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章之美，前人之述备矣。明代茅坤曾说它“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蓄百家，包括万代”。这与唐代韩愈所说的“雄深雅健”也差不多。《史记》这种惊天地、泣鬼神，气势豪迈宏放的文章风格，与前述的那种塑造人物，选择题材，和安排特定的情节场景是相一致的。但这样说还不够，似乎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朴拙”。朴拙才能使文章浑厚。朴拙、浑厚、有气势、有感情，这才是《史记》文章的基本风格。……
我们说《史记》朴拙，除了表现在上述的粗笔浓墨外，更重要的是它带有一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它像是滚滚洪川，鱼龙漫衍，泥沙俱下；又像是苍山老林，尽管它有指说不尽的枯枝败叶、偃木斜柯，但是它那种古朴浑茫的原始气象，却永远不是任何整齐茂美的园林所可追拟的。司马迁的文章，激情滚滚，一气写下，情之所至，笔亦随之，至于有些矛盾、有些岔头、有些漏洞，他是不大计较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谁不知道这段话的事实有错误呢？但又有谁因此去责怪司马迁呢？说话的人说清了，听话的人听懂了。心领神会，得鱼忘筌。
当然，我们并不是嗜痂成癖，这种错迕纰缪的东西太多，终究是不好的。班固早就说它“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这里面有因为他死得太早、太突然，文章未及细校阅、细打磨的缘故，但是同时这里也有一个审美观的问题。当时人们写文章往往就是只注意大关节、大道理，而不大顾这些细枝末节。例如贾谊的《过秦论》就是一例，三篇文章中被后人攻驳、订正的事实达五六条，但历代人们又都交口称誉这是汉代少有的大手笔、大文章。
《史记》文章的这种朴拙、这种原始气象还表现在它的语言上。《史记》使用的基本上是一种稍加规范的书面语，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的一部分口语。由于作者注意追求故事的生动，追求文章的气势奔放，追求情感的酣畅淋漓，因此他随意挥发，以致使得许多地方不合“语法”，或失之过简，或失之过繁，或丢上句，或缺下句，而作者对此又都似乎在所不顾。倘若以刘知几和王若虚的观点来审定《史记》的语言，那么《史记》应该修改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们在看待这种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司马迁的审美观和他建立在这种审美观之上的对文章语言的要求，而不能轻易地说它“不合语法”，或用“疏略”、“冗复”一类的考语去指斥它。例如《项羽本纪》：“当是时，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诛乱”二字下语气未完，应有“固宜为上将军”等字样。因为这样易与下文重复，故史公略去，而直接用叙述语补足。《张耳陈馀列传》：“陈馀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魇、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必如公言”四字下，亦语气未完，而借着后面的叙述语将意思补足了。但这就刚好把当时的遑急状态表现得异常清楚。……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写人、写事，而不是像后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地推敲字句，因此尽管它有毛病、有纰漏，但是它真实、自然、朴拙；韩柳以下的文章左规右矩，炉火纯青，一篇篇如精金美玉，光彩照人，但是像司马迁那种感情充沛、气势雄浑、笔墨朴拙的文章却很难见到了。
——韩兆琦：《〈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商务印书馆2016年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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