦相处的乡亲们，一夜之间，反目为仇。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治你。一套锣鼓家什，各派争抢，都为斗人开批判会召集全村人所用。锣鼓一响，全村男女老少，就像日本鬼子时期，保长锣声一响赶紧集合一样，干活的放下手里的活计，吃饭的放下碗筷，惊恐地奔向村中间学校门口的广场。台前已站满了村里的“牛鬼蛇神”，台上的“造反派”、“保皇派”各占一方，气势汹汹，煞有介事，俨然一副“革命者”的气派！台下的人们惴惴不安的交头接耳，“今天又是斗谁啊”？......
唉！大过年的，不愿再提这些揪心的事儿了。说这些事儿的意思是告诉你，锣鼓打击乐曾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但也曾带来了惊慌和不安，给许多无辜之人留下了惊悸的阴影和刺耳的令人心碎的旋律。
大年初一这一天，就是大拜年！见面就是拜年！说话儿是过年的话儿，“拉呱儿”是过年的呱儿！......总之一片片乐呵呵！一阵阵笑哈哈！我与长兴叔都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棉鞋。三奶奶的针线活与我母亲的针线活都是高手，也许是两位母亲是比赛她们的手艺，通过打扮自己的儿子充分显示出来。我们小爷儿俩的穿戴在同龄孩子们中是佼佼者，很是引人注目，再说我们本身也爱干净。有好多孩子到过年了，还是仍然穿着已经穿了一冬的嘎巴脏棉袄，露着黑棉花套子的破棉裤，穿着透了底儿的破棉鞋，黑皴脚丫子漏了出来，鞋前头平时抹的鼻涕锃光瓦亮，一冬天不洗的两只小脏手手背皲裂得一道道血口子，鼻孔里不时流下来的两道“粉条儿”吸进又流出。他们以极其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们的家长也用一种称羡的眼神看着我们。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家里没条件给孩子做新衣服，二是孩子也没有良好的讲卫生习惯，再就是一些母亲根本就不会做针线，依赖求别人做针线。
我们村有位女人就不会做针线。她是临清县人，1943年她们家乡闹灾荒逃难来到我们村，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一位鳏夫。他们老夫少妻婚后生一子，这孩子比我小几岁。这位女人给丈夫家生下了根，但其丈夫在灾荒年代去世后，她还是带着孩子嫁到禹城去了。可怜的鳏夫传宗接代接续烟火的梦想还是破灭了，不过他肯定是不知道了。这位女人针线活不会，大部都是依靠我母亲给她做。我母亲好说话，也不辞辛苦，年前没黑没白地给她们家赶做衣服鞋子，为的是他们过年一定穿上新衣服、新鞋子。请注意：我母亲都是无偿帮忙！
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一边拜年，一边浏览各家的春联。那时候，没有卖春联的，都是自家写的，自家不会写就求别人写，我们村西头大部分都是家父写的。写这些对联时，我都在场，磨墨、抻纸、晾干、归拢，然后再给各家分别送去，免不了各家会给点小零吃，会给几分钱作为回谢。（那时三分钱就能买一张粉连纸，能自订一本32开的写字本。我把这些钱攒起来，开学可以买些文具用品。）我亲眼目睹这些对联的文字内容，字也都认识了，意思也就是一知半解。我还特别留意那些别人写的对联，尽量去认识和理解，所以那时的那些对联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记得一家的一幅趣联：
一脚踢出穷鬼去
双手接进财神来
又是一年
我还欣赏了我村其他几位老先生的妙笔生花。
记得那时的年三十上午，我和父亲主要就是写对联了。送走了这位街坊，又迎来了那位邻居。有的不识字，分不出上下联，还得帮他贴在大门上。那时我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很愿意去做这些事儿。
注：【长支】：旧时同姓分家，长子繁衍的后代成为一支，为长支。
【稿荐】：稻草、麦秸等编成的垫子，用来铺床，挂在门窗上挡风寒。
【拉呱】：lágu〈方〉闲谈，聊天。
【粉连纸】：一种白色的一面光的纸，比较薄，半透明，可以蒙在字画上描摹，也可以写字。
【小戏 】
童年的春节，在我的记忆里很精彩，神秘，稀奇，至今我仍留恋着童年时的春节。尽管那时没有现在的《春节晚会》，可是现在却没有那时的“草根”小戏。那时各村都有小戏班子，是自发搞起来的，演员也是些草根戏剧爱好者自愿参加的。我们村的小戏班子有吴振祥（花旦）、李玉亭（青衣）、田保玉（老旦），还有王书祥、马元良等都是些“丑角”之类的人物，演些店掌柜、仆人、赶脚的、门子一类的角色，其他角色就记不清了。记得在村子中间湾沿空地上，用些石滚子立起做底座，上面铺上大寨门（大门是村寨东西两大门的大木门），上面、周围遮盖些苇席，还挂些花红柳绿布幕 ，被晚上那些悬挂的提灯照耀着，倒也新鲜光彩。天一擦黑，“华灯初放”，台上锣鼓棒子响了起来，打通三遍后，帷幕拉开，就开戏了。村里男女老少早就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村里几乎“万人空巷”，能出来门的都出来了。也有三里五里的外村乡亲们，当然我们村的也可以去外村看戏。聚集在戏台下，呜呜泱泱，带小凳的坐在前面，带高凳的自觉坐在后面和外围，里面大多是老弱妇幼，壮年男子汉都站在后面。
记得那时的戏有《小姑贤》、《卷席筒》、《马前泼水》、《牧羊卷》......后来听说这部《牧羊卷》的故事就发生在家乡齐河县。不知道是哪出戏里有个“小三姐”，记得吴振祥饰演“小三姐”，田保玉饰演老太太，王书祥饰演开店的，头戴一顶尖尖的白帽子，尖部有一圆毛球随着脑袋的摆动而摆动着，腰扎围裙，肩搭一条毛巾，笑容可掬地高声招呼着客人。马元良饰演推小车的，弓着腰，两手驾着那两根木杆悬挂着的白布上画着车轮的“小车”，车里“坐着”美貌小三姐儿，推车人仄歪着脑袋，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觑觑着那美貌的小三姐，口里不停地咧咧着：“看我哩，看我哩......”
台下的父老乡亲看得津津乐道，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声。人们嗑着瓜子，剥着花生，但眼睛绝不会离开戏台半点儿。这就是那时代家乡人们最高级的文化生活，方圆十里八里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就不一定知道了。小孩子们在台前趴在戏台边上，一溜小脑袋排列在那儿，像摆放了一排“小西瓜蛋儿”，后来这些“小西瓜蛋儿”在逐渐地减少，有的出溜下来就地睡着了，有的被大人领走了......就像鲁迅小时候看“社戏”一样，只愿意看“穿红衫的小丑被绑在柱子上被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鞭子抽打。还有黑长胡子背上插着四张旗的与一群赤膊的人打仗，翻筋斗儿。”却不爱看“那些只咿咿呀呀唱的旦角，最怕那些老旦踱来踱去地唱，更怕坐在交椅上唱。许多功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以为她要站起来了，不料她却又慢慢地放下在原地方，仍旧不紧不慢地唱。”于是打起呵欠来，只觉得演员的脸都渐渐地模糊了，自己的上下眼皮直打架......
各村的小戏班还在附近村庄交流巡回友情演出，加深睦邻友好关系。戏班的演员虽都是自发的，还无任何报酬，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些戏迷或票友，所以也不在乎辛苦劳累，也不在乎有无报酬。所以演戏的劲头特别高涨，精神特别饱满，参加特别积极主动，一丝不苟。记得东庄钱玉屯有位叫王xx的民间戏班名角演员，他专门饰演戏剧中的老旦老妪，演技、口语非常受观众欢迎。可是家中儿女觉得有些不雅，反对他出去演出。于是便把他的鞋子藏起来，锁上大门，阻止他出去。可是戏台上的打通锣鼓一响，他就着了急，团团转，抓耳挠腮的。家里的人都去看戏去了，他到处找鞋，可是家中所有男人的鞋都藏起来了。这时演戏的瘾头占了上风，也顾不得规矩了，跑到儿媳妇屋里，穿上儿媳妇的绣花鞋，翻墙而过逃了出来。
看着台上出现的扭扭捏捏的“老嬷嬷儿”，台下的老伴儿、儿女们都惊呆了！细心的儿媳妇看到了公公爹脚下的那双绷得紧紧的绣花鞋，脸红了，羞得低下了头。她看清了，那是她的过年穿的新花鞋，那鲜艳的鸳鸯戏水是她亲自绣的。
这件事儿迅速传遍了四村八乡，成为美丽的笑谈，至今仍在流传。
注：打通d tng ：在戏曲开演前敲打锣鼓。又称打闹台。（打闹台：戏曲术语。又称打通。旧时戏曲多在乡间野台演出，开演之前先用锣鼓和唢呐演奏，借以招徕观众。演奏分为三通，每通之间停息片刻。）
过了年，唱戏的唱戏，还有一帮耍龙灯舞狮子的社火群体。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村的旱船，花车，“八仙过海”高跷队，耍枪弄棒翻跟斗的高跷队……高亢的激动人心的锣鼓乐队在前面开道（提大铜锣的忘记是谁了，吹唢呐的是胡二发，捧笙的是曹洪祥，敲小鼓的是李玉亭，敲小钹的是吴振祥，......），后面的这些民间的玩耍杂艺边走边表演，观众队伍中的灯笼火把映红了半边天。村里家家“铁将军把门”，扶老携幼都出来看热闹。大街上，人山人海，万马奔腾，好一幅国泰民安，太平盛世景象。
最引人注目的是跑旱船，彩船篷上的五彩缤纷绸子随着彩船的飘动而摇摆。装饰得花枝招展的旱船前后各放一盏明晃晃的大蜡灯，灯把中间坐船的美女映照得更加光彩照人，船是“美女”驾船走动的，肩上的背袢挂着船体，船舷下飘动的白布下时隐时现出美女走动的双脚，那大花鞋上的红花球格外显眼。那时的驾船人是王有章（后来是田方全），打扮得像唱戏的花旦一样美丽光鲜，灵活的脚步走动使旱船真像是在水上荡漾。还有一位配合的撑船人（这人是曹洪祥，后来是王有安），撑船人像戏中的丑角，手持一把船桨围绕着船的前后左右，做着夸张的划船花样动作，坐船人与划船人互相挑逗，滑稽可笑，引人捧腹。二人的精彩表演博得了众人的阵阵高声喝彩，这是队伍中的亮点。
彩车是由三人组成，车子也装饰得非常漂亮。后面是推车老汉（由马元良、王恩圣扮演），两手撑着车把，身着皂衣，头戴一尖尖白帽儿，帽子顶端有一个白绒球，那球随着老汉左右仄歪的头不断地飘动着。两手撑着车把，躬着腰，歪歪扭扭地向前推车，不时向两旁观众 做些滑稽的鬼脸，左顾右盼老想与美女搭讪，口中不时念叨“小三姐儿，看看我！”“小三姐儿看我哩！”。车里坐的是一位妙龄姿色女郎（由胡洪恩扮演），红妆裹身，樱口桃腮，头饰晶莹剔透，梳一黑油油的长辫子，含情脉脉，羞羞答答。那美女粉饰得国色天香，使人动容。那美女也不时地向人群明逗媚眼，暗送秋波，勾引得小伙子们心猿意马，蠢蠢欲动。前面是一拉车的“傻小子”，大麻脸儿，头扎“朝天锥”，肩背拉车绳，手拿一把破扑扇，边走边做些逗人的动作（是王恩厚扮演），小孩子们跟在他身后，不时地趁他不注意时揪他一把就跑。
我们村里的男人们大多都会踩高跷，与我同龄的伙伴们大多都会，只有我不会，我也曾试过，可是终究还是因为胆小不勇敢而退缩了。我非常羡慕那些腿上绑着高跷的人自由地走来走去，还能走出些花样儿，还会蹦蹦跳跳。他们也穿些五颜六色的戏装，古装，脸上也搽些唱戏的脸谱颜色。有八仙过海的神仙，还有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各路神灵……队伍里还有有些拳脚工夫的人打打拳，踢踢脚，翻翻跟斗儿。
后些年又加入了些学生队伍，学生阵中有花棍儿，腰鼓儿，秧歌儿……花棍儿就是每人手持两根一米多长的细棍舞动，花棍儿的两头包块红绸子布。花棍上涂着弯弯曲曲的彩色线条，在领队的指挥和哨音的口令中，有节奏地发出清脆的击打声。腰鼓队有十八个队员，我是最小最矮的一名，排在队伍的最前面或者最后面。领队的马老师手操两只拴着红绸子的大铜钹上下大幅度地挥动着，发出咣咣的悠长的铜金音。队员们都头包白色羊肚子毛巾，肩背腰扎着红色腰鼓。手中的两根鼓槌儿带动着两块红绸子漫天飞舞，腰鼓发出整齐的“咚巴--咚巴--咚、咚、咚巴”声，还有些不断翻新的花样动作，这都是马翔云老师组织教练的（马翔云老师是老齐河县城马府后裔，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时的锣鼓等乐器是村里的集体公共财产，大鼓有一米多高，声音浑厚深沉，大铜锣象个鏊子，那么大，只有大人才能提得动。大锣铿锵有力，刚柔相济，悠扬深远，还配有小铜锣清脆刚强的欢快声，另外还有铜钹大中小三对儿，铜旋儿（也叫当当儿），这些声乐器敲击起来，节奏鲜明，雄壮威武，气贯长虹，震撼山河。
各村社火队伍互相交流巡回表演，以示村与村之间互相拜年，加强友好睦邻共处关系。还集中在乡镇联合汇演，友谊比赛，一试高低。那场面群情鼎沸，激动人心，轰动四面八方！
【注】：社火是中国民间一种庆祝春节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也是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等的通称，具体形式随地域而有较大差异。
【串亲】
老家过了年，正月初二是嫁出的闺女和女婿一起回娘家拜年的日子。尤其是第一年回娘家的新婚夫妇，岳父母全家将非常郑重地接待新“姑爷”。老家北屋是正房，进客厅门靠后墙都是八仙桌子，两边各摆放一把太师椅。左边（桌子东边）是上座，是给新“姑爷”备好的座。今年虽然其他姑爷都是“连桥”姐夫，“资格”老，年龄大，但也只得靠边儿坐，就是这一家的上辈儿老“姑爷”也得屈尊让位于这位新妻侄女女婿。开席前，把大桌子拉开，两太师椅往里移动，新女婿被推让到左首正座上，正襟危坐。右边的座一般就是其他姑爷中资格较老的人选了，下边就按辈分大小，年龄大小，依次入座。请注意：这个座席位置，主人或者主持人一定要安排得当，否则不满意者酒后会闹事儿。我们村王xx，过年去东乡岳父家拜年。主持人没怎么拿他当回事儿，安排的座位有些不合适，王xx脸上不悦，心中不快，几杯酒下肚起了作用后，就借酒遮脸儿把大桌子给掀了，弄得杯盘狼藉，一塌糊涂……然后扬长而去。岳父一家怎能奈何？酒席不欢而散。
按惯例，妻兄妻弟坐在最下首，还得上烟敬茶斟酒，毕恭毕敬，满面笑容，四面春风，八方玲珑。宾主坐定，酒菜上席。席间大家都陪着新姑爷饮酒把盏，连桥们轮番分别向坐在首位的新姑爷敬酒。百般殷勤恭维之中，不能不说没有想让新连桥多喝点儿出点儿丑的友好“伎俩”。岳父老泰山只是微笑着，不支持，但也不阻止。过年就得热闹热闹，平时也难得相聚这样齐全完美。妻兄也不好意思起哄小妹夫，妻弟则摇旗呐喊，与众姐夫结成统一战线，向新姐夫大举进攻。旁边可急坏了岳母娘和新婚不久的小娘子，岳母讪笑着、嗔怪着这些老女婿，恐怕让新女婿喝多了当众出丑。大、小姨子只是看热闹，新娘子则伶牙俐齿从外围向姐夫们口头还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丈夫一边，但是上不了阵，解不了围，帮不上忙儿，使不上劲儿，直跺脚儿，干着急儿。回过头来，瞧瞧众姐姐，嗔怪姐姐们不够意思，姐姐们偏装作没看见，只是抿着嘴儿地笑。看看八九不离十儿了，岳父下令鸣锣收兵，救了新姑爷的驾。其他姑爷虽然余兴未尽，但慑于老泰山的龙威，也只好作罢。回过头来还装模做样地向小姨子讨好卖乖、致意道歉，小姨子白眼翻天，鼻子直哼哼。
这种现象在那时的确是这样（据说现在还是这样），当然都是烘托过年快乐气氛，大家都乐呵乐呵，并非有恶意。以后就没有这种场面了，没有那么多闺女和姑爷了。
那时头一年的新婚夫妇回娘家都是乘坐马车、牛车，自己没有就借别人家的，还得求个赶车的。以前都是木轱辘车，后来农业合作化以来，合作社里换上了胶皮轱辘车，既轻巧又舒服。车棚是自己扎的席棚，就像江南水乡的乌篷船一样。
1957年春节后，大哥与大嫂新婚头一年去给岳父拜年，用的是我村兴华农业合作社的马车，是胡洪恩叔的赶车的，蒙古大洋马，红绿彩绸，铜铃串串，马蹄哒哒，铃声叮咚……那时是很气派的了。记得出发时还在车后放了一挂鞭炮，以示欢送。
并不是都坐车，车少排不上号，大多还是步行走。那时全村也没有一台自行车，只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大队才买了一台新自行车，头批国防牌，车圈是黑色油漆，还有两道红线，青岛产，后来改名金鹿牌了。
山东老家春节后的天气就不冷了，从大年初二开始，纷纷出门走亲戚拜年。大道上南来北往的人特别多，人们都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并非都是自己的，也有借的别人的），挎着个竹篮子，或者背个布包，里面是拜年的礼物。无非就是些大馍馍，菜馍馍、枣花卷子、粽子，再就是两包点心，这就是不错的礼物了。“过年的礼儿，薄起纸儿”，就是这点薄礼儿，主人一般都不留下。如果客人执意要留下，经过双方撕撕把把，拿出来，又装上。这样反复几次，最后留下面食一类的，或者再装上自己家的换换样，那两包点心是万万不能留下的。谁都明白这两包点心一定要走完所有的亲戚才能完成它的使命。这两包纸包的点心经过多方旅行，家家户户的出出进进，最后已粉身碎骨了。就是这些点心碎块粉末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得到的。有老人的给老人吃，有孩子的给孩子吃，这种点心当时每斤不过5角钱左右。点心碎了，馒头也个个儿被风呲裂开了大口子，摩擦的面目全非。
我说的这些，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相信，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亲朋好友之间没了来往。已经没法来往走动了，个人吃饭都没有保障，客人来了怎么招待？“穷怕来客富怕贼”。那时真怕家里来客人，所以亲朋好友也都不来往了。记得母亲的娘家二侄女梅姐那时路过我们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到亲姑家讨口吃的。我妈心疼侄女，把从食堂领回来的那份可怜的饭，一个野菜窝头（含微量粮食），给梅姐吃了，自己却只吃了些野菜。梅姐终生难忘亲姑的恩情，经常提起。这就是“人饿时帮一口，强起人不饿时帮一斗”的真实写真。这一个糠菜窝头关键时刻救了梅姐的一条命，如果不是这个窝头，也许梅姐就回不到离姑家还有六公里的自己家——康庄。
那时候虽然没有“朱门酒肉臭”，可是“路有饿死骨”却并不稀罕啊！此言并非危言耸听。
【待客】
过年时家家买的那点儿少的可怜的肉、鱼等食品，自家人舍不得吃，留着招待来串亲拜年的亲戚朋友。招待客人的餐桌上摆放的菜肴是主人精巧设计的，菜盘里的炸鱼、炸藕合、豆腐泡、炸丸子等是切成的小块，然后排列起来，中间是空的，因为这样可以以少量的菜肴看起来是大满盘。别以为主人是玩儿虚的不实在，就是因为穷没有那么些东西啊。吃饭时上大碗菜，碗里是炖白菜，炖豆腐，炖粉条，炖萝卜等。上面是切得溜薄溜薄的肉片，摆放在上面只是一层，那肉薄得真像灯笼纸一样，透过肉片能看清底下的白菜萝卜。另外的菜碗里有同样拼摆的藕盒，丸子，粉皮片等也都是覆盖在上面。吃饭就是馍馍了，有纯白面的，也有掺些白玉米面的，为的是省白面。喝的酒是用地瓜干酿制的散酒，是在三十里外禹城酒厂用地瓜干兑换来的，谷糠和高粱萼子也能换酒。
山东老家冬季并不冷，只是门窗都透风，室内外几乎一样冷。白天太阳出来了，外面比屋里暖和，中午太阳照到屋内，几乎照到北墙上。宾主入座，酒菜陆续上齐。酒是筛热的，用一小酒盅斟满酒，用火柴点着，蓝蓝的火苗立即着起来了（那时的酒都是纯60度，一点就着）。把装上酒的酒壶拿起来，在火上筛酒，酒壶有立式的，也有卧式的，有锡的，铜的，后来是瓷的。酒杯小得可怜，号称“豆皮盅”、“牛眼珠子盅”，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热酒斟满，趁热宾主一起举杯共饮。这时的菜已凉了，大家在主人的热情招呼下“吃菜，吃口菜，压压酒！”都小心翼翼、温文尔雅地夹起一点点放到嘴里，就把筷子撂下了……
别看菜码不大，数量不多，喝完酒，吃完饭还剩下许多。虽都想吃，但谁也不愿意落下个“没出息”的名声，在谁家都是一样，都心照不宣。撤下席来，主妇把干货再收留起来，准备下次回回锅再另招待客人。家中妇女、孩子把剩下的白菜萝卜粉条豆腐残羹剩菜热一热，凑和着在饭屋里的锅台边上、风箱盖上吃了，孩子们也都吃的津津有味。
酒杯虽小，但主人也能让你喝足了。自古以来，喝酒都是热情地劝别人多喝点，一般都不吝啬，几杯酒落肚话都多了起来，分别谈起各自村里家里的事情，那时谈的多是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总路线。（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小时候，我也随母亲去走亲戚，去宣章屯姥娘家，去大黄庄我母亲的姥娘家，去林庄大姑家，去于徐庄二姑家……到哪家都得磕头拜年，但很少收到红包，都是穷亲戚，没有钱给。就是给也就是一百、二百的，请注意：那时的一百元就是现在的一分钱，能买个小扦子馍馍。
记得姥娘见了外孙子亲得不得了，搂到怀里直亲。到姥娘家先是抱些干草，在屋里点着烤烤火，顿时冷冷的土屋里暖和起来了，身上也暖烘烘的了。接着姥娘去饭屋点火煎饺子，这叫“见面饺子”。姥娘煎的饺子，黄黄的嘎巴皮，冒着热气，真好吃。
还记得舅舅打烧饼，那新出炉的烧饼，一面鼓鼓的，黄黄的，上面洒满了芝麻粒，闻着香香的，嚼起来嘎嘣嘎嘣的，好吃极了！要是上锅馏一馏，真肉头！夹上些菜蔬熟肉，那更好吃了！可惜舅舅的这门手艺失传了。在关外半个多世纪，始终再也没吃上这种烧饼了。
前面说到走亲戚拿的礼物，招待客人饭菜的寡淡和虚假，吃饭饮酒时主人的虚浮……等，请你不要笑话乡亲们的吝啬、“小气”，他们实在是太穷了，穷得难以想象，所以没法大方起来。现在则不然了，关里大哥、侄子前几年来时说，时下来客人，鸡鱼肉蛋都上桌子可劲儿吃，瓶装酒可劲儿喝，再也没有前辈那样穷苦的日子了。
“有粉谁不往脸上擦啊”，都是一个“穷”造成的！都说“人穷志不短”，可是真正穷到家了，就涨不起“志”来了哇。
回忆起前辈们那时的窘境窘态，也真替他（她）们难为情……
到这儿，过年的事儿就先说这些吧！曾经的过去虽然贫穷落后，物质匮乏，但回忆起那时的过年来仍是回味无穷，余音绕梁，心中仍充满着不舍的眷恋和无尽的回味。
啊！我童年时的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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